引言：
在革命战争年代，有这样一位年仁女子，她以＂红色间谍＂的身份，深入虎穴，在国民党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的眼皮底下从事情报工作。她叫张露萍，原名余薇娜，1921年出生于四川崇庆。她18岁就担负起与敌周旋的重任，在军统电台担任联络员期间，为党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然而，就在这看似一切顺利的时候，一场意外和一个叛徒的出现，让她的身份暴露。当她带着对＂哥哥＂张蔚林安危的担忧，匆匆赶回重庆时，等待她的却是早已设好的圈套。这位年仅24岁的姑娘，最终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她又是如何在敌人的审讯中展现出超乎寻常的意志力的？
一、少女投身革命
四川崇庆县的余家，在当地是一个书香门第。张露萍的父亲余泽安虽出身世代读书人家，却因为时局动荡，只能在一所私塾任教。私塾的微薄收入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余泽安不得不在教书之余还要兼做些账房先生的工作。
在这样的家境下，年幼的张露萍（时名余薇娜）从小就学会了节俭。她常常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却总是把它们洗得干干净净。1928年，七岁的她背着布书包，迈着小步子走进了崇庆县城的启蒙小学。在那个女子读书还不被世人认可的年代，能让女儿读书，这充分体现了余泽安的开明思想。
然而，1930年的一场变故，给这个原本宁静的家庭蒙上了阴影。当时盘踞在四川的军阀余安民看中了张露萍的长姐余家彦的容貌，不顾她和家人的反对，强行将其纳为妾室。这件事给九岁的张露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亲眼目睹姐姐是如何在军阀淫威下痛哭流泪，却无力反抗。
不久之后，二姐的早逝更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二姐因为一场大病，却因为家中无力承担医药费，最终含恨而终。这两件事深深刺痛了年幼的张露萍，让她对旧社会的黑暗有了最直观的认识。
1937年，十六岁的张露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成都蜀华中学高中部。在这里，她遇到了改变她一生的人物——同学的父亲车耀先。车耀先是一位进步知识分子，他常常向学生们介绍抗日形势和进步思想。在一次课后谈话中，车耀先向张露萍讲述了延安的情况，讲述了共产党人在那里建立的新型政权。
这些故事深深打动了张露萍。当时的四川，虽远离抗日前线，但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状况却触目惊心。每当她从学校回家，都能看到街头巷尾因饥饿而倒下的百姓。她开始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社会现状？又该如何改变这一切？
在车耀先的帮助下，张露萍最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放弃安稳的学业，前往遥远的延安。1937年深秋，她告别了家人，只带着一个简单的行囊，踏上了这条充满未知的革命道路。从此，一个新的名字＂张露萍＂，开始在历史的长河中崭露头角。
二、延安岁月的蜕变
1937年冬天，张露萍抵达延安。寒风凛冽的黄土高原上，这座革命圣地以它独特的方式迎接着这位年轻的川籍女子。初到延安时，张露萍被安排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这里，她第一次接触到了系统的革命理论教育。
白天，她和其他学员一起在教室里认真聆听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课程；夜晚，她则和同学们围坐在昏暗的油灯下讨论时事政治。张露萍很快就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尤其在文艺方面表现突出。
在抗大的文工团里，张露萍成为了一名积极的文艺骨干。她组织编排了多个反映革命斗争的节目，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她指挥的大合唱《干一场》。这首歌由她根据当时流行的秧歌调改编，融入了革命的内容。在她的带领下，整个合唱团的歌声响彻延安的山谷，为战士们带来力量和希望。
1938年春，十七岁的张露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组织安排她进入中央干部训练班深造。在训练班期间，她遇到了同样来自四川的青年干部陈宝琦。两人志同道合，常常一起讨论革命形势，探讨理论问题。渐渐地，这份革命友谊发展成了一段纯真的爱情。
训练班的生活并不轻松。当时延安物资匮乏，学员们除了要完成繁重的学习任务，还要参加劳动生产。张露萍和其他女同志一起，在山坡上开垦荒地种植蔬菜，在河边挖窑洞建造教室。即便是在最艰苦的日子里，她也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
一次重要的演出活动中，张露萍创作并导演了一出表现川籍青年参加革命的话剧。这部作品真实反映了她和同乡们的经历，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演出结束后，时任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的陈云专门找她谈话，对她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
1939年初，张露萍和陈宝琦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不久，组织上考虑到她的表现和能力，决定派她执行一项重要任务。当时，党组织正在寻找合适的同志打入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地下工作。张露萍的表现引起了组织的注意。
就在这年秋天，组织找到张露萍，向她传达了一项秘密任务：前往重庆，打入军统内部。面对这项危险的任务，张露萍没有丝毫犹豫。她和新婚丈夫告别，带着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离开了生活了近两年的延安，踏上了前往重庆的路程。
从此，这位在延安度过了人生最美好时光的年轻女子，开始了她真正的革命生涯。而那些在延安的经历，那些文艺演出的欢乐时光，那段短暂的新婚生活，都将成为她日后在敌营中支撑下去的精神力量。
三、潜伏军统的危险岁月
1939年冬，张露萍以一个普通女学生的身份抵达重庆。经过组织周密安排，她成功打入军统电讯总台，成为了一名电讯员。在这里，她以＂张露萍＂这个新身份开始了危险的地下工作。
军统电讯总台位于重庆市区一栋不起眼的三层楼房内，每天需要处理大量往来电报。张露萍凭借在延安学到的无线电技术，很快就熟悉了工作流程。她被安排在夜班工作，负责接收和发送军统各地站点的密电报。这个位置虽然清冷，却为她获取情报提供了得天独遇的机会。
在总台工作期间，张露萍与地下党员张蔚林和冯传庆建立了联系。三人以兄妹关系作为掩护，在重庆城中频繁接触却不引人怀疑。张蔚林化名＂老张＂，经营着一家小茶馆，这个茶馆成为了他们传递情报的秘密据点。
1940年春，一个重要的机会出现了。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的秘书因病请假，张露萍因为工作认真，字迹工整，被临时调去戴笠办公室帮忙处理文书工作。这个机会让她能够直接接触到军统最高层的机密文件。
在戴笠办公室工作期间，张露萍遇到了一次严峻考验。一天晚上，她正在整理文件，突然发现一份关于＂天官府事件＂的密件。这份文件详细记录了军统准备在重庆天官府一带抓捕地下党员的计划。当时已临近下班时间，办公室只剩下她一人。她迅速记下了关键信息，并在第二天通过＂老张＂的茶馆将消息传递出去，成功挽救了多位同志的生命。
1941年夏天，张露萍在工作中截获了一份极其重要的军统密电码本。这本密码本记录了军统与各地特务组织联络时使用的最新密码。为了不打草惊蛇，她利用夜班工作的机会，将密码本的内容一点一点地默记下来，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这项工作。这份密码本的获取，让党组织能够破译大量军统的秘密电报，为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情报支持。
随着工作能力的显现，张露萍渐渐得到了戴笠的信任。1942年初，她被调入戴笠的核心秘书组。这个职位让她能够接触到更多机密信息，但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每天，她都要面对戴笠的直接询问和观察，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身份。
在这段时期，张露萍和同志们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联络方式。她会将获得的情报用特制的隐形墨水写在普通书信中，由＂老张＂的茶馆里的跑堂小二送到指定地点。这些情报为党组织及时掌握敌情，调整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2年底，一次意外的检查险些暴露了她的身份。当时戴笠突然下令对秘书组所有人员进行背景调查。张露萍临危不乱，利用提前布置的关系网，成功通过了这次检查。这次经历让她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也让她更加谨慎地开展工作。
四、身份暴露后的严酷考验
1943年3月的一个雨夜，张露萍正在军统电讯总台值夜班，突然接到＂老张＂发来的紧急信号。信中提到有叛徒出卖了地下组织，建议她立即撤离。然而，就在她准备离开时，军统特务已经包围了电讯总台的大楼。
当晚，张露萍被押解到军统位于重庆曾家岩的特务处。这座由日本战俘建造的地下监狱，是军统审讯要犯的重要场所。特务处的审讯室内，戴笠亲自主持对她的审讯。面对昔日的＂得力助手＂，戴笠采用了软硬兼施的审讯手段。
第一轮审讯中，戴笠摆出了大量证据，包括张露萍传递情报的部分记录和叛徒的供词。他许诺只要她配合交代，不仅可以既往不咎，还能给予重用。面对这些诱惑，张露萍始终保持沉默。
见软的不行，特务们开始施以酷刑。他们先是用橡胶棍殴打她的身体，继而用带倒刺的竹签刺入她的指甲。在长达数小时的酷刑中，张露萍咬紧牙关，一言不发。特务们又用电刑，将电极接在她的耳垂和手指上。每次通电，她的身体都会剧烈抽搐，但始终没有透露任何组织的秘密。
为了摧毁她的意志，特务们将她关进了＂水牢＂。这是一间特制的牢房，地面常年积水及膝。牢房内不设床铺，犯人只能靠着潮湿的墙壁勉强休息。在这样的环境下，张露萍的双腿很快就浮肿了，但她仍然保持着坚强的意志。
1943年4月，军统抓获了与张露萍有联系的地下党员张蔚林。特务们将两人关在相邻的牢房，想通过互相揭发来获取更多信息。然而，这两位革命战友即使在狱中也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没有透露任何对组织不利的信息。
在关押期间，张露萍遭受了各种非人折磨。特务们试图通过饥饿来击垮她，经常几天不给她食物。当她因饥饿昏迷时，他们就用冷水泼醒她继续审讯。即使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她依然设法与隔壁牢房的同志们通过敲墙的方式互相鼓励。
1943年5月的一天，特务们将奄奄一息的张露萍从水牢中拖出来，准备进行最后一次审讯。这时的她已经瘦得皮包骨，但眼神依然坚定。戴笠最后一次劝降未果后，下令对她执行死刑。
1943年5月15日，在重庆歌乐山下的一处荒地上，年仅24岁的张露萍与其他几位革命志士一起，慷慨就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没有向敌人屈服。特务们在清理她遗物时，在她破旧的衣服夹层中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写着：＂宁死不屈，永远忠于党＂。
五、革命精神的永恒传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地下党组织派人调查张露萍在军统被捕后的相关情况。通过幸存的革命同志和当地群众的证词，张露萍在军统服务期间为党组织提供的重要情报逐渐被整理出来。这些情报包括军统的密码本、特务名单、组织架构等重要军事情报，为革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重庆解放后，中共重庆市委专门成立调查组，深入走访了解张露萍的革命事迹。在走访过程中，调查组找到了当年与张露萍一同在军统电讯总台工作的李秀珍。李秀珍详细讲述了张露萍如何利用职务之便，将军统的重要情报通过特殊渠道传递给党组织的经过。
1950年，在歌乐山下发现了当年牺牲烈士的遗骸。经过法医鉴定和相关人员辨认，确认了其中包括张露萍的遗骸。重庆市人民政府决定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为张露萍等革命烈士修建纪念碑。1951年5月15日，在张露萍牺牲八周年的日子，纪念碑正式落成。
1952年，张露萍的丈夫陈宝琦带着他们的战友来到重庆，追思这位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妻子。陈宝琦将张露萍在延安时期创作的诗歌、文章和书信整理成集，捐赠给了重庆革命历史博物馆。这些珍贵的史料真实记录了一位革命女性的成长历程。
1953年，重庆市文化局组织编写《重庆革命英烈传》，将张露萍的事迹编入其中。通过采访幸存的地下党员，编者们还原了她在军统潜伏期间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比如她如何利用茶馆传递情报，如何在危急关头销毁证据，以及如何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与组织保持联系。
1956年，张露萍的母校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今重庆师范大学）在校园内设立了＂露萍事迹陈列室＂。陈列室展出了张露萍在校时期的学习用品、课堂笔记等实物，以及她参加革命后的相关照片和文献资料。这些展品生动展现了一个普通女学生如何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
1960年代，重庆市各界开展了学习革命先烈的活动。张露萍的事迹被改编成话剧、歌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工厂、学校、部队等地巡回演出。其中，由重庆市歌剧院创作的歌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真实再现了张露萍在军统潜伏时期的斗争场景。
1978年，为纪念张露萍等革命先烈，重庆市在歌乐山建立了革命烈士纪念馆。纪念馆收集整理了大量关于张露萍的历史资料，其中包括她在被捕前写下的最后一封家书，以及狱中留下的血衣和遗物。这些实物见证了革命先烈为理想信念献身的崇高精神。
1980年代以来，张露萍的革命事迹不断被新一代人传颂。重庆多所学校将她的故事编入校本教材，组织学生参观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每年清明节前后，众多市民自发来到歌乐山烈士陵园，向张露萍等革命先烈献花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