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一个深夜，毛主席紧急致电周总理：“你立刻来我这里。”电话是毛主席亲自打的，见面后毛主席叫他“翔宇兄”，周总理心头一惊：一定是出大事了。

“翔宇”是周恩来年轻时使用的字，本来是幼年时的私塾先生给起的，这些年基本已经不用了。毛主席用革命战争年代使用的字称呼自己，这让周恩来心里很是忐忑。

“莫非是小超将这个事情告诉了毛主席？”周恩来心中想到。

原来，周恩来正在加紧准备去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参加的最重要会议，因此他夜以继日辛勤工作，生怕有什么疏忽之处。

但在这个关键节点，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布设在各地的侦查人员却频频发来电报，他们发现美国和台湾间谍人员最近活动频繁，无线电联络信号异常活跃。

经过国家安全及公安部门细致入微的侦察，他们断定是台湾在美国的支持下，准备对周总理动手。

罗瑞卿将这个事情向周恩来做了详细汇报，周恩来指示要进一步跟踪敌人动态，做好周密细致的情报侦察工作，同时加强会议安全保障工作。

最后，周恩来考虑到毛主席日理万机且当时患有风寒，便态度强硬的表示，不允许任何人将这个事情向毛主席进行汇报。

邓颖超既是周恩来的革命伴侣，又是工作上的帮手，她得知这个事情后忧虑的茶饭不思，向丈夫提出了更改启程时间、变更交通方式等建议。

周恩来陷入了沉思，刀枪弹雨中一路走来，他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但这次去万隆参会，是代表的国家，因此个人的平安是与国家和人民利益深度捆绑的。

更改出行时间涉及到的事项过于复杂，且很容易造成打草惊蛇的效果，是不可行的；更换交通方式的办法周恩来确实想过，可是如果坐火车到广州，再乘坐轮船去印尼，太耗费时间。

思来想去，周恩来将两个方案都否决了，他表示要相信国家的安保人员，自己肯定没有事情的。

邓颖超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她已经连续好几天彻夜未眠了。她当然也对国家安全人员的能力和责任心很有信心，不过周恩来准备乘坐的是从印度租来的“克什米尔”号飞机，台湾特务分子万一在飞机上做手脚可怎么办呢？

邓颖超越想越觉得害怕，终于她忍不住将这个事情告诉了毛主席。这才发生了文中开头的一幕。

“主席，您工作这么繁忙，最近身体还不好，我早就给小超说了，不要给您汇报这个事情。”周总理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这个事情和邓大姐无关，我早已从其他途径知道了。和蒋介石斗了这么多年，他的心狠手辣我是太知道了。”毛主席点了支烟笑着说道。

“万隆会议事关重大，必须按时去，而且按照原来的计划，同时我会安排制定可行措施，切实保护你的安全。”

毛主席铿锵有力的话语给周恩来吃了“定心丸”，他对毛主席表达感谢之后起身告辞，继续投入紧张的会议准备工作之中。

1955年4月11日中午12点，“克什米尔”号飞机顺利起飞。起飞及随后的飞行过程没有发生任何异常，许多人都庆幸原来是虚惊一场。

但接下来意外还是发生了，在飞机飞抵印度尼西亚领海上空，在婆罗洲海域附近突然失联。地面工作人员使用了各种方法还是联系不上，最后联络当地海警部门进行搜寻。

随着飞机残骸被从海域中打捞出来，“克什米尔”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人尽皆知。国际上各种传言弄得满城风雨，最大的疑惑是遇难者中有没有周恩来。

当时飞机上共有14人，其中8名是中方工作人员，另外6名是外国乘务人员。由于飞机在空中爆炸后掉落海里，因此身份辨认工作并不是很简单。

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甚至已经开始庆祝，他们除掉了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没有除掉的对手周恩来，这解除了蒋介石的一个心头大患。

身在北京的邓颖超听到飞机失事的消息，对于她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但很快，毛主席派人过来找她，给他说周恩来安然无恙。

原来，毛主席没有安排周恩来乘坐“克什米尔”号飞机，而是让他乘坐了另外一个小型飞机，先行飞抵了印度，后又经缅甸飞抵了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现场。

周恩来现身万隆会议，这让国际社会为之哗然。在这个载入史册的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启了国际社会外交工作的新篇章。

周恩来利用一切机会，谴责台湾蒋介石集团和美国反动分资搞政治暗杀的卑劣行为，为新中国赢得更多更大范围的国际理解和支持。

“克什米尔”号飞机上遇难的八名中国工作人员，都是我国外交战线上的佼佼者，他们的牺牲是重大损失，国家也很快给他们评定了烈士。新中国的强大，离不开他们的牺牲与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