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乎普遍意愿和公共理性之天的——公义，是为政和交互行为的基本要求。墨子指出义必须尚同，从而形成天下之义、国家之义的——公义，来指导和规范公共生活。公义针对的是政治公域、社会公域和经济行为，它旨在提供一种公平、平等和正义的道德原则。
面对当时盛行的私义，墨子提出尚同原则，高举公义而远避私怨。其本质是对公义和私义的重新厘定。这种厘定必须明确公义、私义的内涵和关系。义者，宜也。公指政治公域和社会公域。因此公义则是在公共领域中的合理性原则。
所谓公义是相对私怨而言，指在尚贤为政、主体间交往的人与人、国与国和经济行为中的价值标准和合理原则。包括政治公义、社会公义和分配公义。而私义，源于未有正常的人异义，指个人的私人原则和价值标准。
依据不同的主体，私义包括个人私义、乡邑私义和国家私义。事实上，乡国、天下和公权，都是建立在公义的道德契约上，这种——公义、是从私义中公共理性抽离出来，且得到天保证的，任何主体在公域中，都必须遵循这一共同原则。
当然，这里并未否定个人在私域中的，情感偏好或道德原则，任何个体都可以有自己的偏好和私德，但不能施于公域，以干扰或影响他者。作为政治领域中的——公义，旨在阐明公权管理机构，和共同体的合理性和恰当性。
依据公权产生的公义性原则，天选天下之选贤可者，置立天子、诸侯、士大夫为代表性的公权代理者，这说明政治公义的原则在于尚贤，即贤能政治是政治统治的、公义原则。这里，政治公义，指涉了贤能选举公义和为政公义。它既要求为政者，遵循基于公共理性的、公义，而不是个人偏好的私义来尚贤选贤，做到公职的公开公正，不可宗于父兄故旧，置以为正长。
这是因为置立公权，及其代理者的目的在于管理民众，公权目的即墨子在《墨子•尚同中》所云：古者之置正长也，将以治民也。同时又规定从里长到天子的公权代理者，坚持尚同一义为政，即尚同义于从家——乡——国——天下——天。义只有从最普遍之天出，才是真正的义，公义必须从整体之天的维度出发，而不能依于个体或局部之私。
按照这种整体公义原则，为政时必须赏罚公义，和听狱治讼公义，以达到家国天下治，其实现的保证是尚同公义，即人人从事天下公义。然而当时的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未能明辨社会公义中的道德总体公义，与道德具体公义。对于窃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取人马牛和杀不辜，时人能以共同价值公义表示非之或否定。
然而在面对大国、强国攻打小国、弱国时，就丧失了公义标准。这里突出了公众对于公义的无知，因而需要理性的教化，即通过普遍意志和公共理性来引导。因此，墨子的’公义‘不是从某国、某域或个体，而是从总体或整体出发的公德原则，其关键是通过整体社会的道德意义，来判断伦理公私的合理性。
然而在当时，社会非公义严重，最为典型的是赏不当贤，罚不当暴。这里公义就涉及到分配问题，其一是公权应该合理分配下放给贤能者，反对贪政而不能分人以事；其二是，公利应按照贤能分配，反对厚货而不能分人以禄。这种公义的社会共同价值，于个体而言，强调个人分配公义；于国家公权而论，主张国家再分配公义。
面对平等的天民地位，和现实中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地位时，公义既指每个天民都同等享有天赋予的基本权利。根据这样的原则，墨子认为任何有才能的人，都能平等享有官爵，而享有这些基本权利的贤能者，必须履行公义规范下的义务。
以公的身份参与公共事务的贤者，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即治国之贤必须早朝晚退，听狱治政，以实现国治而刑法正；为官长之贤应夜寝夙兴，征收、聚集关市、山林、和泽粱之利，使得财富集中而官府充盈；治邑之贤该早出暮入，耕稼树艺、聚菽粟，使得粮食丰足。
同时在血缘贵族政治中，已发现的不平等权利，这就要求国家公权平等或公义地再分配，这也是为政公义中公平性要求。基于差异性的贤能者，必须坚持机会公平，尤其是在公职和职位方面，应向所有开放，即让最劣势的人在自然平等的秩序里，获得最大的利益。
这里权利的分配是按照道德、价值、工作、劳动贡献的原则，来达到分配正义。而利益分配涉及共同利益分配上的、公义与主体交往中的公义。一方面天下公利应合理分配给，天下共同体的构成者，即兼利万民。另一方面主体交互中应遵循平等和公义原则，做到兼相爱、交相利，在公义的基础上获取富贵，即不义不富，不义不贵。
值得注意的是，尚同式的公义，并未取缔个体私义的自由。墨子尚同的公义，针对的是个体、家、乡、国在追求各自的官爵、财富、地位、自由过程所产的冲突，旨在协调冲突，规范妨碍整体利益的实践。因而树立整体性的、公义规范，确保个体、家、国间的正当利益。
与此同时，公义还对个体私义的欲望，有节制作用，如果没有社会规范，那么欲望就会泛滥成灾。在当时混乱的社会秩序中，个体要实现其自由权利，就必须有安定、秩序化的环境。
公义就是这种秩序、自由权利的公共资源，它能够促进个体的自由，达到义务与自由并存。然而个体、家、国都在追求各自所认定的自由或权利时，结果使得整体上的人口减少、土地荒芜、民生凋敝，这就造成公义与私义的冲突。解决这一冲突的根本办法是义本乎天，强调社会公义是基于公共理性，而不是个人情感，是根于公德公心而非私怨私欲。
总之，墨子既要求符合天的义，又强调个体修身、孝慈和兼爱，即坚持道德自我完善，和社会公共理性原则，把公义、作为社会规范和美德的完满结合。作为天下良宝和社会公德的、公义，其功用在于整合社会秩序，以达到乡治、国治和天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