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顾顺章叛变，导致多名同志被害，党中央的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作为“一号机密”副本的保管者，他为何没泄露一号机密呢？

顾顺章，1903年出生于上海，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懈努力，逐步攀升至党内核心层，担任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特科负责人之职。

这一时期，顾顺章主导着党的情报工作，深度参与众多重大决策的制定与执行，其影响力与贡献有目共睹。

顾顺章对于享乐生活的过分追求以及对名利的盲目向往，悄然间为他的叛变埋下伏笔。

1931年，在武汉，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的严密布控所捕获，随即陷入严酷的审讯之中。面对残酷的刑罚与诱人的条件，顾顺章选择成为革命的叛徒。

顾顺章直接自报家门，表达只想面见蒋介石，才会透露手中情报的意图。

为了博取蔡孟坚的信任，顾顺章供出上海的几个秘密联络点，导致这些至关重要的党组织据点迅速被敌人摧毁。

当发现无法见到蒋介石时，顾顺章便彻底放弃伪装，为了活命，毫无保留地揭露中共在上海的所有布局和机密。

幸运的是，当时徐恩曾外出度假，这份情报得以第一时间传递到他的秘书钱壮飞手中。

对于钱壮飞来说，这六份从武汉发来的加密电报带来深深的不安，当破译出其中的内容后，更是感到心寒胆颤，顾顺章的背叛几乎将我们的党推向深渊。

得益于钱壮飞的及时通知，李克农得知这一消息并迅速向陈赓及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反应极为果断，立即下令各方撤离，时间紧迫，仍有许多同志未能得到通知。

顾顺章所泄露的情报详细到令人发指的地步，甚至连具体的地址都一一列出，导致恽代英等数十位共产党干部惨遭逮捕，上千名地下党员被抓走，我党在上海的精妙布局瞬间瓦解。

特工甚至已经逼近中央所在地，若非周恩来和陈赓的机智逃离，他们可能也难逃魔爪。顾顺章与昔日的领导和伙伴形成鲜明对立，对未能亲手捉拿周总理深感遗憾。

顾顺章的叛变，在党内引起前所未有的震动，他泄露的大量党内机密信息，让党中央的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在这场危机四伏的局势中，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格外引人注目——“一号机密”的安然无恙。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为了确保革命事业的安全性，党组织将所有至关重要的文件资料汇聚一堂，精心构筑一个档案宝库，这便是日后被亲切地称为“一号机密”的秘密档案库。

随着情报工作的日益重要，该档案库承载着党的历史记忆，成为情报信息的核心存储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面对日益复杂的斗争环境，瞿秋白提出一个极具远见的建议：将档案库中的珍贵资料一分为二，正本与副本并存。

这一举措增强信息的安全性，实现双重保险，为党内同志的日常工作与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使得重要资料能够更为灵活高效地服务于革命事业。

在这双重保护的体系中，顾顺章赋予保管副本的重任，命运弄人，他最终却走上叛变的道路，手中的那份“一号机密”副本，一旦落入敌手，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对党而言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因此，党中央对于“一号机密”的保护工作始终不敢有丝毫懈怠，面对顾顺章的叛变，人们不禁要问：为何顾顺章对一号机密只字不提？

顾顺章的背叛如同一把锋利的双刃剑，虽然让他暂时获得国民党的庇护，却也让我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顾顺章深知，一旦周总理等核心领导人脱离危险并重新部署，首要之举便是转移那至关重要的“一号机密”。

顾顺章意识到，自己作为叛徒的身份将成为我党的头号通缉对象，手中的“一号机密”副本成他唯一的筹码，交出“一号机密”便如同交出自己手中最后的盾牌。

顾顺章忧虑重重，担心一旦失去这份筹码，若国民党倾覆，自己将孤立无援，彻底陷入绝境。因此，他始终对“一号机密”三缄其口，未曾向国民党透露半句。

命运的转折点总是来得如此突然，在察觉到国民党开始对他进行监控的那一刻，顾顺章为自保，烧毁藏于岳父家中的“一号机密”副本。

因为顾顺章根本不知晓正本的下落，无法再以此作为要挟或交易的资本，另一边，“一号机密”的正本，在周总理的缜密安排下，从最初的十余箱，到经过精心誊写压缩至便于携带的五箱。

这些文件因体积和重量限制，不便于频繁转移，它们依然被藏匿于上海，继续为革命事业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