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七国之乱，是七个诸侯国联合起来揍皇帝，一股脑全来了，然后一股脑全被收拾掉。正值上升期的西汉帝国，文治武功，地表最强。七个诸侯国，啥也不是，三个月全部平定。但这还仅是开胃菜，不久之后便是汉武帝激情燃烧的岁月。西晋八王之乱，是八个诸侯王轮流单挑皇帝，一个诸侯王把皇帝揍趴下，然后跟其他王爷们搞群殴。
日薄西山的西晋王朝，文治武功，地表最怂。皇帝成了获胜者的金腰带，而王爷们就像在打比赛，毫无章法、毫无头脑、毫无大局观地全力厮杀，一直杀了十六年。几十万汉家精锐，就在这种无聊的自相残杀中杀光了，不久之后便是所有人的末日——五胡乱华和三百年的大分裂。
七国之乱和八王之乱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首先七国之乱缘由是削藩，而八王之乱原因是皇帝傻，老婆母老虎心肠毒。再者，当初汉景帝可以大权在握，贤君一枚。内有贤相，外有良将，并且直接控制的土地和军队并不比任何一个诸侯差。而各邦国除了吴国算牛逼一点，其他都是墙头草，凑一下热闹的。更重要的汉景帝危机意识强，早知道如果我削藩，诸葛国反率很大，所以让其弟刘武镇守梁国作为东方屏障，东方和南边诸侯要想攻进长安必须打败梁国。
来说八王之乱，当时天下太平没多久，诸侯个个兵力强盛，傻皇帝没登基前，他老爸又坐视地方做大，不加约束。最重要的还是皇帝傻，被自己老婆操纵，被耍了还数钱。各级权力都集中在老婆手上，而老婆又是一个眼光短浅，心如毒蝎的女人，为了自家利益残杀司马家，弄的人心涣散。
最后从结果来看，七国之乱是中央打败了地方，所以牛逼的皇帝有话语权和压迫力去集中皇权，而八王之乱是地方军打败了中央军，那还有什么可说的，皇帝low逼，不如我来当好了。于是每个自以为有两下子的诸侯都想当皇帝。
纵观西汉中前期的历史发展，自汉高祖建立帝业到汉武帝中央集权，王国问题无疑是此阶段最为重要、同时一度也是最棘手的问题，反映了当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激烈斗争。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汉初分封的渊源来历。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将其视为西周封建的余波。王连升先生亦认为这两种分封都是血缘宗法关系政治化的表现形式，其中的差异只是在于郡县制的推广和分封数量的减少。陈前进先生秉持的观点大相径庭，他认为西汉的分封只是采取了西周分封的形式，实质上封王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封国远不如西周稳定。近者李开元先生在分析比较项羽分封和西汉分封的内在关联后，认定汉初分封是对项羽分封的继承和发展。这些观点都有其道理。
西汉开国时的封建的确是对于项羽分封的继承，这是当时的形势使然。刘邦想要击败项羽必须要获得韩信、彭越、英布的支持，不管刘邦是自愿还是被迫，裂土封王都是换取支持的酬劳。当然这其中也有自西周以来即根植于人们脑海中的封建观念的熏陶，两周八百年，而亡秦二世。班固在《汉书》中曾多次指出秦的瞬息败亡，不仅源自暴政，其“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无尺土藩翼之卫”，更是其中关键所在。当然从刘邦个人出发，封建异姓王只是巩固政权的一种权宜之计，他迟早会剪除掉这些异姓王的。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诸位异姓王的拥戴下即帝位，形式上看刘邦的加冕完成了秦汉帝国的易鼎，但实质上并非如此，汉初的政治格局实际上是汉朝皇帝与异姓王共治天下。异姓王虽然名义上臣服于汉朝皇帝，但是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拥有崇高的地位和较大的权力。
开国之初，七个异姓王占据的疆域极广，约占汉帝国的一半以上。实际上当时直辖于汉的领土大略与秦未兼并六国时相当，而异姓王则占据了六国的旧土。不过从汉廷直辖地与异姓王所占地的人口比较来看，汉廷所控制的户口数是占优势的。根据劳干《两汉郡国之估计及口数增减之推测》统计，汉廷直辖地面积约109万平方公里，异姓王控制面积约134万平方公里，比例约45:55。人口方面中央控制人口800多万，异姓王人口700多万。
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王权的地方垄断性和专制皇权的排他性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就刘邦和异姓王之间的关系而言，他们名义上是统一的，其实却是两股难以兼容的政治势力。为了剪除异姓王，刘邦采用了很多办法。
列举于下：充实关中的人口，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以关中为基本盘抗衡项羽，最终获胜，关中可以说是他的龙兴之地。在建国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关中，刘邦通过实施各种优惠政策充实关中人口，多次组织民众移民关中。如娄敬所言“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彊，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彊本弱末之术也。”
迁都长安以备异姓王，为了防范与控制关东诸侯，建立稳固的后方，刘邦听从娄敬和张良的建议，迁都长安。如娄敬所言“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迁封诸侯王，譬如徙齐王韩信为楚王，前时蒯彻劝韩信“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就是因为韩信有齐地作为依托，齐地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强大的实力，是韩信所恃以与汉朝分庭抗礼的资本。韩王信原本被分封在韩国故地，后被迁徙到太原以北。刘邦此举既可以让韩王信离开关中出口这一战略要地，又可以使之阻击匈奴。
分封功臣以牵制异姓王，刘邦建国，除了分封异姓王，还分封了一大批功臣。刘邦分封功臣为列侯不仅是满足他们封侯的夙愿，换取他们对于汉室的忠诚，同时也希望使之成为异姓王的牵制力量，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汉初封侯不一定在汉廷的直辖地，也就是掺沙子。
接下来就是依次剪除异姓王了，虽然异姓王合在一起力量足以与汉廷较量，但是各个击破并不是很困难。铲除完异姓王后，整个广阔的关东成了真空一片，但是刘邦并没有选择将其划到自己的领地，而是选择分封宗室子弟为王，刘邦之所以如此措置，就是想利用同姓子弟的血缘凝聚力来屏藩皇室，这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有点类似。这次转变改变了秦末以来“以功封王”的原则，开始了以“亲亲之意”为封王标准的新时期。
那么为什么刘邦没有趁着大好的实际让他的帝国名实相副的？有几点原因。
宗法制是分封同姓王的温床，尽管秦兼并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但是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社会风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何况秦旋踵而亡。政治形势的需要，在次第剪除异姓王的过程中，为了不引起其他异姓王的恐惧而激起兵变，刘邦没法在收取的土地上实行中央集权，而是依然推行封王政策。
地区差异性使然，文化的统一，并未随着秦的军事征服、行政统一而宣告完成，地区差异性的顽强存在以及短时间内的无法消除，只能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并根据地区差异性划分不同的行政单位加以统治。
自从帝国秩序日趋稳定以来，汉高祖就把分封同姓王作为巩固皇权的重要补充手段，然而随着诸侯王实力的增长，与朝廷亲缘关系的淡薄，他们逐渐产生了与王朝分庭抗礼的野心。于是从文帝时候开始，抑制诸侯王国成了汉廷首要的内政问题。
文帝虽然是刘邦的中子，但是母亲薄氏得不到刘邦的宠爱，因此被分封在偏远的代地，其之所以被拥立为新君完全是功臣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产物。文帝以外藩入继大统，面临着相当棘手的政治形势。
面对尾大不掉的诸侯王，文帝颁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主要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和“以亲制疏”。关于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是否是削藩这个问题见仁见智，纵观文帝一朝，在王国问题上基本坚持了贾谊“一寸之地，一寸之众，天子无所利焉”的方针，除了淮南国被除，河间国、琅琊郡归属汉廷之外，同姓王的领土很少被削减或没入汉廷。当时诸侯王的力量相对而言仍然可以跟汉廷抗衡，但是已经不是文帝登基时的局面了。通过23年的苦心经营，文帝初年干弱枝强的局面虽然没有完全改变，但是汉廷的统治基础得到了稳定的加固，为景帝的进一步削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说了这么一长串背景，应该对于景帝削藩的情况有所了解了吧。景帝即位时，汉朝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口增加，国家的综合实力处于不断增强中，经济上也出现繁荣景象。而随着王位一代又一代的更替，诸侯王与皇帝的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以血缘为纽带的分封制不仅无法发挥初期的屏藩作用，反而成了弱化皇权的离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景帝削藩是很正常的。
当时的吴王与文帝这一枝关系本来就不近，早在景帝没登基之前，就因为下棋而杀掉吴国太子，皇权与王权的难以调和可见一斑。此时景帝又打算削去吴王两郡，吴王虽然为强势诸侯，但也只有三郡之地，削除两郡立国基础必然动摇。所以才会爆发七国之乱。即引发七国之乱的原因在于景帝的削藩政策直接威胁到诸侯王国的切身利益，在景帝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诸侯国尤其是吴国面临着能否存续的危险。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不愿坐以待毙只能铤而走险。
而爆发于前154年的七国之乱，不但对于西汉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事实上成了郡国并行制向诸侯王国郡县化的分水岭。但是轰轰烈烈的七国之乱历时不过三月有余，动乱来的突然，其败亡之速也让人瞠目结舌。
原因列举如下：吴王刘濞的不堪重任，吴王虽然曾跟随刘邦南征北战，但其特长只在于行军打仗，临场指挥非其所长。双方的综合实力有差距，汉朝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经济军事实力有了长足的发展，吴国虽然也很强大，但并不是一个体量上的。
叛乱诸侯并不多，全国22个诸侯，只有7个叛乱，不及三分之一。而其余诸侯国的动向和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场动乱的结果。例如齐、济北、城阳、燕、淮南等国，它们没有参与叛乱，或抵御叛军或保持中立。剩下的诸如梁、代、河间、淮阳等国更是积极帮助汉朝，尤其是梁军浴血奋战，不但战果辉煌，而且挫败了叛军的锐气，为周亚夫击破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七国之乱后，西汉一代的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并朝着极权主义方向不断演进，到了武帝朝而臻于顶点。因此景帝用暴力手段解决诸侯王问题会有风险，会付出代价，但是冒风险和付出代价都是值得的，它换来的是此后一百多年的稳定局面和国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但是西晋的八王之乱跟西汉的七国之乱完全是两码事，西晋之所以灭亡的确有八王之乱的影响，但是并不仅仅是八王之乱的影响。阎步克先生的波峰与波谷的形容很恰当，秦汉和隋唐是高峰，而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是波谷。西汉在景帝时期是在走上坡路，譬如一个年轻人，即便得了一点病也可以扛过去。但是西晋却只是分裂时期的一次回光返照，而它面临的八王之乱把中央政府搞得乌烟瘴气，最终丧失了基本的功能。
自从东汉士族开始发育，到了魏晋南北朝早已经尾大不掉，西晋虽然统一了三国，但是它的统治基础并不是西汉时期的编户齐民，因此政府的力量是寡弱的。尤其是汉末以来丧乱，人口锐减，西晋开国后不励精图治，反而奢侈腐化成风。它的开国功臣本来就是曹魏时期遗留下来的，而司马氏做家门的过程中过于惨毒，实在是很坏的影响。内政不修，外患也在变得炽烈。自从东汉以来羌乱频发，整个西北都不安宁，凉州等地羌胡化的现象十分严重，这种情况蔓延到了关中。而汉人的数量却在锐减。在这样恶劣的形势下最终爆发永嘉之乱只是时间的问题，八王之乱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
八王之乱也要分时段看，前期实际上诸王的参与度并不高，外戚杨骏和皇后贾南风的作用不可小觑。接着好歹过了一段安生日子，就爆发了诸王的混战，这段时间的历史看的真是一头雾水，城头大王旗变幻，政府的实力也在这个过程中迅速消耗。最后成都王和东海王的角力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双方各引匈奴鲜卑为臂助。在这之后神州陆沉已经是必然。
至于原因有三：一是阶段趋势不同。
七国之乱时，西汉帝国早已度过幼儿期、正值青春期，可以说活力四射、荷尔蒙爆表。这时候，西汉皇帝和西汉朝廷没事都想找点儿事，实力太强、必须惹事。所以，来点儿小挫折，没关系，权当新手村试炼、打怪升级。实际上，七国之乱就是被皇帝和朝廷没事找事给折腾出来的。削藩没问题，但你一点儿一点儿来不行吗？不行，投降主义要不得，非要往死弄，然后就弄出了七国之乱。实际上，应该是九个，但济北王刚刚大手一挥、准备闹事，就被自家郎中令劫持了；齐王更怂，一看真要造反，立即表示退出、不玩了。其他七个王爷比这两个稍微强点儿，但强得有限，智商水准都说不上正常。
八王之乱时，西晋帝国都不是幼儿期的问题，而是垂垂老矣。西晋的生命，不能从晋武帝司马炎起算，而要从汉末三国起算。门阀制度逐渐成熟，精英阶层彻底堕落。西晋皇帝和西晋朝廷，即便是晋武帝时期，其调动资源的能力都不会超过汉桓帝和汉灵帝。皇帝的想法是：我们司马家好好当皇帝、你们大臣们好好捞钱花，至于什么宏图、什么伟业、什么使命，全都没有。这些就不是我们西晋该操心的事，我们西晋该操心的事就是好好养生、好好活着，保重身体第一，其他全不叫事儿。有个成语叫做“乱七八糟”，而这个成语的来源便是中国历史上两次著名的大规模藩王作乱对抗中央王朝的，分别是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
这两次藩王作乱共同导致了一个结果便是全国性的藩王对抗中央王朝，后来朱棣作乱根本不算，因为朱棣叛乱时参加的藩王仅两位，而中国历史上藩王作乱的次数多了。故此最有影响的便是这两次，二者虽然同为藩王作乱，但结局却完全不一样。七王之乱仅仅三个月便被汉朝平定，而八王之乱的最终后果则是直接导致西晋亡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七国之乱是指汉景帝时期采用晁错的《削藩策》，先后下诏削夺楚、赵等诸侯国的封地。吴王刘濞就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刘姓宗室诸侯王，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
由于梁国的坚守和汉将周亚夫所率汉军的进击，叛乱在三个月内被平定。七国之乱是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专制皇权之间矛盾的爆发。七国之乱的平定，标志着西汉诸侯王势力的威胁基本被清除，中央集权得到巩固和加强。因此汉王朝没有因此实力大损，反而因此加强。
而八王之乱则是场皇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的内乱，因皇后贾南风干政弄权所引发。这次动乱共历时十六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持续三个月，而第二个阶段历时七年。其核心人物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八王。
西晋皇族中参与这场动乱的王不止八个，但八王为主要参与者，故此成为八王之乱。八王之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皇族内乱之一，当时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导致了西晋亡国以及近三百年的动乱，使之后的中国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二则结局不同的原因首先就在于西汉七国之乱的时候，社会矛盾比较缓和，并无匈奴外患。而七国叛乱的本质并非是推翻朝廷，而是他们不满中央削藩起兵叛乱。而此时西汉王朝国力强盛又无外患可以专心对付叛乱。
而八王之乱则是因为皇后贾南风专权，贾南风推行的女性专制主义统治政策则成为八王之乱的直接导火索。再加上此时外有匈奴、鲜卑、羯、羌、氐等族在北方虎视眈眈。因为长达十六年的叛乱使得西晋军队伤亡甚至超过五十万。这才导致北方防务空虚，致使少数民族有了南下的机会。
其次便是双方首都地域，汉朝首都在长安，有函谷关之险。而函谷关是著名的险关，早在战国时期秦国就放开函谷关致使中原六国不敢兵进函谷关。而八王之乱前夕，天下经历过汉末群雄争霸，到三家归晋。而西晋首都在洛阳，而洛阳地出中原，并未天险可守。所以形势一度危险。
再次便是双方领导者，汉朝此时是汉景帝刘启当政，汉景帝刘启也堪称一代名君，又有名将周亚夫。而八王之乱则是贾南风，她本身就是八王讨伐的人，因此八王越打越有劲。
而综上所述，由于西晋王朝缺乏地域、领导者和战前准备，致使西晋被打的措手不及以至于后来开始了五胡十六国时期。
二是体制机制不同。虽然郡国并行，但汉承秦制。西汉刚建国时，全国62个郡，只有15个在刘邦手里。这时候，汉帝国才是最危险的。但是，这15个郡都是手拿把攥的，简单说就是基本盘很可靠，因为实行郡县制，皇帝可以直接管。之后，则是平异姓诸侯王之战，皇帝调动资源的能力立即来了一波升级。再之后，就是惠帝、吕后以及文帝时期的休养生息。人口增加、粮食增产、国力上升，一派欣欣向荣。有了这些，再加上秦法秦制的体制优势，那景帝时的汉帝国也就地表最强。挑头闹事的吴王刘濞，总共才三个郡，而且还在南方，你这就没法打。
西晋但凡不折腾，靠着曹魏给打下的底子，也许还能撑一段儿。自曹丕开始，曹魏开始跟世家大族合作，搞出了九品中正制。没办法，为了受禅当皇帝，曹丕也只能向世家大族让渡利益。隔了40多年，又搞了一次禅让，也就是西晋立国。那怎么办？还得向世家大族让渡利益。这时候，皇帝和朝廷手里还有啥？晋惠帝即便不是傻子，也搞不定自己的那些王爷叔叔们。但是，还没完，关键是这些王是咋来的？既然皇帝和朝廷搞不定世家大族，那就让自家兄弟子侄们去搞。于是，司马晋大封司马王。这就是自掘坟墓。郡县制变成了分封制，那就只能再来一波春秋战国。
三是精英阶层不同。
直到武帝朝，汉初军功受益阶层才让出丞相的位子。景帝时期，即将完成由军一代向军二代过渡。军功受益阶层，有点儿像暴发户。暴发户的特点，就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成功的，然后也就在继续不知道中失败了。所以，汉武帝怎么收拾这伙人都行。但是，你不能说暴发户之所以暴发就是因为运气好。尤其是军一代，真有人才。而且，这些人随便拉出一个到别的朝代，都是明星级存在。历代王朝官僚制的那些臭毛病，他们统统没有。景帝时的汉帝国，就是这些人打造的。而且，在文帝时期，底层优秀人才，如贾谊、晁错等，已经开始渗透进朝廷。景帝时，正是优秀的底层人才试图抢占传统军功受益阶层位置的时候，相当于两伙优秀人才搞竞争。
曹魏时，一个诸葛亮捏着一个四川，就能把曹魏打得举国惊恐。曹魏当然也不是没有讨伐过蜀国，但去一次、死一次。后来，干脆躺平，你蜀汉不折腾我就行、我弄死你也挺累的，咱们相安无事，这挺好。躺平的确香，但司马昭要当受禅当皇帝。于是，必须要建功立业，所以才狠狠心、使使劲，把蜀汉给灭了。灭蜀汉没费劲，但硬是搞出内乱，钟会要在四川承袭刘备的事业。你就可以想见曹魏精英都是一群什么货色。
本来西晋不想灭东吴，但司马炎为了传位给傻儿子晋惠帝，所以还得狠狠心、使使劲儿，把东吴给灭了。从正始名士到竹林名士再到中朝名士，精英阶层的主要生活就是喝酒、清谈、修仙加嗑药。古今官僚制的缺点，分封制的地方主义、郡县制的官僚主义，全被西晋官僚给攒齐了。这时候，八王之乱爆发，西晋皇帝和西晋朝廷只能一次又一次被打倒、一次又一次被挟制，看着王爷们你方唱罢、我方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