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三年，第一次出征朝鲜浴血作战归来的南兵在经过一系列调整后在北方蓟镇蹲了大半年，战前朝廷许诺的赏金和双饷迟迟不发，背井离乡跑到北方吃沙子，脑袋被裤腰带上却连工资都拿不到手，众军士不满可想而知！

《朝鲜宣祖实录》：以离家日久，钱粮不加，含忿谋作乱。

万历二十二年十月初三，辽东巡抚李化龙在奏疏中提到：査得吴惟忠所领浙兵，原系防倭兵数，前者东征稍有损伤，合无仍募足三千七百名，其安家银两即取足于宽奠募兵银内，或即于台兵内抽补，令驻扎山海、石门等处操练，遇有倭警，调发凤凰城一带防御，无事仍回蓟镇。

这里所指的浙兵是原戚继光为整顿大明北方糜烂的边防体系而在隆庆二年以一部分戚家军为骨干，补充数千南方募兵而形成的特殊军事集体，这就是著名的“蓟镇南兵”。在张居正戚继光等人的努力下，隆庆三年，蓟、昌二镇就完成了472座敌台的修建。到万历九年，蓟、昌两镇陆陆续续建筑了1400多座空心台。

万历十九年，“抗倭援朝”战争爆发，南兵奔赴前线，浴血奋战。在援朝抗倭的时期，南兵吴惟忠所部基本上是有3000人，大部为所募南兵和原台兵，大约阵亡400人，染病病故的200多人，在平壤之战中的伤亡高于其他北边部队，却没有得到兵源的补充。回国后这批南兵“还乡者若干，归台者若干，存者一千二百有奇（《方众甫集·滦东平叛记》）”。为了填补兵员的亏空，蓟镇“今参将钱世祯奉文续募，留驻石门路，计三千五百九十有奇，称海防营兵（《方众甫集·滦东平叛记》）”。

当时主将李如松等人皆为北方将领，在军功分配不公上引起了南方军士的不满，宋应昌在卸任交接的时候就此事专门提醒过内阁首辅王锡爵：“平壤首级大功未赏，各军志意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幸相公留意焉。”而南北军士的矛盾不仅限于此，北军为大明传统军户，而南军多为招募，在待遇上天差地别，当时常规的年饷银是18两，而应募东征则提高为43两，廪给也比较优厚，而宋应星去职后朝廷想赖掉者部分饷银：“兵名虽有南北之分。留守初无轻重之别，距离家万里，异国从征，若非厚利又何以结其心，而使之效力也。理应一视同仁，不论南北，每军一名月给月粮银一两五钱，行粮盐菜银一两五钱，衣鞋银三钱，共三两六钱，”在工资待遇上南兵很明显没和朝廷谈拢！东征最高指挥官经略宋应昌《移朝鲜国王咨》：留守之兵，去家万里，远戍异乡，彼其心岂无父母妻子之繁，非厚利结其心，何以责其效？

心怀不满的打工人决定向上头领导官老爷们主张自己的权益，而官老爷们表示朝廷有困难，咱军人得为国家想，你不欠饷谁欠饷！军爷们一听不干了，当时朝廷想着小本子应该没什么劲折腾了，后面也不需要养那么多兵，朝堂上是老宋下课，石星当家，本着能省就省的原则就是不肯掏银子，还想把刚招募的海防兵一并裁撤，“议撤沿海水陆官兵，檄蓟镇将永平防海南兵照天津议撤（《明神宗实录》）”。工资要不到还要裁员，打工人怒了，于是纷纷鼓噪向上级施压，兵变策划者的胡怀德、陈文通等人，也正是借此机会“于八月二十五日阴与怀德等倡谋，遍粘叛帖（《方众甫集·滦东平叛记》）”。

上头一看：哟！一群丘八还想闹事，让你打仗是给你脸还想要钱，又不是不给，只是给少点还敢有意见，都是刁民！必须重办。万历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刚打完万历朝鲜战争第一阶段的“戚家军”（蓟三协南兵营）回到驻地后，由于朝廷答应他们的钱粮和赏赐没有兑现，愤怒的士兵去找将士讨要说法，但是蓟镇总兵王保对他们耍了花招，他将“戚家军”骗到了演武场。然后他让手下的士兵，对这群手无寸铁的人展开了杀戮。“初九，因令单骑分诱冲击，奋臂而前，擒斩八十余人。南兵犹愤战不下，复发火炮震惊，南兵始有惧色。时降旗四面遍竖，得降者百余，怀德等犹追杀降者一二，余党仍坚拒。冠军（王保）亲督精骑渐迫，擒斩又四十余人，众心且溃。（《方众甫集·滦东平叛记》）”《朝鲜实录》和《明实录》记载，三千三百多人被杀，幸存者被“军法从事”或“发回原籍”。

《神宗实录》中记载：“万历二十三年十月，己未，防海兵以要挟双粮鼓噪，蓟镇督、抚、道臣擒其倡乱者正法，余党尽驱南还，奏闻兵部覆请，报可。”结果是“擒其倡乱者正法，余党尽驱南还”。

一场荒唐的讨薪闹剧就此落幕，而曾经为大明立下汗马功劳的南兵在第二次抗倭援朝战役中的庆长之役中，浙兵战斗力却下降很快，在蔚山之战中发生了“吴惟忠军虚惊撤走”的境况。一场闹饷惨案直接摧毁了明军的战斗力。

古往今来讨薪都是一个敏感字眼，如今法制社会之下恶意讨薪还是罪名，那么被欠薪了的打工人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连征战沙场的将士面对欠薪都无可奈何，手无三尺之剑的平民百姓又该当何罪？上访路不通，讨薪意难平，如何要钱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