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扇，又名蝙蝠扇、折叠扇、聚扇、撒扇、折子扇、聚骨扇等，历朝称呼各异。传说其起源于日本。北宋端拱元年（988），日本僧侣裔然与其弟子以个人贡献的形式，首次将折扇传入中国。熙宁末年，日本折扇以高价现身于都城汴京著名的相国寺集市。熙宁四年（1071），宋与高丽恢复外交关系后，高丽折扇也以私卖物的形式传入中国。然而，此时的高丽折扇实际上仍是从日本传入北宋的折扇。作为珍贵稀罕的舶来品，它多为帝王、朝廷官员及少数僧道拥有，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名流与文人墨客的关注。当时的华镇、孔武仲、苏辙、黄庭坚、朱翌等人纷纷赋诗赞美，折扇无疑成为宋朝人最为珍爱的物品之一。

宋室南迁后，国人对折扇的热爱并未因政治变迁而减退。南宋初期，虽因与日本、高丽往来减少而限制了折扇输入，但宋人开始仿制日本和高丽响扇。至少在乾道三年（1167）前，民间作坊已出现仿制高丽折扇的情况。到了 13 世纪前后，中国仿制的高丽折扇在选材上更加奢华，大有青出于蓝之势。

南宋中叶以后，随着 “市舶” 贸易国策的推进，南宋与日本、高丽的民间贸易日益繁盛。日本向宋朝输出的商品中就有扇子等工艺品，高丽也通过朝贡、使节互访及民间贸易等途径大量输入物品。大批日本、高丽折扇作为贸易商品进入中国市场，促进了南宋折扇的普及和平民化。仿制折扇的大量生产与日、高丽折扇的大量输入，使折扇成为大众商品并走向市场。都城临安出现了专门制作、销售折扇的店铺，成为折扇的最大集散地，折扇在市面上流行开来。

1978 年，江苏武进南宋中期墓出土的朱漆戗金莲瓣式木奁，奁盖上戗金刻画的仕女庭园消夏图，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实物折扇图像。图中，中庭柳荫下有两仕女，一人怀抱腰形纳扇，一人轻摇六幢骨折扇，这表明至少在南宋中期，折扇已与团扇并行，为大户人家普遍使用。随着自制折扇的出现，南宋时期折扇扇面的书画创作也开始兴起，并在专业画家和宫廷皇室中流行，成为绘画创作的新样式。

元代，由于蒙汉文化差异以及汉人地位低下，折扇发展陷入低迷。原本被汉人视为高雅之物的折扇，此时沦为 “仆隶所执，取其便于袖藏，以避尊贵者之目” 的境地。

明代，折扇在帝王推崇和朝贡贸易的推动下，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明太祖时，日本折扇已入贡朝廷。永乐二年（1404）至嘉靖八年（1529），明朝对日本实行 “勘合贸易”，日本折扇被确定为法定贸易品，以 “贡献方物”“国王附搭物”“使臣自进物” 等方式输入中国，数量仅次于倭刀。嘉靖二十七年（1548）中日勘合贸易停止后，响扇以朝鲜所贡为主。明太祖将倭扇作为战利品赐予将臣，倭扇被赋予了政治色彩。文嘉、陈淳、张路等几乎都创作过书画折扇。成化至万历中期的 “吴门画派” 成为明中期折扇绘画的主要创作群体和引领者。明中期，吴中折扇绘画用于雅集玩赏、应酬交换已非常普遍。士大夫之间互相赠扇、炫耀雅扇成为风气，文人墨客题扇画扇更是时尚。从文献和明代绘画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折扇在明代的迅速流行。明人黄佐《翰林记》卷十六记载，成化四年时，每逢端午，就会赏赐牙骨聚扇，扇上有御制《清暑歌》《解愠歌》及诸家绘画，还有金织扇袋。到成化初期，朝廷每逢端午节御制书画折扇赏赐宫内及大臣已成惯例。《元明事类钞》卷三十引李日华语称，折扇上的挥邐字画始于成化年间。成化起，书画折扇在民间兴盛。陈霆在《两山墨谈》中记述，折扇天下遂遍用之，而古扇只有江南妇人还在使用，如今持古扇者也很少了。正德年间，除江南妇人仍用传统团扇外，折扇在社会上已接近普及。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他年少时看到金陵曲中的诸妓出门还拿着两团扇，让侍儿拥于前，如今已不再有这种情况了。万历初期，团扇仅为戏曲中的诸伎使用。到万历中后期，折扇完全取代传统团扇，在社会各阶层盛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约创作于明嘉靖末年至万历前期的佚名编本设色《皇都积胜图》长卷，描绘了明中晚期北京城从卢沟桥经广宁门、正阳门、棋盘街、大明门、承天门、皇宫等街市，向北延伸至居庸关一带商业繁荣、贸易发达的景象。画面中，茶楼酒肆林立，车马行人熙熙攘攘，不时有男子挥折扇于胸前。在一组画面中，城门下有扇铺，铺上陈设着打开的六档折扇，旁边坐着手持折扇的铺主。此画有明代礼部侍郎翁正春于万历乙酉年的题跋，形象地说明了明中晚期京都北京折扇盛行的情况。由于明代社会对折扇的特殊需求，日本、朝鲜输入的贡奉供不应求。于是，永乐年间，朝廷在内府依式模造。陈霆《两山墨谈》记载，日本折扇充贡，朝廷遍赐群臣，内府又仿其制以供赐予。成化时期，民间开始仿制高丽响扇。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成化初，高丽贡扇至，朝廷命仿制以答，复书格言赐群臣，民间遂效仿。最初，中国仿制的日本折扇工艺远不及日本本岛产品，制作简单，不过是竹骨兰纸薄面，尤其邐金技术尚未掌握。所以在正德年间，中国专门派遣工匠赴日本学习制扇工艺。中国仿制日本折扇并非全盘照搬，而是在日本编幅扇单面贴纸、扇骨一般只有五根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制作出双面贴纸、扇骨较多的中国式折扇。

嘉靖二十七年（1548）中日勘合贸易终止后，日本停止向明朝输入折扇。由于人们对日本 “泥金面乌竹骨” 的折扇喜爱已久，在明朝廷指定的对日贸易唯一合法港口宁波，最先出现了为迎合国人口味仿制的日本泥金扇。《七修类稿》卷四五《倭国物》记载，古有箴金而无泥金，有贴金而无描金、漉金…… 这些都是本朝因东夷或贡或传而有的。描金、邐金在浙江宁波，因与倭国通使，熟悉后而得之。邐金尚不能如彼之圆，所以假倭扇也是宁波人造的。嘉靖晚期，明仿製折扇数量远远多于日本输入折扇。朝廷抄严嵩家时，《天水冰山录》记载没收的扇子达三万件，其中川扇数量占一半以上，倭扇仅数十柄。到万历年间，仿制折扇已流播社会各阶层，折扇制造业蓬勃发展，成为新兴行业。正如当时在中国的意大利人利焉宝所言，在这里有一种特殊的行业远比别处普遍，那就是制扇业。谢肇涮《五杂俎》卷十二也记录了明代仿制折扇风靡的盛况。上自宫禁，下至士庶，吴、蜀两种扇最盛行。蜀扇每年进御，馈遗不下百余万，上及中宫所用，每柄值黄金一两，下者数铢而已。这说明至少在万历年间，折扇生产已形成苏州和四川两大中心，还有徽州、杭州等地。四川地区生产的川扇主要作贡扇，面邐金，以轻雅著称，每年进贡数量达 12000 把；苏州制作的吴扇以书画扇为贵，名家书画扇价格更高。

随着折扇在社会各阶层的普及，嘉靖至万历时期，折扇随葬之风在江南贵族、官宦与文人中盛行。士人竞作诗词馈扇，或持扇求赐书画，习以为常，甚至作为殉葬品。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江南一带明代中晚期的墓葬大多出土有折扇，仅上海地区的明墓就出土近百把，数量之多全国罕见。出土折扇的墓主除了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和益藩罗川王墓主为藩王、郡王外，其余多为朝廷官员和乡绅文士。

在随葬的折扇中，竹骨折扇尤为引人注目。1965 年发掘的江苏江阴长淫乡明正德十年（1515）纪年墓，出土一把剪纸折扇，竹骨 18 股，高 27.3 厘米，阔 1.3 厘米，扇骨色泽老熟，似已使用多年，扇面装饰梅鹊报春图剪纸图案。上海嘉靖二十三年（1544）明太常卿陆深夫妇、陆楫夫妇墓，出土 8 把折扇，皆圆头水磨竹骨，扇骨有 15、17、18、20、24、25 股等多种，纸扇面装饰黑底龙纹邐金和邐金加大小菱形块图案。江西彭泽县黄岭乡嘉靖二十六年明浙江道监察御史陶醒翁墓，出土一把竹骨球形头折扇，扇面黑地饰菱形金片。扬州明嘉靖年间山东按察副使盛仪夫妇合葬墓，夫人彭淑洁棺中出土两把折扇，一把棕竹骨，24 股，椭圆形扇头，扇面邐金黑纸；另一把红漆邐金竹骨，29 股，扇面泥银黑纸，上饰褐色冰裂纹。1993 年，上海打浦桥地区发现明嘉靖年间太医院御医顾东川夫妇墓，顾夫人棺内出土两把折扇，其中一把是漆画扇骨。1966 年清理上海宝山区顾家村明万历年间朱守城夫妇合葬墓，出土 25 把折扇，其中 6 把竹骨折扇均朱红或黑漆装饰，大小骨展开面描金图案或文字，扇面有金箔贴出的几何图案，或以细墨钱绘菱形图案，或躧金不规则几何纹。江苏无锡万历十六年（1588）明南京鸿贐寺鸣赞华复诚夫妇墓，出土两把折扇，均随葬在女墓主右手旁，一把朱漆竹骨扇长 27.5 厘米，一把鸟漆竹骨扇长 31.4 厘米，扇骨上有人物画像。1962 年清理的上海松江地区明万历二十九年河南府推官诸纯臣夫妇墓，其妻杨氏袖内出土一把竹骨折扇，骨长 34 厘米，22 股，外涂黑漆，扇面上墨箴绘几何图案。此外，2005 年北京诚轩拍卖公司举办的台湾藏扇名家黄天才 “善哉扇斋” 藏扇专场中，有一件明末书画名家王建章于崇祖五年所画的水墨金笺双面画成扇，金扇面，两面均为水墨山水，扇骨为上等水磨竹，素面无雕刻，做工精良，古璞可喜。从明墓出土的竹扇骨情况来看，大约在嘉靖年间，竹扇骨开始逐渐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