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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正值汛期，红军来到大渡河，水流湍急。

蒋介石看过“太平天国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故事后，信心满满，集结大部队布下天罗地网，势必要让红军重蹈石达开的老路。

就在这紧急关头，毛主席巧妙指挥，18名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在国军的重重包围中，为红军打开了一条北上的通道。

那么当年红军是如何“绝处逢生”，成功渡过大渡河的呢？那18名渡河勇士后来怎么样了呢？

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指挥队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灵活走位，成功跳出包围圈，把国军大队伍甩在了后面。

1935年5月，红军来到大渡河。蒋介石亲自指挥应战，他替红军吸取“石达开兵”的经验，认定红军必然不敢走石达开走过的路——那里是彝族人的部落。

当初石达开兵败，一来是赶上大渡河汛期，二来石达开用金钱买通彝族土司，而清政府则给出了更大的筹码。

由于历代的民族压迫政策，彝族人向来不喜汉人，再加上红军“穷”，因而蒋介石在作战图上，圈住了另一条大路：泸沽东—大树堡。

蒋介石集结队伍，重兵把守大树堡，势必给予共军重创。他还得意洋洋地让人开飞机，给红军撒传单，提前庆祝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如此危急时刻，毛主席在做什么呢？毛主席同样在看作战图，他早已预料到了蒋介石的部署。

与蒋介石不同，主席圈住了那条石达开走过的小路：泸沽—彝族部落—安顺场。

毛主席相信“打铁还需自身硬”，红军是劳苦大众的队伍，是和中国老百姓站在一起的。

真心比金钱牢固，只要红军将此行的目的如实告知，彝族了解到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体会到共产党队伍的好，必会友善处之。

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彝族在了解体会到“红军一个什么样的队伍”后，与红军彝海结盟，亲自带领红军通过彝区。建国后，共产党践行了当初的承诺，成立自治区。

这边红军大队伍赶往大渡河，另一边还有一支小队伍，如蒋介石所期待的那样，来到了大树堡。

这支佯攻的队伍一到地方，就立马进行“进攻”的准备工作，场面十分热闹，而国军主力军见状则跃跃欲试。

其实蒋介石做了两手准备，为了阻止红军渡过大渡河，另一条不被看好的小路，安顺场里的船也早就被转移空了。

但历史能被写在计划里，那就不是历史了，安顺场的国军总指挥营长赖执中是计划中的变数。

赖执中还有一个身份，他是安顺场最大的财主。

虽然上面交代下来，要把安顺场的房子烧了，船运走，不在右岸给红军留任何东西。

但大财主赖执中世代的家业都在安顺场，怎么会舍得付之一炬呢？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红一师一团抵达安顺场附近后，迅速勘察安顺场。

得知安顺场只有两个连后，制定计划，在当夜成功强攻安顺场，打得在帐篷听戏的国军一个措手不及，并截获一支船。

那么这支船哪来的呢？就是财主赖执中的，他按计划到大渡河西岸后，担心自己的家业，被“不懂事”的川军小领导给烧了，便带着人渡船回到了东岸—守家产。

遗憾的是，红军找遍了安顺场，也没找到第二只船。而河对岸则有一个营在把守，但这并不意味着敌人只有这么多，其实在左岸不远处，还有国军大部队驻守。

这就要求，先遣队红一师一团必须全部抵达左岸，然后再冲击国军大部队。大渡河水湍急，有暗礁，只能乘船过去，而且只有八名船工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帮忙渡河。

于是先遣队里又组织了17人的奋勇队，由一营营长孙继先带领指挥，分两次进行，夺取大渡河左岸。

早上天蒙蒙亮，雨也终于歇了。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按照计划，带着八名勇士乘船向河左岸划去，而右岸红一团的战士则按着机关枪一字排开，为船上的勇士提供火力掩护。

船只行至河中央，右岸国军对着小船发起了猛烈攻击，枪林弹雨间，一名船夫不幸中弹。与此同时，其中神炮手赵章成两枚炮弹下去，成功摧毁敌人的碉堡。

火力减弱，九名勇士顺利抵达河左岸，而敌人见状也从战壕里冲了出去。在刘伯承的指挥下，神炮手赵章成将剩下两枚炮弹向敌人打去。

而上了岸的熊尚林等九人，靠着手榴弹和冲锋枪，消灭剩下的散兵，成功夺下渡口。

与此同时，剩下八名勇士在孙继先的带领下，开始渡河。而国军也开始了反击，但在红军的机关枪下，收效甚微。

最终，十八名勇士全部抵达渡口，奋勇冲击，一举拿下了敌人的碉堡。敌人溃不成军，逃的逃散的散。

等到后续部队渡到左岸后，先遣队开始乘胜追击，将附近20公里的敌人清扫完毕。

事后，毛主席、朱德等人亲自接见了18名勇士，部队还为这18名勇士每人奖励了一双胶皮鞋和一身军装。

然而长征艰难，一年半后，成功抵达陕北的，也只有一营长孙继先和二连长熊尚林。

剩下的16人，或是在战斗中牺牲，或是在行军中病逝。

真正看到新中国成立的，只有孙继先。

1942年，抗日战争艰难。熊尚林所在的平北抗日根据地，遭到了日寇的扫荡。

熊尚林与大部队分开，他带着几十名战士一边与日寇周旋，一边参与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组建扩大队伍。

然而不幸的是，熊尚林却在这期间遇难了。

一营营长孙继先在长征后，则带领队伍开辟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只能干屡建奇功，成功升至第三野战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孙继先被授予中将军衔。

不打仗了，他先是转型成了军事学院的教员，而后又担负重任，前往大西北沙漠，投身于导弹建设。

在缺人、缺钱、缺设备的情况下，孙继先成功建成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还成功发射了“东风1号”。

后来国家开始了对革命年代的事迹进行整理编写，但有关大渡河勇士的人数，却出现了争执。

讨论会议上，根据过往的宣传资料，同志们发现，当年有关大渡河勇士的宣传，有说17人的，也有说18人的，关键就是作为指挥员的孙继先是否要算进勇士之列。

作为参与者的孙继先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不过面对这个疑问，他并未站出来。在他看来，勇士不是自我标榜出来的。

所以后来，在有关大渡河勇士的宣传上，都统一用了“十七名”勇士。

后来，当年的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得知此事，并不认同“十七名勇士”的说法，因为指挥员孙继先实打实参与了渡河战斗。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杨得志将军将大渡河勇士更正为18名。

那么当年的有关大渡河的宣传，为何会出现偏差呢？经过考证，此事还是出在孙继先身上。

原来当时是孙继先本人写的有关大渡河的通讯报道，他因为谦虚，不好意思称自己为“勇士”，便没把作为指挥员的自己算进去。

1990年4月，孙继先病逝，享年79岁。按照其遗言，一部分骨灰撒在大渡河，一部分埋在青山头的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