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佛教逐渐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到隋唐时期已趋于极盛。经过历代的发展，佛教早已融入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更成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思想工具。

佛教宣扬因果轮回等理论，劝导人们逆来顺受、忍受现世苦、追求西方极乐世界。统治者利用佛教教化，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以精神慰藉，以弱化其反抗意识，削弱社会矛盾，庇护统治秩序。北宋佛教发展如何？有何政策？东京寺庙经营状况如何？

经过唐末灭佛运动，加之五代各国普遍釆取的限佛政策，特别是后周世宗的灭佛运动，北方佛教几近殆尽。入宋以后，北宋统治者结合以往历史上出现的“三武一宗”灭佛运动，特别是看到经过周世宗灭佛运动之后，全国依然有寺院2694座，僧尼共计61200人。

宋人深知佛不可灭的道理，因此，为维护其封建统治秩序，北宋统治者改变五代时期的佛教政策，实行对佛教的保护政策，以利用佛教作为其思想统治的工具，从而“有禅政治”为其统治服务。

北宋建国之初，宋太祖一改周世宗显德二年开始实施的灭佛政策，入宋以来，佛教思想早已深入人心。

但五代之世，朝代更迭，社会动荡，为防止寺院经济与国争利，对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加上周世宗灭佛，给北方佛教带来了空前打击，大量寺院、佛像被毁，僧民流离失所，使包括僧尼在内的饱受战乱之苦的广大基层民众，渴望得到佛教的慰藉。

因此，宋太祖赵匡凰停止废佛，以存其教的政策正是人心所向，有利于北方的安定和赵氏政权的稳定。其次，北宋建国之初，面对南方亟待收归的局面，实行保护佛教的政策，有利于取得奉佛的南方诸国的拥护，使统一大业顺利完成。这是由于从中唐开始，大批僧团南移，佛教开始在南方兴盛繁荣，并逐渐超过北方。

五代十国时期，与北方佛教发展缓慢不同，南方地区虽政权林立，但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经济发达，加上各国统治者提倡和支持佛教，佛教势力得到迅猛发展。因此，为得到南方奉佛诸国的拥护和佛教势力的支持，宋太祖一改后周的废佛政策，积极保护和提倡佛教的发展。

北宋建国后，实行“右文”策略，崇文抑武，大兴文教。而佛教作为文化领域的一部分，在“三教合一”的思想下，与儒、道文化相互渗透，使佛教从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保护佛教的政策也成为“右文”策略的一部分。而佛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它超越了宗教信仰的含义，在北宋对外文化交流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佛教在北宋之前经历了唐末、后周两次灭佛运动，政教关系一度紧张，而北宋政权的建立，使僧侶们看到了重塑政教关系的机会。宋太祖赵匡亂通过“陈桥兵变”建立的赵氏政权，其本身的合法性存在疑问，缺乏正统地位。

佛教僧侣由此杜撰了太祖受禅的谶言和定光佛出世的谶言，赋予太祖以佛的神格，以“君权神授”的理论满足了赵氏政权合法性建设的需要，故太祖调整了后周以来的政教关系，实行对佛教的保护政策。此外，佛教宣扬因果报应，转世轮回，与中国的业报论相结合，宋太祖也深受影响，愿意相信佛教学说。

北宋东京的寺院位于皇城脚下，优占皇室权贵的特殊照顾，是统治者举行祈报、巡幸、恭谢、诞节赐宴、国忌行香、迎待使节等活动的主要场所。在这些活动中；祈报占有着重要地位。在以农为本的中国古代，遇到水旱灾害，人们往往寻求神灵的庇佑，而统治者为安抚社会、收揽人心，往往在宗教场所举行规模庞大的祈祷活动，北宋统治者也不例外。

东京寺院作为北宋统治者行祈报之礼的主要场所，受到全国人民的瞩目，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神圣之所。而皇家赋予其的神圣色彩，使东京寺院独占地位优势。在这其中的相国寺更是倍受统治者崇奉，地位如日中天，是东京最大的寺院，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为国开堂”的“皇家寺院”，领袖全国寺院。

东京新建或重修的寺院基本上都得到了皇帝的赐额，甚至一些寺院的下院也得到了赐额。

北宋东京寺院的经济来源主要有赏赐、布施和经营性收入（包括土地经营、房产经营、工商业经营及其他）。

除徽宗奉崇道教，实行“改佛为道”外，皆崇信佛教，并大力支持佛教事业。东京各寺院位于天子脚下，受皇恩福泽，往往能得到丰厚的赏赐。钱帛是北宋历代统治者对东京寺院的主要赏赐物。北宋统治者对东京寺院进行大量的钱帛赏赐，以此表达其对佛教的支持。宋仁宗在宝相院建大悲阁时，“赐禁钱四百万”。

除了钱财，还有茶叶。茶作为赏赐物，源于佛教对茶的依赖。早在晋朝佛僧就有了饮茶的习惯。唐代禅宗发展以来，更是将茶与禅结合起来，上升为一种茶禅文化，佛家颂茶有三德：一是提神，对于日夜参禅的佛僧，饮茶宜于其静思；二是助消化，佛僧打座修行，容易积食，而饮茶有助于消食；三是抑思淫，清心茶香，有助于消除邪念。

这些都有助于佛家的修行，而且将饮茶过程中的汲水、告香、点茶等形成茶礼，作为日常修行的一部分。因之佛教对茶的依赖和巨大需求，北宋统治者往往将茶作为重要赏赐物，同钱帛等一起赏赐给东京寺院。

他们的优待不止这些，随着唐天宝年后均田制的废除，土地私有化程度不断加深，北宋统治者占有的官田越来越少，赏赐给寺院的土地相对前朝来说也大大减少，但位于皇城加下的东京寺院，依然得到了土地赏赐，这在土地资源尤为稀缺的京都表现突出。

度牒本是官府发给出家为僧、道者的一种凭证，“旧法，降赐度牒凡二，有拨赐，有试经。”但由于财政困难，或为快速获得机动资金，不须本钱即可平地生财以解决燃眉之急，官府开始出卖度牒。出卖度牒的行为始于唐朝。北宋初期并无出卖度牒的记载，到宋仁宗后期，由于财政困难开始出卖度牒，到宋神宗时期逐渐制度化、经常化，岁有定额，价有定格，使得度牒成为一种有价证券，而政府也常将其作为一种价值手段赏赐给东京寺院。

在中国古代社会，遵循以农为本，土地就成了最基本，也是最具决定性的生产资料，开发、占有土地的多寡也成为衡量社会经济的重要指标。而寺院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的一部分，土地经营也成了寺院经济的支柱产业。自南北朝以来，寺院就幵始占有大量的土地，到隋唐时期，一些大的寺院的田产动辄上千顷，而其田产的来源有国家授田令授田、统治者赐田、信众施田、寺院开垦和购买等，对田产的经营则采用大土地经营制和禅林经济的方式。

但是随着均田制的废除和两税法的实行，土地私有化不断加深，土地兼并严重，北宋寺院经济的土地来源和经营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就北宋东京寺院的土地田产，宋太宗于雍熙四年设置课利司，“掌京城诸寺邸店、庄园课利之物，听命于三司，以寺务司官兼掌”气可见东京寺院大都具有自己的庄园。例如，相国寺在建寺之初就拥有自己的寺庄。

对于北宋寺院的土地来源，国家授田和统治者赐田数量减少，主要依靠信众的施田，而由于土地私有化的加深，寺院购田明显多于前代，并出现了寺院租個土地，以获得收益。

入宋以来，商品经济得到了重大发展，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以商业为“末业”的观念逐渐被打破。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社会各个阶层纷纷投入到商品经济中，上至皇亲贵族，下到平民百姓，呈现出一种“全民经商”的态势。在这场“商业潮”的冲击下，寺院、僧尼也纷纷加入到工商业经营的队伍中来，以各种方式获取了大量的经济利益。

而东京地区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官私手工业发达，城内更是商铺林立，各种交易动辄千万，并出现了许多资产雄厚的商人，东京“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东京的寺院、僧尼依托东京地区强大的工商业基础和市场，经营、发展多种工商业，从而赚取了大量的利润。例如借贷业、饮食业、书铺、刺绣业等。

北宋统治者大力营建寺院建筑，重置译经院，设立印经院，支持佛教的刊印工作，甚至还亲自撰写佛经，并积极鼓励僧人西行取经，也欢迎外国僧迦来华进行佛法的交流。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北宋佛教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