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欺凌”的现象在当今的校园中时有发生，事实上，校园欺凌问题不是现如今才被披露出来，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在传统社会的教育境遇下，师道尊严在标示尊师重教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投射出学生学习被动、深受压抑甚至被戕害的弱势群体现象。

严格意义上说，校园欺凌的起因是十分复杂的，当时的外部环境，孩子家庭状况，或者是学校里的风气，都会影响校园欺凌的行为。

校园欺凌的手法和形式五花八门。打骂、取笑、辱骂、造谣、挖苦等行为算得上是直接言语欺凌。

间接欺凌与直接欺凌相对，一般欺凌者不会直接出现，而是用不容易被他人发现的方式欺负他人。

包括但不限于散播谣言、孤立等行为，当然，如今网络十分发达，有些欺凌者还会运用网络手段，来诋毁被欺凌者。

在校园场景中，中小学生的年龄较小，而且相对于成年人来说身心发展尚未成熟。而这也导致这些学生的性格特点有些问题，他们会情绪不稳定，还会缺乏包容心。

这个阶段的部分学生当自尊心受到打击时，有可能导致其情绪失控。

另一种值得引起关注的现象是，外出务工的父母会将子女送至祖辈那里，让其帮助养育、照顾。

在这种家庭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老人的文化水平有限，不知道应该如何教育孩子，他们的观念与时代的发展存在一定差距。

亲子分离时年龄越小，曾留守儿童受欺凌的风险越高。

农村留守儿童在校园欺凌事件中，往往处于“被欺凌”的一方，常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在校园欺凌事件中，实施加害行为的能力相对较弱。

农村留守儿童由于父母离家，家庭支持的力量相对薄弱。

无论在实际操作中，采取隔代监护模式还是亲友监护模式，留守儿童的实际监护人面对校园欺凌时，往往陷入“没有能力管”及“管了不讨喜”的尴尬境遇，干预能力十分有限。

可以说，父亲监护的“缺位”让留守儿童更易于成为校园欺凌的被害者。

此外，学生们会受到一些不良的网络游戏、电影所影响，当看到里边出现与暴力相关的内容时，则会有意无意进行模仿。

这些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初中生的心理认知。

中小学生的年龄较小，对于一些内容没有准确的判读，也不知道是否属于违法犯罪，易于激起其负面情绪。

在进行群体活动时，学生作为个体在群体中容易丧失自我意识，群体氛围的刺激下，个体情绪很容易受到感染，出于从众心理，容易做出缺乏理智的行为。

欺凌者把交往对方看成是能满足需求的物体存在，即主观化为“物”的对象，欺骗、凌辱和殴打等非正常的手段不过是他寻求目的的一种形式。

欺凌更显示出“面子”或“伟大”的价值观，这从侧面强化了学生对交往之中自身“强大”的认可和赞许，将欺凌变成一种对他者交往行为的标榜，建立自我地位、信心，维护自我的“强大”。

被欺凌的儿童往往性格懦弱，抑郁质明显，很多时候即使遭遇欺凌也会选择逆来顺受，保持沉默。

他们在学习或生活中十分自卑，性格胆小孤僻，在与他人交流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方，没有太多朋友，有的学生甚至存在社会焦虑。

当与他人发生冲突时，这类人更愿意选择默默忍受。 这种情况若持续发生，容易被他人贴上“软弱者”的标签，更易招惹欺凌者的攻击。

如果被欺凌的同学不敢或者不能对欺凌行为进行反击或被威胁不能告知他人时，会导致欺凌行为越来越频繁。

强弱分明的交往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蜕变成人与物的交往，受欺凌者不再作为主体的人以实现彼此的良性交往，而是为了满足他者的需求。

在强势与弱势的悬殊下，弱者不管是具有正当还是不正当的行为和品格，都处于被动无效沟通之中。

当被欺凌者存在生理缺陷，如身体残疾、肥胖、社交恐惧等情况时，也极易成为被欺凌的对象。

欺凌发生时，如果没有人出手制止；或者欺凌行为被发现但没有得到处罚、被欺凌者进行反抗但未果等，将会促使欺凌事件多次发生。

社会支持是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者进行不收钱免费帮助的一种选择性社会行为。

教师、学校支持网络是儿童成长中的重要支持网络， 青少年通过敬爱父母、交朋结友、怀念学校、努力提高工作技能等来表达社会依附感。

教师的关爱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留守儿童校园欺凌被害率。经常愿意和老师沟通、觉得老师很关心学生的受访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明显较低。

完善中小学的体育文娱设施，开设积极向上的竞技活动项目。

根据儿童特别是男童的心理特点，引导其树立“竞争不是打架”及“尊重弱者”的正确男性观念，避免儿童群体之间的正当竞争行为演化为校园欺凌行为。

除了校园内，还应把考虑问题的逻辑拓展至校园周边。校外闲散人员是部分不良学生的“保护伞”，为其欺凌其他同学提供帮助。

部分不良学生又在毕业、辍学后成为社会闲散人员，通过帮助不良学生欺凌他人等方式在校内招募“马仔”，甚至利用校内学生实施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学校及公安、教育行政部门等主体应加强惩戒教育力度，提早介入校园欺凌事件，完善专门学校制度。

坚决杜绝校外闲散人员黑恶势力插手校内学生纠纷，着力破除“暴力潜规则”，建构良性校园秩序。

学校应选取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及“严重不良行为”典型案件，宣讲校园欺凌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应对措施，实现刑事法治教育的“前端化”和“预防化”。

通过法治教育，增强中小学生对校园欺凌行为的辨识能力和应对能力。

如果条件允许，应扶持乡镇中小学设立心理活动室，聘请专门的心理教师，开设心理学普及课程。对于遭受校园欺凌的留守儿童，应及时采取心理干预。

人际交往中，“我”与“你”的对等是建立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的， “我”的强大，也应该看到对方的另一方面的“强大”，只有两者的“强大”，才能构成平等的往来。

学生的自我怀疑让其活在“弱小世界”之中，潜力被埋没，甘愿做一名“习以为常”的学习者。

事实上，成绩差的学生并不代表他们“无能”。

信任学生，委以重任，让他们知道自身的潜力无穷，在任务达成之中激发对自我的情感与信心。

学校须发挥政策制度、育人环境的作用，创设人与人平等交往的氛围，导向良性的交往价值观，达到对校园欺凌预防的目的。

我爱人人，人人爱我。也许，这是真正的教育初心。

参考文献

《发展心理学》

《青少年心理学》

《儿童心理学》

《心理学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