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武汉地区的朋友或经历过“十年动乱”的老一辈人，应当对1967年武汉军区爆发的“七·二零”事件不会陌生。

简单来说，“七·二零”事件是发生在特殊十年中的一场军队内部混乱。起因是1966年之后，全国范围内的军区、省市政府受到造反派的冲击。

当时武汉有一支名为“百万雄师”的造反组织，该组织主要成员是以大中型工矿企业工人为主，顶峰时成员多达40万人，对外号称百万。

1967年4月，中央动乱小组把镇压造反派的罪名加到各军区人武部的负责人头上，最终引发全国范围内各支造反派的武斗，其中就包括武汉。

历史上的两湖人强悍好斗。“十年动乱”期间，因为特殊政治因素的加持，使得各自造反派经常大打出手。年轻的工人、学生不去上班学习，反而为之付出了鲜血乃至生命的代价。

1967年6月4日，武汉军区发出公告宣布支持“百万雄师”，此举使得武斗事件愈发升级，且不可收拾。正当整个武汉陷入水深火热之时，毛泽东主席于7月14日秘密离开北京，在杨成武、张春桥等人的陪同之下住进了武汉东湖宾馆。

不久之后，“百万雄师”通过武力手段控制了林彪的死党王力、谢富治、余立金等三人，由此爆发了著名的“七·二零”事件。

在这场事件中，身在武汉的毛主席起到哪些关键的作用呢？

时间进入1966年，全国各地的武斗不断升级，且一发不可收拾，动乱的策划者们错误地把解放军推向第一线，促使了武汉“七·二零”事件的爆发。

武汉乃湖北省省会，当时拥有400万人口，地理位置极其优越。1966年11月，前中南局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军区政委王任重已经被打倒，前省委书记张体学等人的处境十分糟糕，导致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义愤填膺。他顶住巨大压力，出动军队，把王任重、张体学等人送入军区医院或者饭店和造反派们捉迷藏，尽力保护这些受到冲击的老干部。

然而，湖北省委和中南局已经被彻底冲垮，造反派们下一个目标就是武汉军区。陈再道代表武汉军区出面组织工作实行全市军管，借助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发布“二二八”声明，连续取缔几十个造反组织，并坚决支持“百万雄师”。

至于武汉军区为何要支持“百万雄师”？原因就是这是一支庞大的造反组织，内部成员大多为工矿企业工人和学生，基层组织一直延伸到居委会。

“百万雄师”还得到省市委机关、公安部门多数人的支持，属于“天派”，既奉命造反，不主张打倒任何领导。

1967年6月4日，武汉军区正式发出公告支持“百万雄师”，向其他一些造反组织发出严正警告，不准他们借机翻案。

同一天，一支名为“红武兵”的造反派冲击武昌棉织厂，拿下广播站，千余名的“百万雄师”队员立即乘坐卡车冲进市委大院，抓捕对方几十人。

形势如此严峻，中央动乱小组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最后决定委派王力前往武汉。

简单提一下，王力是“十年动乱”期间一位重要人物。他于1921年出生于江苏淮安，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北海区党委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1966年动乱开始后，他与林彪、江青等一伙反革命分子狼狈为奸，于1967年8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

动乱小组决定让王力先去上海，希望他能够及时和武汉其他造反组织拿下军区这块难啃的骨头。不过，王力平日虽然口号喊得震天响，此人并不具备多么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谢富治当时急于表忠心，就自告奋勇陪同王力去武汉，他还推荐让时任空军政委余立金一起去。

林彪、江青等人一致同意，于是王力、谢富治、余立金于1967年7月16日下午乘坐空军飞机，顺利抵达武昌郊外的军用机场。

刚下飞机，王力发现整个军用机场几乎空无一人，只有一名空军副师长来迎接。这位副师长看见飞机落地后，立即小跑两步，举起拳头犹如宣誓般地说道：“三位首长，我们部队口号是誓死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与党中央，向造反派学习致敬……”

还没等他话说完，王力就摆了摆手，装作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赶快走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倒要看看陈再道敢把我们这些人怎么样？”

当天晚上，王力、谢富治、余立金住进了警卫森严的武汉军区招待所，招待所位于武汉珞珈山下，绿树掩映，环境优美。

深夜，王力、谢富治、余立金就听到武汉城内枪炮声起，喇叭声、呐喊声响彻全城，不由得心惊胆战。此时的“百万雄师”得知王力等人已经抵达武汉，一辆接一辆的军用卡车从招待所院墙外呼啸而过，车上的武装工人们发出震天响的口号。

这时的王力已经没有此前的“雄心壮志”，他只想赶紧回到北京。

第二天早晨，王力不顾谢富治和余立金的一再劝阻，在驻军的保护下乘车赶到武汉水运学院，他对“三钢造反派”代表明确表态：“不让百万雄师继续猖狂下去，这是党中央的最新意见。”

当天下午，“三钢造反派”用八个广播台同时向武汉三镇广播：中央是坚决支持我们的，“百万雄师”的末日即将到来。

通过此举就不难看出，王力此人简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原本武汉的武斗局面已经不可收拾，他又添油加醋地说了这么一番话，犹如火苗落到了一堆干柴中，大火蔓延必将会波及很多人。

另一边的“百万雄师”听到“三钢造反派”居然要消灭自己，立即喊出了：打倒王力，打倒谢富治的口号。

1967年7月19日晚，王力、谢富志、余立金三人乘车进入武汉军区司令部大院，屋内坐满了军区师、团级以上军官。陈再道、钟汉华、孔庆德等军区主要领导人悉数在场。人到的差不多了，王力宣布开会，他先是领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然后话锋一转道：“我代表中央动乱小组宣布四点指示。”

这四点指示基本上都是针对“百万雄师”与武汉军区，且有意挑动造反派进攻解放军。此时的陈再道脸色非常难看，他低声对身边的钟汉华说道：“这么一个混蛋要是在战争年代，我早就宰了他不可。”

钟汉华赶忙拉住陈再道：“王力真不知好歹，来武汉不先找军区党委开会，反而去找造反派，心目中根本没有人民军队，但此时千万不可冲动。”

陈再道、钟汉华两位首长拥有较高的涵养，不代表其他师团级军官也能如此沉得住气，一位姓牛的师长就打断了王力谈话，他一抬手掀翻了面前的桌椅，带头退出会场。

另一旁的副师长、政委也愤然离席。王力脸色青一块紫一块，他大声喊道：你们把名字给我留下来，我要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另一旁的谢富治赶紧打圆场：我们要多找同志做做工作，光顶牛不行。

牛师长回过头来对着王力、谢富治大声吼道：“你们说的这几点我一条都办不到，你们就是想打压军队。告诉你们，这样闹下去你们一个人也逃不出武汉，你们是一条命，我也是一条命！”

此话一出，王力、谢富治、余立金三人的脸色突然大变。王力仍然不肯服软，他估计武汉军区的指战员们总不敢以下犯上。等到自己回到招待所后却发现，珞珈山附近已经被团团包围，到处站着端着冲锋枪和步枪的陆军士兵。

1967年7月20日凌晨，几十辆汽车抵达招待所门口，从上面下来了几百位“百万雄师”的成员，他们个个荷枪实弹。

此时的王力已被吓得魂不附体，谢富治已经想好了办法，他认为硬顶蛮干只会送命，不如说一些好话，回到北京一切好商量。

最终，造反派冲入招待所内部，通过武力手段控制了王力、谢富治、余立金三人并把他们带到了武汉军区礼堂。陈再道与钟汉华等军区负责人陪同进入会客室，二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之所以把你们三人请到礼堂，不是要制造什么流血冲突事件，而是想平心静气地谈一谈。”

有了陈再道的这番话，王力三人至少性命无忧。第二天，王力被义愤填膺的造反派成员打了几拳后，经陈再道、钟汉华出面再三劝阻，才把他救了下来，并立即保护起来。

“七·二零”武汉事件迅速传到北京，让林彪、叶群、江青、吴法宪等人大吃一惊。这群反革命分子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会上，江青惺惺作态地哭道：这可怎么办是好？陈再道居然翻脸搞反革命政变，他扣押王力三位同志事小，若煽动军队扣住毛主席不放，那可真的不得了。

原来，毛主席与杨成武、张春桥南下视察是绝对保密的，除了江青、周总理等少数几人知情外，其余人等一概不知。

江青此时抛出“毛主席身在武汉”的重磅消息，让林彪等人觉得事态紧急。一同参会的周恩来保持沉默，冷静地思考对策。

此时林彪建议立即派出陆海空三军，保卫武汉三镇，同时发动政治攻势，让武汉军区广大指战员幡然醒悟。

一旁的叶群则提出建议：先请周恩来总理去武汉给毛主席解围。等到毛主席平安之后，才能采取一切行动。

众人均表示同意。1967年7月21日，周恩来乘坐的专机抵达孝感。他顾不上休息，立即换乘吉普车，匆匆驶往武汉。赶到武汉后，周恩来前往东湖宾馆见了毛泽东，二位伟人进行彻夜长谈，具体谈话内容不知。

7月22日早间，周恩来安排车辆护送毛主席一行乘车去武汉空军二号机场。路上遇上人员盘查，都是周恩来亲自出面，所以通行无阻。陈再道、钟汉华得知周恩来已经抵达武汉，立即乘车赶到机场向周总理控诉，却遭到负责机场警卫任务空军8199部队官兵们的阻拦。

周恩来将毛泽东送上飞机之后才放下心来，接着来到武汉军区，严厉地批评了陈再道、钟汉华，并与武汉的一些造反派代表与军区领导人、官兵代表进行了谈判。7月23日上午，周恩来陪同陈再道乘坐一架专机抵达北京，在他的周密安排下，陈再道受到北京卫戍区警卫部队的保护。

23日下午，王力、谢富治、余立金乘坐一架军用飞机回到北京。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在北京西山召开扩大会议，由林彪主持会议。

会上，陈再道被迫承认犯下严重错误，但他坚决不承认自己反党、反毛主席。会议结束后，陈再道与彭德怀等人送上军用卡车，沿天安门广场绕行一周。

全国百余座城市分别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声讨陈再道，各军区面临更大压力。

最先受到武汉“七·二零”事件波及的便是南京军区，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压力非常大，军区司令部大院被几万名造反分子团团包围，他被迫前往安徽大别山躲藏。

许世友几次放出狠话：动用武力，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解决这些事件。为蒙冤受难的原红四方面军战友陈再道鸣不平。

正当形势已经不可收拾时，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1967年8月5日，中央军委调查组在南京司令部表态：许世友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他和陈再道不同。

张春桥在上海作了同样表态。

在北京，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贴出“大字报”，称王力是反主席、反党、反军的大毒草，还点了戚本禹等人的名字，称他们为“反军逆流”的始作俑者。

明眼人都清楚，林彪、叶群夫妇，包括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才是这场政治风波的罪魁祸首。

毛主席此时没有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主要不是因为考虑到他们身份。他老人家只是希望能在短时间内将“七·二零”事件所带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压到最低，避免全国内战乃至大动乱等不堪设想的灾难性后果。

至于“百万雄师”这一造反组织究竟是究竟有没有在“七·二零”事件中冲击毛主席居住的东湖宾馆？答案应当是否定的。

因为毛泽东前往武汉只有少数人知道，陈再道、钟汉华等武汉军区的领导人都不清楚，“百万雄师”这一民间造反派组织根本不清楚毛泽东的具体行踪。

武汉“七·二零”事件的爆发，其中有利有弊。坏处是引起了全国各地武斗的持续升级，加剧工人学生流血冲突事件的爆发。

好的一方面，武汉军民勇敢抗争，起到历史性巨大作用，客观上促使了党中央决策者的思想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