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7日晚间，中国北方航空公司的CJ6136民航客机失事坠入大连附近的渤海海域。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接到汇报的时候，已经是接近零点了。这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朱镕基接到的第二起空难事故报告。

总理最关心的是，这一次的北航旅客能否像上个月的“釜山空难”一样，获得幸存的机会。在他的指挥下，国务院牵头的空难处理小组旋即成立，并于次日凌晨飞抵大连。

彼时，朱镕基已经当了4年总理，拼经济，重民生，斗危机，这位74岁的老人竭尽自己所能，站在引领中华民族振兴的前沿阵地上。无论开展什么工作，他的心里始终都绷紧一根红线，必须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7空难”发生前的一周，朱镕基在常务会议上提到了“釜山空难”，不仅是为了给民航系统敲敲警钟，也是为了顺便提醒一下共同参会的能源和交通系统负责人。他敏感地意识到，安全隐患的暴露往往不是孤立的，后续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效应。

出乎他意料的是，自己的担忧这么快就被印证了。

5月8日清晨，几乎彻夜难眠的朱总理紧急召开了国务院常务扩大会议，所有在京的部委负责人都被要求参加。向同志们通报完空难的初步情况之后，朱总理面色凝重地举起了手中的记事本，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网络舆情反映。

虽然尚无最终结论，无数质疑和问责还是铺天盖地袭来。朱镕基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面对天灾，他可以承担压力，可是对于人祸，他坚持零容忍。对于近来国内安全事故频发，国家和人民利益损失严重的不利形势，朱总理做出了两点分析。

一是自90年代末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发展增速惊人，各行业提升显著，2002年的开局形势同样被看好。很多同志的心开始飘起来了，不再把注意力向安全方面倾斜，而是时时刻刻盯着GDP的数值。

重视经济是好事，但是朱总理一贯强调的是以民生为重。如果安全缺乏保障，经济的长远发展又何以为继呢？

二是党代会召开在即，各单位主管领导涉及到换届调整和退休离任的问题。在个别人的心里，在仕途转折点的关键时刻，似乎安全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麻痹大意的作风一旦在心里扎了根，就必然会酿成灾难性的后果。

朱镕基语重心长地告诫各部门领导，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岗位，面临什么样的变动，专注工作的程度不能打折扣。换届也好，调整也罢，终极目标是为了人尽其用，最大限度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会议的最后，朱总理再次把矛头指向了民航总局。他直言：如果再有空难事故，民航局领导只有引咎辞职一条路可以走。

朱总理预计的更糟糕情况并没有真实发生，然而“5·7空难”的真相却让人惋惜遗憾。时年37岁的大连籍乘客张丕林后来被确定为空难的罪魁祸首。经营装饰公司的张丕林因陷入财务危机，而萌生了炸毁飞机骗取保险金的罪恶念头。

在为自己购买了140万元的高额意外险之后，他私自将1.5升汽油带进了飞机客舱。在飞机即将降落在大连机场的时候，张丕林引燃了汽油。这起事故最终夺去了111名机上人员的生命。

经过空难发生地周边海军、武警和边防力量的全力搜救，最终于5月14日将所有遇难者遗体和黑匣子打捞出海。“5·7空难”发生后半个月，国务院公布新的人事任免：由52岁的杨元元接替刘剑锋，出任新的民航总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