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史，西方古典学

主要著作：《中西因缘：近现代文学视野中的西方“经典”》《蜗耕集》，译有《西方古典学术史》

张治的书单

《水浒传》，施耐庵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西游记》，吴承恩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三国演义》，罗贯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堂吉诃德》，［西班牙］塞万提斯著，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现代中国学术之建立》，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管锥编》，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79

《管锥编读解》，张文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论语正义》，刘宝楠撰，中华书局，1990

《庄子集解》，王先谦撰，上海书店，1987

《周易集解》，李鼎祚撰，中国书店，1984

《诗经原始》，方玉润撰，中华书局，1986

《楚辞补注》，洪兴祖撰，中华书局，1983

《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撰，中华书局，1983

《杜诗镜铨》，杨伦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我的工作，离不开读书这个活动。在大学教课，需要读书；从事学术研究，也得读书；平日还写点儿和读书有关的文章。略有不同的是，讲课的范围只是我读书兴趣的一个渐不重要的部分；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读书，很多实属“查资料”，与阅读也有本质分别；真正占据比较多功夫和精力的，是随自己的兴趣，一边读书一边做笔记，偶尔将有趣的心得变成文字发表的那种读书活动。从前看李零先生在某部著作后记说：把专业当业余，把业余当专业。这两句话挺让我感动的，不由得也不断地重新认识自己。专业领域的限制，让人易生倦意，尤其我本人在学历专业上有些迫不得已。有人怀着专业学问的虔诚心读书，我敬重他们更配得上“学者”这称号。对我而言，别人称我是“读书人”，我才觉得是最大的赞美。

若谈影响自己最深的书，应该也联系起这“读书人”的认同，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从小反复读，影响基本性格的书；一类是人生关键时刻遇到，树立自己志业方向的书；还有一类，则是在摸索学问传统之过程中绕不开的高山、必须亲临的深渊，虽然未必读得通了，但是“祭如在”，影响自然挥之不去。

我父母退休前都在地方师专中文系教书，家父年底办年货，只拎回两大包书，家母看了也欢喜。我从小受的教育，大抵有两点：一是凡事不思竞争，二是读书令人快乐。综合在自己读书兴趣的培养上，等于是以无功利目的的思想娱乐为追求。我小学低年级读完了《水浒》《西游》《三国》，还有杨绛译《堂吉诃德》。七岁能背诵全部梁山好汉绰号与姓名，至今丝毫不忘。小学第一次学习《西游记》的片段，下课我就拿原著问语文老师，为什么唐朝会有《百家姓》。我翻看了父亲书柜里的《中国人名大辞典》，还曾经把《三国》的人物姓名全部造册。少时读《水浒传》比较投入，是觉得好汉的言行淋漓痛快。及察见“英雄失路之悲”，如林冲于沧州牢营所见，“来往的尽是咬钉嚼铁汉，出入的无非沥血剖肝人”，那已是步入社会之后。《西游记》更有意思，与大多数古典小说都不同，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其风格最接近世界各民族那些古老的长篇叙事经典。而就语言游戏的精妙与工巧来看，在中国文学史无出其右者。每见有些文学研究家以社会影射、现实写照的思路揭示《西游》之价值，总觉得是煞风景之举。

《堂吉诃德》是我完整读过的第一部西方文学作品，杨绛的译笔风格颇有《西游》的趣致，前几年我看钱锺书的《堂吉诃德》读书札记，屡次以《西游》文词意境与之比较，方识缘由。小时候读姐姐案头的“外国文学作品介绍”，于《堂吉诃德》赞赏的是“挑战风车”这样情节，我爱读的则是“哭丧着脸的骑士”的大套昏话和侍从桑丘的插科打诨。记忆极深刻的是“烧书”一节以及“魔侠”将羊群列数为各路豪杰的片段。一般看法都以《堂吉诃德》第一部胜过第二部，查尔斯·兰姆称后者为“败笔”，我初读时至桑丘辞任海岛总督后便读不太下去。前些年通过屠格涅夫、周作人、钱锺书、索飒等人的分析重观故书，才见出第二部中有少不更事时难以察觉的世态炎凉。结尾“魔侠”重见自我一节，尤有意味，无此节便收不起整部大书的“满纸荒唐言”。

漫无目的的少年读书时代，也有着迷于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之奥妙的时光。读高中，家里大人们替我选了理工科这个方向，我自己并无想法。大一时从自修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到对科学思想史产生兴趣，我突然意识到，在知识、思想与文化中寻找人类精神生活之历史，可能是最令我振奋和向往的工作。工科学术教育，强调的是从颠扑不破的数理公式中出发，落实到具体的工业环境中，减少损耗，增加效能。我想不出油井与金属粉尘中如何有精神生活，便逃避到从前的文学世界，改考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生。读硕士后，接触到了两部书，使我得以迅速脱离了仍是一种羁绊的科系专业局限，真正体会到自己的志业方向。一部是陈平原《现代中国学术之建立》，一部是张文江《管锥编读解》。这两位作者在此后都成了我的老师。

陈老师的书，谈的是自清末至民国的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从章太炎到胡适，最大的变化就是政学分途。现代学术建立之后，单就学者的本业来说，就是学术走向专业化。此书背后有时代情怀，与我当时的心境能够接通，在此姑且不谈；我所受到震动的是学术史的话题，正是我此前懵懵懂懂意识到的一种读书追求。谈学术史的书很多，我碰巧是从这部书开窍的。我突然看到，凡是精神活动都有传统和渊源。不是你凭空地去追求真理，也不是你倚靠才情、想象力来做学问，不光是自然科学思想需要积累和继承，诗文之学背后也有因袭嬗变。我从陈老师此书开始对学术史产生兴趣，从此做研究注意“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由书目入手，以尽可能全面的原始文献为根据。

而张老师的书从另一方面给我启发，我读《管锥编读解》后不久，他就正好给我们上了一年的课，主要讲《庄子》及佛经。书是他在1990年代研读钱锺书《管锥编》及其主要涉及的十部古籍所写的心得。我当时迷《管锥编》，同时读张老师的“读解”，也想学他样子去对读那十部书（没有读完），我发现书中对于钱锺书列举比较修辞命意的诗文句子，做了很多甄选和估衡。估衡的标准，不是前述学术史“考镜源流”的标准，而是简单说，即“义理”的标准，复杂些讲，便是具有或更富生气、或更为玄妙、或更能揭示本质的标准。钱锺书大多只讲到修辞的独创、模仿、暗袭、翻新和改造，“读解”加上了一个标准，有时《管锥编》举了若干例子还未搔到痒处，“读解”则再多做一些补充。我在恰好需要的时刻读到这部书，体会到考据的全面之外，还有义理上的关键，学问追求沉潜，也应当追求“上出之象”。

最后还要提到那些在我阅读生涯里感到如登山崖、如临渊谷的伟大书籍，按理说所谓各种文明的“大经大法”之书，才是每个读书人应该列举的影响自己最深的书。但我自惭学问浅陋，哪有什么资格向人介绍自己读这些经典的感受呢。我只敢略述一二自己阅读的态度和方式，就个人脾性及视野而言，我比较重视的“大书”，中国的有《论语》《庄子》《周易》《诗经》这几种。案头常备的是校点整理本的刘宝楠《论语正义》、王先谦《庄子集解》、李鼎祚《周易集解》、方玉润《诗经原始》，篇幅大小合适，学术的重点与方向也满足我本人随手翻阅的需要。要往下说，具体到文学方面，至少还有楚辞（洪兴祖《补注》）、《世说新语》（余嘉锡《笺疏》）和杜诗（杨伦《镜铨》）这几种书，也是经常读的。

因为过去十多年中对古希腊、罗马的思想与学术怀有极高的兴趣，我也读了一些重要的典籍，包括荷马与赫西俄德的史诗、前苏格拉底哲人的残篇集、一部分柏拉图的对话录，还有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以及维吉尔与奥维德，最开始接触的都是中译本，但随之更喜欢对照着Loeb古典丛书的英译本并参考原文来读。另外，普鲁塔克、琉善、老普林尼的著作，以及《名哲言行录》，也是我有空闲的时候乐意翻阅的读物。再如西方近代大作家，莎士比亚、但丁和拉伯雷，也都是在我书架上永远占据显赫地位的人物。拉拉扯扯列举了这么多，无非是以开书单掩饰内心没有底气的做法，天晓得我真能读进去了多少，但我想大多数人的书斋理想，其实不过就是能够与古代圣贤终日对坐，挨个深入对话一窥堂奥的也不会太多吧。

少时嗜读说部，图一个“好玩”，连缀人事与语言，揣摩情怀与智趣。潜移默化中，也影响到后来在学术思想与文章修辞的表述。在姗姗来迟的“志于学”年龄，一两位良师的重要著作恰恰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总算使自己找到了读书的方向。然而，真正影响我的书，是那些以个人的记忆、智慧乃至生命都无法全然掌握的经典。它们的灵魂随时可被唤醒，却又在遥不可及的时间尽头向我招手。

（2015.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