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曼大闹徐志摩葬礼，要为其换寿衣和棺材，张幼仪：她说了不算

1931年的冬季，徐志摩的葬礼在硖石老家举行。这位曾经风流倜傥的才子，如今却躺在中式的棺材里，身着传统的蓝色绸布长袍。陆小曼摇着头，眼泪簌簌落下。她无法接受眼前这个陌生的徐志摩 - 生前最爱穿西装、最具现代气息的丈夫，怎能以这样的面貌长眠？一声声＂不对＂的呼喊打破了葬礼的肃穆，她要换掉这一切，要让徐志摩保持他生前的模样。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惊愕不已，而此时，张幼仪正在远处的家中忙碌。当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时，她又该如何应对这场意料之外的风波？谁才是最有资格为徐志摩做出最后的决定的人？

一、徐志摩空难身亡的经过

1931年11月19日，天气晴朗，徐志摩从北平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客机前往上海。这是一架由德国容克斯公司生产的F13型单引擎飞机，机号为301。当天上午9点25分，飞机按计划从北平起飞。

除了徐志摩这位唯一的乘客，机上还有两名机组人员：驾驶员胡刚复和机械师李敦诚。胡刚复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此前已有数年的飞行经历。当天的天气条件看似良好，但随着飞机向南飞行，天气开始出现变化。

当飞机飞至济南上空时，浓雾突然笼罩了整个区域。据济南机场的记录显示，当时的能见度不足300米。在这种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胡刚复试图降落在济南机场进行中途加油。

上午11点40分左右，飞机在降落过程中与济南郊区的太山相撞。巨大的撞击声惊动了附近的村民。当地村民赶到现场时，发现飞机已经支离破碎，散落在山坡上。机上三人全部遇难，其中徐志摩的遗体状况最为严重。

事故发生后，济南当地的中国银行职员陈先生得知消息，立即带着妻子赶到事故现场。他们在现场发现，徐志摩的遗体伤势严重，头部和身体多处骨折，面部难以辨认。陈先生和其他热心人士合力将遗体运送到附近的关帝庙暂时安置。

消息传到北平和上海后，引起了文化界的震动。当时的《申报》、《大公报》等多家报纸都对这起空难进行了报道。航空公司随即派人前往事故现场进行调查，初步认定是大雾天气导致飞机撞山。

徐志摩的亲友们闻讯赶来，但由于当时正值华北战乱，交通受阻，处理后事变得异常困难。遗体在济南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期间由陈先生夫妇和当地热心人士照料。直到第二年春天，才终于找到合适的机会，通过铁路将遗体运回浙江硖石老家。

这次空难不仅结束了一位才子的生命，也成为了中国民航史上一个重要的警示案例。事后，中国航空公司加强了对天气条件的评估标准，并提高了飞行安全要求。同时，这起事故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民航安全的关注和讨论。

二、张幼仪主持后事的艰难历程

徐志摩遇难的消息传到上海后，最先收到电报的竟是前妻张幼仪。1931年11月20日凌晨一点，一位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亲自将噩耗送到张幼仪家中。这位工作人员向张幼仪解释，他们已经尝试联系陆小曼，但陆小曼拒不相信这个消息，将他们拒之门外。

接到消息后的第二天清晨，张幼仪立即联系了她的八弟张禹九。张禹九当时在上海一家银行任职，与徐志摩生前交情甚笃。在电话中，张幼仪请求张禹九带着徐志摩的儿子徐积锴一同前往济南认领遗体。

张禹九和徐积锴抵达济南时，已是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他们在当地中国银行职员陈先生的协助下，开始处理各项后事。由于徐志摩遗体受损严重，张禹九立即联系了济南最好的殡仪馆，请来专业人员对遗体进行修复和防腐处理。

与此同时，张幼仪在上海开始筹措运送遗体所需的费用。当时正值战乱时期，从济南到浙江硖石的路途并不太平，运送费用高昂。张幼仪四处联系徐志摩的友人，终于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

在处理后事期间，陆小曼始终没有露面。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陆小曼派了一位女佣来济南打探消息，但并未参与任何后事安排。这使得张幼仪不得不承担起全部责任，从选择棺木到安排运送路线，事事都要亲自决定。

1932年初，战事稍缓，张禹九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租用了一节火车车厢，将徐志摩的遗体运往硖石。期间，他们不得不在多个车站停留，每次都要向当地军阀出示通行证明，甚至有时还要支付额外的＂过路费＂。

遗体到达硖石后，张幼仪亲自监督了停灵场所的布置。她请来当地最好的裁缝，为徐志摩缝制了一套传统的蓝色绸布长袍。这套服装选择颇费周折，张幼仪考虑到徐家是书香门第，最终决定采用传统的丧葬服饰。

在葬礼前夕，徐家族人对张幼仪的安排表示了充分的认可。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特地写了一封信，感谢张幼仪在此事上表现出的担当。这封信后来被徐积锴保存下来，成为了记录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

张幼仪为了避免与陆小曼发生正面冲突，决定不参加公开的葬礼仪式。她只是默默准备了一身黑色旗袍，以备不时之需。这种谨慎的态度，显示出她对这个特殊场合的深思熟虑。

三、葬礼风波中的隐藏矛盾

葬礼当天的清晨，硖石镇上空笼罩着一层薄雾。徐家祠堂内，徐志摩的灵堂已经布置完毕。然而，这场原本庄重的葬礼却因陆小曼的突然到来而陷入混乱。

陆小曼一进入祠堂，就对眼前的布置表示强烈不满。她指着徐志摩身上的蓝色长袍大声说道：＂志摩生前最爱穿西装，怎能让他穿这样的衣服走完最后一程？＂随后，她从随身带来的包裹中取出一套黑色西装，坚持要为徐志摩更换。

徐家族人对陆小曼的行为极为不满。徐志摩的堂兄徐祖雄站出来阻止：＂这里是徐家的祠堂，一切都要按照徐家的规矩来。＂陆小曼不依不饶，甚至叫来了当地的裁缝，准备当场更换寿衣。

就在这时，林徽因突然出现在祠堂门口。作为徐志摩生前的挚友，她本是来送最后一程。但看到眼前的混乱场面，林徽因立即上前劝阻陆小曼。两人之间的对话渐渐升级为激烈的争执。林徽因认为应当尊重徐家的传统，而陆小曼则坚持要遵循徐志摩生前的品味。

消息很快传到了张幼仪耳中。她立即派八弟张禹九前往祠堂处理此事。张禹九带着徐积锴一同到场，试图平息争端。徐积锴的出现让现场气氛稍有缓和。这个年仅十岁的孩子静静地站在父亲的灵柩前，使得争吵的各方都不得不收敛。

然而，陆小曼随即又对停放徐志摩遗体的棺材提出异议。她认为这口传统的红木棺材太过沉重，不符合徐志摩崇尚现代的性格。她要求换成一口西式的棺材，并表示愿意自己承担费用。

这一要求再次引发轩然大波。徐家族人认为，棺材是徐申如老先生亲自挑选的，更换棺材等同于对长辈的不敬。一位德高望重的族老甚至拍案而起，指着陆小曼说：＂你既然曾抛弃志摩，现在又有什么资格来干涉他的后事？＂

此话一出，现场一片哗然。原来在徐志摩去世前几个月，陆小曼曾一度离家出走，与一位画家过从甚密。这件事在当时的文化圈内早有传闻，但都碍于情面没有当面说破。如今被当众提起，陆小曼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

就在这时，《申报》的记者也来到了现场。这场葬礼上的风波很快见诸报端，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议论。有人支持陆小曼尊重死者生前喜好的做法，也有人认为她的行为有失体统。一时间，这场原本私密的葬礼竟成为了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最终，在张禹九的斡旋下，各方达成了妥协。徐志摩的遗体保持原状，但在棺材里放入了一套他生前最爱的西装。这个决定既保全了徐家的面子，也照顾到了陆小曼的心意。

四、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婚姻真相

1915年冬，16岁的张幼仪在家族安排下，与20岁的徐志摩举行了传统的婚礼。这场婚姻由两家长辈一手促成，完全符合当时社会的礼教规范。张家是江浙望族，徐家则是书香门第，两家的结合可谓门当户对。

婚后的前三年，这对年轻夫妻在杭州生活。徐志摩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张幼仪则相夫教子。1918年，他们的长子徐积锴出生，为这段婚姻增添了新的色彩。然而，变故很快就来临了。1920年，徐志摩决定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

在剑桥期间，徐志摩结识了林徽因。这段邂逅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22年春，徐志摩突然写信给父亲徐申如，表示要与张幼仪离婚。这封信在徐家掀起轩然大波。徐申如立即派人前往英国，试图挽回这桩婚姻。

同年夏天，张幼仪带着年幼的徐积锴前往英国。她在伦敦租了一套公寓，希望能够与徐志摩重修旧好。然而，徐志摩此时已经深陷与林徽因的感情漩涡。据当时在英国的留学生回忆，张幼仪常常独自带着孩子在剑桥的街道上徘徊，希望能偶遇徐志摩。

1923年，张幼仪不得不带着儿子返回中国。回国后，她搬到上海租住，开始了独立生活。为了维持生计，她开始学习英文打字，并在一家外商公司找到了工作。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实属不易。

1924年，徐志摩回国后不久就与陆小曼相识。他频繁往来于北平与上海之间，名义上是处理文学社的事务，实则是为了见陆小曼。这段时期，他给张幼仪的生活费越发不足，有时甚至几个月都不曾寄来。

1926年，徐志摩终于与张幼仪达成离婚协议。根据协议，徐积锴的抚养权归张幼仪所有，徐志摩每月需支付20大洋的抚养费。然而，这笔抚养费往往不能按时到账。张幼仪只得靠自己的工资维持母子二人的生活。

离婚后，张幼仪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儿子的教育上。她送徐积锴去上海最好的学校读书，虽然学费昂贵，但她从不叫苦。每天清晨，她都要先送儿子上学，然后再匆匆赶往公司上班。晚上下班后，她还要抽时间教儿子英文。

直到徐志摩去世，张幼仪始终保持着这种坚韧的生活态度。她从未在公开场合抱怨过徐志摩，也很少提及他们的婚姻。即便是在处理徐志摩后事时，她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和理性。这种处事方式，与陆小曼在葬礼上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

值得一提的是，张幼仪在上海的房子里一直挂着一幅徐志摩的照片。每逢清明，她都会带着徐积锴去祭拜父亲。她告诉儿子，不管发生什么，徐志摩始终是他的父亲，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五、遗产与遗著的争夺战

徐志摩去世后的遗产分配问题引发了一场持续多年的争端。1932年春，徐家开始清理徐志摩的遗物。在北平的寓所中，发现了大量未发表的手稿和书信。这些文稿立即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

陆小曼率先提出，这些手稿应由她保管，因为她是徐志摩的遗孀。她声称，这些作品中有许多是徐志摩在与她相处期间创作的，她最了解这些作品的来龙去脉。然而，徐家却持不同意见。徐申如认为，这些手稿属于徐家的文化遗产，应该由家族保管。

1932年4月，《新月》杂志社的同仁也加入了这场争夺。他们表示，徐志摩生前答应将部分作品发表在《新月》上，因此这些手稿的出版权应归杂志社所有。当时的《新月》主编胡适甚至亲自写信给徐申如，希望能够商讨这个问题。

事态在1932年夏天达到高潮。陆小曼擅自将部分手稿交给了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准备出版徐志摩的诗集。得知这一消息后，徐家立即派人前往上海交涉。徐志摩的堂弟徐祖荫出示了一份徐志摩生前的手书，证明这些作品的版权应该归徐家所有。

在这场争端中，张幼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她表示，徐志摩的作品应该由专业人士整理出版，收益则用于徐积锴的教育费用。她找来了徐志摩的好友梁实秋，请他主持编辑工作。梁实秋在整理过程中发现，有些手稿上还留有徐志摩的批注和修改痕迹，这些都是极其珍贵的文学史料。

1933年初，一个意外的发现让局势更加复杂。在徐志摩北平寓所的一个旧箱子里，人们找到了一叠早期的诗稿。这些作品大多创作于他与张幼仪婚姻期间，其中包括几首未发表的情诗。陆小曼立即宣称这些诗是写给她的，但经过核对日期，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争端持续到1934年，在各方的压力下，终于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徐志摩的作品由商务印书馆统一出版，版税分成三份：一份给徐家，用于祭祀和维护祠堂；一份给徐积锴，作为教育基金；最后一份给陆小曼，作为生活补助。

手稿的保管权则交给了北京图书馆。这个决定得到了胡适的大力支持。他认为，这些珍贵的文学遗产应该由专业机构保护，以便后人研究。同时，各方约定，任何人要查阅或使用这些手稿，都需要经过徐家、张幼仪和陆小曼三方的同意。

这场遗产争夺战的平息，标志着徐志摩身后事务的基本了结。然而，关于他作品的解释权之争仍在继续。不同的人对他的诗歌和散文有着不同的解读，这些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争议也成为了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