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是梅贻琦振聋发聩的名言。

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大学。

他成功地奠定了清华的校格，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然而，身为一校之长、手握巨额庚子赔款，梅贻琦却一生清贫窘迫。

他穷到让妻子去卖糕摆摊，穷到独生子眼镜碎了也买不起新的，穷到妻子在美国以62岁高龄四处去打工，穷到自己住院时付不起医疗费，最后连丧葬费都是清华学子们合捐的……

但是，他的妻子韩咏华无怨无悔，始终默默地支持着丈夫的事业和理想。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梅贻琦和韩咏华细水流长的爱情故事，领略梅贻琦校长高风亮节的一生——

韩咏华

1919年，韩咏华和梅贻琦结婚。

好友急匆匆地跑来警告她：

“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

韩咏华笑笑：

“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就这样，韩咏华开始了和沉默寡言的梅贻琦43年的共同生活。

韩、梅二人虽然说不上青梅竹马，至少也称得上少友所钟——

梅贻琦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出生于天津一个盐务局职员的家庭。

他12岁那年，父亲不幸失业。

家庭的变故，令梅贻琦很早就担当起长子的责任，也造就了他沉默寡言的性格。

虽然家境一落千丈，但父亲咬定牙，坚持让孩子们读书。

1904年，15岁的梅贻琦进入严范孙创办的严氏家馆，认识了11岁的韩咏华。

韩家是天津的名门望族，韩咏华的曾祖父和祖父均是京官。

作为长女，她从小备受宠爱。

因此，她得以打扮成男孩子，进入严馆求学。

韩咏华常听母亲念叨，梅贻琦家连玉米面都只能吃得半饱，可他却是学堂里最用功、成绩最优异的学生。

这让她对这个大哥哥平添了几分敬佩。

1909年，梅贻琦以第6名的成绩考取庚子赔款首批留学生，入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专业。

期间，他节衣缩食，把本来就很少的生活费节省下来，五块、十块地寄给家中补贴日用。

而韩咏华16岁毕业后留在天津，成为严氏幼稚园最年轻的教师。

两人的命运看似失去了交集。

正中间为梅贻琦

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1914年，梅贻琦留学归来，恰好与出国考察的恩师——严范孙同船回国。

韩咏华和很多严馆的学生，一同去大沽口码头迎接。

人群中，她一眼就认出了梅贻琦。

只见，梅贻琦一身中式长袍，一副圆形眼镜，面容清秀英俊，嘴角带着温和笑意。

就在那一瞬间，韩咏华想到了“温润如玉”这个词。

后来，在老师严范孙的撮合下，韩咏华与梅贻琦缔结婚约。

好友曾劝韩咏华好好斟酌，“梅贻琦太过沉默寡言”。

但那是从小就仰慕的大哥哥啊，韩咏华按捺住心里的欢喜，说：

“豁出去了。”

梅贻琦夫妇

1919年，26岁的韩咏华嫁给了30岁的梅贻琦。

婚后八年半的时间，两人生了4女1子。

韩咏华辞职当起了家庭主妇，“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孩子们带大。”

性格温和的梅贻琦，很喜欢孩子。

有时候，孩子太过调皮捣蛋，韩咏华气得打孩子几下，梅贻琦总是劝解妻子：

“你忘记自己是学幼儿教育的人了。”

梅贻琦全家福

一家七口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但梅贻琦每个月拿出薪水的三分之二赡养父母、供弟妹读书。

对此，韩咏华从不计较，也绝不干预：

“我作为他的妻子，一生没有财权。他给多少钱，我就过多少钱的日子。”

所以，家里一直比较节俭的生活。

而梅贻琦对生活要求很简单，从不为穿衣吃饭耗用精力，也不为这些事指责家人。

梅贻琦

1931年，历史的风云聚会将42岁的梅贻琦，推向了清华校长的位子。

梅贻琦廉洁奉公、以身作则，为学校节省每一分经费。

他一上任，就下令：

“废除一切校长特权和补贴！”

他主动放弃了过去校长享有的几项“特权”：

家里的佣工自己付工资；

电话费自己付；

不要学校每月无偿供应的两吨煤等……

他要求公私分清，私宅的一切自己掏钱。

梅贻琦身体力行一个“廉”字，赢到了大家的尊重。

与此同时，他的领导能力，得到了全校上下的拥护——

梅贻琦主张“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因此，在他掌校的17年里，清华大学延聘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执教。

左四为梅贻琦

以1936年为例，清华大学精英荟萃——

当时在职的教师就有潘光旦、冯友兰、朱自清、陈寅恪、闻一多、俞平伯、余冠英、吴宓、叶公超、金岳霖、贺麟、张岱年、吴晗、吴有训、叶企孙、赵中尧、任之恭、周培元、熊庆来……阵容不可以不说是豪华！

同时，梅贻琦在清华建立起“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

并且，他尽量少设办事机构，把必要的办事员减到最低限度。

“因事设人效率高，因人设事扯皮多。”

如是，在梅贻琦的领导下，清华大学渐渐声名鹊起，成为顶尖学府！

然而，当有人赞美梅贻琦治校有方，他总是谦逊地说：

“贻琦生长于斯，清华实犹吾庐。就是有一些成绩，也是各系主任领导有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清华南迁昆明，与北大、南开合并成为“西南联大”。

因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在重庆另有职务，梅贻琦成为西南联大实际上的执行校长。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梅贻琦表现出果断决绝。

他对师生发表了一番充满希望和信念的讲话：

“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敢向清华的同人校友说一句‘幸告无罪’。”

这位“船长”一言九鼎——西南联大在战火硝烟里历经8年，虽筚路蓝缕，但弦歌不辍。

梅贻琦

梅贻琦勉励联大师生正视严酷现实，处变不惊。

在跑警报的时候，他虽然也跟着学生们往后山去，但是他神态稳重，毫不慌张。

途中，他还帮助学生疏散，嘱咐大家不要拥挤。

看着梅校长安详的神态，学生们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你看老校长都不慌不忙，我们还慌什么？”

梅贻琦

到了1941年，物价飞涨，教授们的月薪只够半个月吃饭。

面对食不果腹的老师、饥肠辘辘的学生，梅贻琦总是把物质上的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

他把个人使用的小汽车让给联大公用，自己每天步行外出公务、办事。

一天，中山大学教授罗香林因公事来到昆明，顺道拜访梅贻琦。

他发现梅贻琦打包了一包冬天的衣服。

罗香林便问：

“这是做什么？”

梅贻琦回答说：

“联大最近的教职工薪水还没发，只好先自典当些物品以周转。”

罗香林听后非常感慨，多年后还回忆说：

“梅先生主持这么庞大的学校，还要以典当接济生活，这一方面固然显示时局的艰难，另一方面更显示梅先生的高风亮节。”

之后，身无长物的梅贻琦，终年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袍。

1941年7月，梅贻琦在重庆参加完会议，他放弃坐飞机而选择乘邮政汽车返回昆明，只为了给学校节省200块钱。

梅贻琦的恪尽职守与刚柔并济，身体力行一个“廉”字，宁可自己劳顿、也要为公家节约的精神，得到了师生们由衷的认可与敬佩！

韩咏华与子女

为了多节省一分钱给学校，梅贻琦对自己和家人俭省到了几乎苛刻的地步。

儿子梅祖彦的近视眼镜镜片摔碎了，却没有钱再为他配一副新的。

一家人每天的基本食物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

虽然伙食日用拮据，但一家人知足常乐。

这不，韩咏华后来回忆说：

“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

定胜糕

为了补贴家用，韩咏华自制了一种叫做“定胜糕”的糕点。

糕是粉红色的，形状像银锭。

取名定胜糕，是表达对抗战胜利的希望和信念。

她每天挎着篮子，将定胜糕送去“冠生园”寄卖，来回要走1个半小时。

她舍不得穿袜子，总是光脚穿一双破旧的皮鞋。

有一天，她让石子刮破了脚，脚底生脓溃烂起来！

梅贻琦看见妻子这么狼狈，这才知道自己家已经吃不上饭了！

梅贻琦夫妇

又有一回，韩咏华参加女青年会的活动，大家要轮流备饭。

轮到韩咏华的时候，她拿不出钱。

于是，韩咏华跑去摆地摊。

她将孩子们长大后穿不上的衣服、自己的衣服摆上卖。

一个早上卖了10元钱，总算勉强把这顿饭备上了。

即使自己家里生活这么清苦，梅贻琦也绝不利用职权、不准家属去占任何一点好处。

教育部曾发给联大一笔学生补助金，梅家有4个孩子在联大读书，按规定有资格领到补助金，他却从不让自家孩子去领。

1943年，梅贻琦的一儿一女，先后从联大应征入伍。

女儿梅祖彤加入国际救护组织；

儿子梅祖彦加入空军当了一名普通翻译员。

梅贻琦尊重并支持子女的选择，并为他们感到自豪。

梅贻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梅贻琦回到北平，花了3年时间筹备清华复校的工作。

然而，1948年底，梅贻琦离开大陆，离开了他所挚爱的清华园。

人们都非常震惊，不理解为什么！

事实上，梅贻琦有他自己的考虑。

据清华教务长吴泽霖回忆——

梅贻琦临走的时候，他问道：

“怎么样？听说你是不是要走？”

梅贻琦回答说：

“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

当时，清华大学基金都是来于庚子赔款，这笔钱是由美国的“华美协进社”来保管。

如果负责与“华美协进会”接洽的梅贻琦不走，这笔基金就可能会流失。

因此，为了保护好清华的基金，他选择了离开清华园。

梅贻琦

1949年，梅贻琦飞抵美国纽约。

1950年，梅贻琦进入“华美协进社”，掌控了清华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

他专门辟出一间办公室负责保管清华基金，自己为自己支付薪水。

其自定生活费甚低，几乎无法维持生活。

1955年，梅贻琦离美赴台。

据说，如果他不去台湾，专项清华退还庚款就会被美国人扣下了。

不久，他用清华的基金，在新竹创办了“清华原子能科学研究所”。

不过，梅贻琦一直不愿意把“研究所”升格为“大学”。

他说：

“真正的清华仍应在北平清华园！”

并且，他谢绝为官，只是为教育事业奔走。

“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

可是人事推排，他最终担任了教育部长，屡次推辞不准，便认真地干了起来。

与此同时，一些政客常常找上门来把梅贻琦团团围住，态度刁蛮地当面提出要求，想要从清华基金中捞一把油水。

每次，梅贻琦都要捺着性子历述基金保存与使用计划，直折腾得口干舌燥，血压呼呼上蹿，几欲吐血晕倒方休。

每天斗智斗勇、繁巨的工作量，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

病床上的梅贻琦

1960年5月，梅贻琦因腰痛、发热与肺炎并发症，住进了医院。

紧接着，他被查出骨癌。

韩咏华得到消息，立刻收拾行装，抵达台北陪护丈夫。

在这之前，她留在纽约，随长女梅祖彬和三女梅祖衫居住。

她的二女儿梅祖彤定居英国；

小女儿梅祖芬留在大陆，供职于大连铁道学院；

儿子梅祖彦于1954年通过亲友的帮助，也从美国回到祖国大陆，并被分配到清华大学任助教。

在美国的两个女儿并不富裕，梅贻琦又薪水微薄，且领的是台币，无法维持韩咏华在纽约的生活开销。

62岁的韩咏华为了不增加丈夫和女儿们的负担，便跑出去打工——

她在衣帽工厂里做过工，在首饰商店卖过货，还在医院里做过代班，最后到一个盲童学校照料盲童。

跟梅贻琦团聚后，韩咏华每天都去病房陪护。

这样，她陪伴丈夫走完了人生最后的两年时光。

梅贻琦治疗费和住院费都很高，因为家无积蓄，清华学子为其募捐68万新台币。

梅贻琦看到募捐记录后，久久无言而热泪盈眶。

当时，胡适跟梅贻琦是病友，两人住对面。

胡适让韩咏华劝梅贻琦留个遗嘱，以为将来后继者遵循办理。

但是梅贻琦不吭声。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享年73岁。

临终之前，他的病床下一直放着一个加了锁的手提包。

没有人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珍贵东西，也不方便问。

梅贻琦去世两个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由专门人员启封。

当包打开时，所有的人目瞪口呆——

里面装的全是清华基金账目，上面一笔笔钱款记得清清楚楚！

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此时，妻子韩咏华顿悟:

“他没有个人财产，所以也无须写什么遗嘱。”

梅贻琦去世后，“清华原子能科学研究所”始改称“台湾新竹清华大学”。

梅贻琦一直服务于清华（大陆的清华大学和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可谓鞠躬尽瘁，因此被人们称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他这一生两袖清风、高风亮节，被誉为时代圣贤和社会斯文的象征。

正如北大、西南联大教授毛子水所说：

“我尝独居深念，觉得要使我们在文化上能够和世界文明的民族并驾齐驱，唯一的方法只有努力于教育。所谓努力，并不是虚张声势的宣传，亦不是自欺欺人的表面工作，乃是遵循正直的大道切切实实，一丝不苟地做去。能够这样做的教育家，半世纪来，我们国家里为数极少；而月涵先生则是这个极少数人中的一个。”

1977年，韩咏华回到大陆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

宴请她时，邓颖超还特意请了天津狗不理的名厨做了一桌天津菜。

政府给予她优厚待遇，安排她为全国政协第四届特邀委员。

对此，韩咏华非常感激：

“几年来住在英、美的几个女儿女婿们，也曾先后回来探望，和我团聚。我的晚年生活可以说是很美满的。只因年纪过高，未能对国家有所贡献，总是深觉遗憾。”

在北京安度晚年的韩咏华，每当暮色四合的时候，就会静静凝望清华园的方向。

她想起梅贻琦，想起他们第一次相遇的严馆，想起在大沽口码头的重逢，想起他们在西南联大清苦却知足的那些日子……

她很欣慰，她回到了清华，为丈夫圆了一生中最后的梦。

1993年8月26日，韩咏华在北京去世，享年100岁。

参考书籍：

【1】《家人眼中的梅贻琦》——韩咏华 梅贻宝 梅祖彦等

【2】《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黄延复 钟秀斌

【3】《岳南趣讲大师》——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