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腊罗马社会中，妇女在政治和公共领域中，普遍处于失语状态。

这一现象在西方古代社会中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古代社会的公民身份涉及到武装军事服务的义务，公民身份以公民—士兵的观念为核心。

因此出于战争的需要以及对公民概念的维护，法学家们将女性排除在“公民职能”之外。但在实践中，普通妇女并非没有参与军事活动。

塔西佗的《历史》中多处记载了参与战争的妇女，其中不仅有为了获得权力和威望的贵族女性，还有因为热心皇帝的事业而亲自参与战争的普通妇女。

奥勒良的蛮族俘虏队伍里，也有穿着男装战斗的东方蛮族妇女。在叙利亚民众反对尤金叛乱时，出于对皇帝事业的热爱，叙利亚平民自觉武装反对尤金，其中也包括妇女群体。

她们欢呼、喊叫、从屋顶上扔砖头到街上，还亲身经历了冲突和创伤。除了直接参战，妇女参与军事行动的方式还包括捐款、为士兵提供食物与后勤保障等方式。

但是妇女的军事参与并没有被历史学家正视，关于妇女参战的史实都只在男性战争的边缘被提起。

希罗多德的叙述中记载了以军事行动为日常主要活动的亚马逊女族，她们被希腊人创造和接受的主要目的是构建一个与希腊截然不同的社会。

希腊是男性公民共同体，而亚马逊女族则处在妇女的统治之下；希腊的军事行动是男性的义务，女性主要负责生育，而亚马逊妇女则将军事活动视为义务与日常活动。

在这样的话语中，亚马逊妇女扮演了男人的角色，展现了与希腊人不同的妇女中心的社会组织。

在这种对立中，通过对亚马逊人的描述突出了希腊的核心文化和价值理念，即男性主体与男性义务。

按照亚马逊女族被创造和被接受的逻辑来看，女性参与战争的行为与普遍认同的女性气质和女性任务相悖，妇女应该承担私人领域的生育任务而不是公共领域的军事工作，女性在战场中展现力量是对男女分工秩序的挑战。

因此，历史学家较少记载妇女参与军事行动是为了维护既定的男女分工。

即使到了罗马时代，罗马人将蛮族女战士也称呼为“亚马逊女战士”，证明了亚马逊女族存在的意义就是创造一种对立来突出自我观念。妇女还通过集体性的公开抗议参与公共生活。

布匿战争期间针对妇女的反奢侈法通过之后，成群结队的妇女聚集在广场之上，要求取消这项法令。而后三头同盟为了筹措战争费用，要求对罗马最富有的1400名妇女进行财产评估并收取额外的财产税时，妇女也聚集在一起，提出抗议。

斐洛认为她们超越了女人的本性，而表现的像一个男人：她们在人群中发泄无节制的话语，甚至对男性施以暴力，将自己暴露在羞耻之中。

老加图也认为如果她们有话要说，她们应该私下里对她们的丈夫说去，而即使如此，她们也不应当对政治方面的事情发表意见。

这就是说，对于妇女的公开抗议活动，男性哲学家在意的并不仅仅是妇女通过公开抗议可能造成的对某一法令的消极影响，而更多的是妇女通过公开的抗议行为所表达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

一旦她们通过这种手段实现政治要求，那么她们之后也会更多地参与公共活动。但在哲学家的原本设计和统治集团的理想实践中，男女两性的公私经验领域应该是两个不相容的世界。

除了妇女在公共领域的群体性的参与，在罗马的东部省份，事实上发现一些拥有地方法官和牧师头衔的妇女。

有时这些妇女享受头衔所对应的权利，但大部分情况下，则是因为她们的丈夫担任这些职务。

妇女拥有这些头衔的另一个途径是通过捐款。为了寻找富有的赞助者，城市可能会求助于富有阶级，即使是那些没有充分公民权利的人，例如外国人或富裕家庭的妇女和儿童。作为回馈，她们可能会担任一些名誉上的公职。

这些公职没有实际权力，但出于对城市的热爱或通过捐助行为可能获得的知名公众形象是富有妇女愿意捐款的原因。慷慨给了她们地位和荣誉，并表明她们深深参与了城市的高雅文化。

无论通过丈夫的职务还是捐款，获得这些头衔的妇女都不是贫穷的下层妇女，这两种途径的实现都需要一定的财力和社会影响力。

对于广大叙利亚农村地区的妇女来说，她们不仅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经济成本，没有接受教育也隔绝了她们参与政治生活的可能。

对于她们来说，缺乏政治参与并不会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普通妇女极有限的群众性参与可能偶尔重要，但很快就在帝国统治下不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

与现实中罗马叙利亚妇女在政治方面的失权相矛盾的是，希腊罗马神话和近东的大女神崇拜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令人深刻的强大的女性。

玛丽·比尔德对此的解释是，这些强大的女性虽然拥有权力，但在戏剧、神话或广义的文学想象中她们获得权力的方式是不正当的，她们对权力的“滥用”也会招致国家和社会的灾难。

描写她们正是通过描写她们带来的混乱来证明妇女拥有权力是一件危险的事。也就是说，对于强大的拥有权力的女性的写作的目的本事不是描写女性，而是通过虚构她们可能会带来的混乱为现实中将妇女排除出权力领域提供合理解释。

在女性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妇女在公共领域中权利的缺失是第一次女权运动最早被注意到的议题之一，要求妇女获得政治权利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重要主张。

作为在启蒙运动和现代资本主义理念滋养下发展起来的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它们的主张主要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性别角度考察女性，要求男女两性在同等的社会条件、法律规范、教育背景下进行公正的竞争，以实现在政治领域的机会均等。

但是，显然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忽略了男女之间的差异，并认为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妇女的解放依靠个人的努力而忽略了结构性的问题，并且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虽然致力于挑战传统的性别分工，但并未深入探讨权力的性别概念。

它所要做的是将妇女置于男性化的世界中公平竞争，而不是重新审视男性化的世界。

但是，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开始，妇女参与公共政治的权利成为被普遍关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