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城遇险
1947年8月，彭总指挥西北野战军主力，在沙家店战役中歼灭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整编三十六师。这次战役是扭转陕北战局的关键一仗，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掀开了我军在西北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为我军陈（赓）谢（富治）集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创造了有利条件。
到9月，胡宗南既要对付彭总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主力，又要兼顾抵御已经渡过黄河的我陈谢集团，拆东墙，补西墙，兵力已捉襟见肘。在黄河以西的黄龙山广大地区，仅有6个团的兵力分散驻守。彭总看准了敌军兵力部署的弱点，根据党中央的意图，决定分兵在内、外线配合作战。
1947年9月2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以警一旅、警三旅、骑六师合编为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任命王世泰为司令员，张仲良为政委，阎揆要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阎是年冬到任）。我也在此时被任命为警一旅副旅长。
10月3日，西北野战军前委决定，组织黄龙行动委员会，以王震为书记，王世泰为副书记，统一指挥二、四纵队出击黄龙的作战行动，在外线配合彭总亲自指挥的野战军主力的内线作战。
10月9日，二纵、四纵会攻韩城。兵力部署是：二纵攻打南、北城门，警一旅二团在城南准备抗击援兵，三团攻占城外制高点西南山头，警三旅五团攻打城东塬畔的赵家集。从9日起，各部队相继发动进攻，打到11日凌晨，守敌五十三旅一五八团及野炮营支持不住，分多路突围逃跑。我军分头堵截围歼敌人。此役四纵共俘敌军900余人，其中我们一旅俘虏了400多人。缴获野炮12门，骡马100多匹。警一旅二团受命往宜川运炮。这野炮太大太笨重，用六七头牛才能拉1门。王震命令拉走6门，把剩下的6门炸掉。韩城解放后，由骑六师驻防。
打下韩城后，部队休整了几天，王震和王世泰决定北上打宜川。部队向北往宜川方向运动。大约在10月17日或18日中午，王震司令员在行军路上坐着等我，命我不要再往前走了，回去指挥警一旅二团和已在黄龙山的三五九旅一个团剿匪。在打韩城时，国民党韩城县长带百余名骑兵跑到黄龙山里了。他们和黄龙山的反动地方武装勾结一起，流窜骚乱，兴风作浪。黄龙军分区副司令员杨拯民要求派一支部队去帮助剿灭。王震和王世泰研究后，决定派我带两个团去剿匪，具体怎么行动，让我回韩城和在那里的杨拯民同志商量。
二团护送野炮已绕道黄龙山东去宜川。我自己带3个警卫员骑马返回韩城，找到杨拯民，夜已经很深了。我住在王震住过的一间房子里休息，我说："拯民，有什么情况要通知我，别把我丢下了！"他说："你放心吧！"到了后半夜，警卫员把我叫醒，焦急地对我说："副旅长，快起来！骑六师已经撤走了！"我赶快起来走到街上，果然不见部队了。我们从北城门出了城，上到塬上，走到一个村子边见一个打麦场有草垛，就靠在草垛上休息。天亮时，听到枪声，远远地看见敌人向韩城开进，边打边走。
向老百姓问清了去黄龙山的方向，我们沿着西北、东南走向的一条沟里的大路去黄龙山。大约中午时，走到一个村庄，向一户农家要水喝。这家的老乡问："你们是中央军还是八路军？"我说："是解放军，也就是过去的八路军。"他说："那我跟你说，你们不能再朝前走了，前头镇子上有中央军的骑兵，离这儿很近，有100多个。"我问那我们怎么走？老乡说，回头过河向北边山上走。我们谢过这位老乡，掉头就往回走。过了河，到一个村子时，遇到聂德荣的警卫员。他向我报告："参谋长，聂营长病了，就在这个村子里，你看怎么办？"我说："这里不敢停，快把他扶上马，赶快跟我们走！"
我们于是向西北山上爬去，到半山腰看到镇子里的敌骑兵出来了。幸亏老乡提前向我们报了信，使我们和敌东西错开大约1里路的距离，没有迎头相遇。这里虽是新区，老乡的心也是向着共产党、解放军的。敌骑兵向东南边韩城开进，也是边走边打枪。我让聂德荣他们先走。爬到山上后，我在山头前沿观察，用望远镜看，警卫员数数，一共是120余人马。
接令北上打榆林
敌骑兵过去后，我们顺西北方向山地向黄龙山前进，山区树林很密，走着走着下起了小雨。傍晚时走到黄龙山主脉东侧一条山梁，发现我们部队行军走过的痕迹。我们沿着痕迹折向东北下山，天亮时找到二团驻地。休息片刻吃了饭，我带二团到了石堡镇（今黄龙县城）驻下，去找三五九旅那个团，找不到。军分区说，已经开往宜川去了。
第二天早上正吃早饭，敌人骑兵来了约有一个团。考虑硬拼对我不利，我和团的几位领导同志商量后决定撤到洛川县的土基镇。这个镇有敌人的十几个保甲团丁，我们派副营长陈汝义带一个连去把这个据点拔了。
第二天，敌军的骑兵又追来。我率二团南下过洛河到达白水县境，敌军追至河边。我们迎头予敌痛击，敌骑兵仓皇退走。我们在白水县境住了两天，又南进到蒲城北塬，在这里驻了一个星期左右，接到纵队电报，要我带部队立即北上，准备第二次打榆林。我令部队尽快准备了一些干粮，就立即带二团北上，经白水、洛川南塬，再沿洛宜路向东北翻沟越岭到南泥湾南边的一条沟宿营。接着又北进，下山时发现一个团的敌军由延安方向向东南宜川方向行进，我立即命部队隐蔽。当敌大部队走过后，我在望远镜里发现有稀稀拉拉的掉队敌军，便留下郝文泉带一个排截击。郝文泉埋伏在路边，乘敌军不备，突然冲出，将100余名敌军官、士兵生俘。将其缴械后，进行教育，释放了军官及士兵，带了30余名愿意参加我军的士兵回来，补充了我们的部队（从俘虏口中得知，该部是敌六十一旅）。这个智勇双全的郝文泉同志，后来在瓦子街战役中英勇牺牲了。
我们从延长南塬上绕到东边到达安河，这时已是10月底了，天已经很冷，我们在这里领了棉军装。沿安河继续北上，经延川到清涧县城。清涧县城是许光达司令员带三纵打下的，城墙已打得稀巴烂，此时三纵已经北上了。我们继续向西北方向行军，经过几天跋涉到了横山。在这里见到阎揆要同志，他是到四纵就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一见面他就问我带吃的没有？我说有干粮，剩的不多了。他一边吃，我一边向他汇报情况。这天晚上，我们就驻在横山。第二天一早，阎揆要同志随我们二团一起向榆林开进。半晌午，碰到四纵司令员王世泰等领导同志。他开口也是问有没有吃的，这一路够苦的，首长们都饿坏了。可我们带的干粮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两顿饭已消耗了不少。他急忙过来掏摸搭在马背上的干粮袋，找到了不多一点儿，几个人连吃带拿。王世泰叫我们先走。他要等后面的部队。阎揆要和他一起留下了。我率领二团到榆林城西南10里的西沙西南边一个小村，警一旅旅部驻在这里，我们就算归队了。
后来，我见到杨拯民骂他："你这家伙，跟你说叫我叫我，你还是把我丢下，差点儿叫敌人捉了去。良心长到哪儿去了？"他解释说，派了人去叫我，那人没找到。
一次难以忘怀的批评
我们在西沙以西休整了几天。四纵首长带我们团以上干部去看地形。远远望去，榆林城像一口灰乎乎的大铁锅倒扣在黄色的沙漠上，显得非常荒凉。守榆林的是左协中的二十二军，大部是老兵，比较有战斗力。此时，敌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也从包头进了榆林，加强了防御力量，加之城高墙厚，工事坚固，攻坚的难度很大。
11月6日，宁夏马鸿逵派马敦静率3个旅及4个保安团增援榆林。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决定消灭这支援军。13日到15日，我们四纵、三纵的一部分和罗元发、徐立清率领的六纵，向驻扎在榆林城西元大滩宁马部队发起攻击。激战一夜，共歼敌4200余人，迫使敌仓惶逃回宁夏。这一仗除了缴获的武器弹药外，还缴获一批粮食和马料，这给我们即将断粮的部队暂时救了急。
击溃敌援兵后，各纵队会攻榆林。因重武器少，守敌又拼死顽抗，屡攻均未奏效。采取挖坑道、埋炸药爆破城墙的办法，也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加之补给困难，靠晋绥往这边运粮，路途遥远，接济不上，开始每人每天四两粮（老秤，相当现在的二两半），后来减到二两连稀汤也喝不上，仗就没法打了。彭总下令撤兵。二次打榆林虽没打下来，但完成了牵制胡宗南，配合我军挺进中原、豫西的战略任务。
四纵从榆林向西南撤，经过毛乌素沙漠，进入定边境内。这里有人家了，也能买到儿一点粮食、牛羊肉了，总算有吃的了。11月27日，我们警一旅奉命攻打安边。守敌是从靖边县宁条梁逃来的清乡团，有400多人。攻城之际，敌弃城而逃，被我二团追击歼灭了一部分，收复了安边。纵队接着东进，到张家畔（今靖边县城）休整。
休整期间，纵队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由司令员王世泰、政委张仲良主持，主要批判警三旅黄旅长同志的错误，但未作任何处分，把五团团长撤了职，团政委也受到批判。黄旅长作了一般性检讨，态度满不在乎。黄旅长是陕甘红军的老同志，有过光荣的历史，但在解放战争时期，几次犯这种错误，既害了兄弟部队，也害了自己的部队，最后还害了自己。
大会批判结束后，纵队首长晚上又把我叫去谈话，对我进行批评。批评我有两条错误：一，和高锦纯关系不正常，臭味相投；二，好战分子。我感到批评得没道理，就作了辩解。我说高锦纯是旅长兼政委，我是参谋长，在一起的时间多、说话多，完全是为了工作，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怎么说"不正常、臭味相投"呢？纵队首长说，为什么高锦纯的意见你都同意？还举例子说，1947年7月刘戡率部围攻关中时，司令员决定部队去陇东，为什么高锦纯和你都主张去渭北？你们一旅打通润镇时，司令员命令你们撤，为啥高锦纯和你都不同意撤？这不是"臭味相投"是什么？我一听就感到有点儿好笑。我说，开会研究行动方案就是让大家发表个人意见的，发表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要不开这会干什么？领导下命令不就行了！我们虽然出自己的看法，但还是服从了司令员的决定，并且坚决执行了决定，这有什么错误？我们派作战参谋李波带一个连，从侧翼攻击从通润镇出来的敌人，已经把敌逼进沟旮旯里，将要消灭这股敌人时，硬要叫我们撤，高锦纯和我都不同意撤，但最后还是服从命令撤了下来，把将要到手的胜利就这样丢掉了，这有什么错嘛！纵队首长听我说完，没话好讲。至于"好战分子"，首长们也没有讲出什么事实，到底是指我好提意见、好发表自己的看法，还是对敌人"好战"，我就弄不清楚了。这么批评一通，我解释了一番，就到后半夜了。他们最后说："懋功，你自己也要端正态度，多做点儿自我批评。今天就谈到这儿吧，你回去休息！"我叫上警卫员骑马往回走，在大沙漠里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回去的路。12月的陕北，零下20多度的严寒，把手脚都冻木了，直到天快亮时才辨认出了方向，回到了旅部。
这次批评已经过去50多年了。批评我的都是我参加陕甘红军以来的老首长、老上级，十多年的共同战斗使我们互相亲密无间。他们作为领导，都曾多次批评过我，无论正确与否，都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多批评，时间长了，我早就忘记了。而这次批评让我难以忘怀的原因是，作为革命军人，该不该积极求战，或"好战"?回顾我的军人生涯，我感到，军人积极求战的情绪是非常可贵的，应该保护、引导；相反，消极避战则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在张家畔休整几天后，纵队南下到安塞县化子坪，这时已近年末，我们在这里开始了冬季整训。
"抢"俘虏
我带二团去黄龙山剿匪时，警一旅三团配合二纵攻打宜川，夺取了凤翅山，迫敌弃城而逃，赢得王震司令员夸奖"你们打得好"!
韩城和宜川战斗，我们警一旅俘敌3700多人。当时我军的兵员主要靠俘虏兵补充，这是因为国民党部队的士兵绝大多数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只要俘虏过来加以教育，他们大都会掉转枪口成为能征善战的"解放战士"，连训练都省了。所以打仗时，大家都愿意少毙伤，多俘虏。10月21日打下宜川后，警一旅三团把3700多个俘虏押到城北的河滩上，进行清理登记。这时二纵司令员王震同志来了，对三团长葛海洲说："把俘虏交给我，你们走吧！"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哪个部队俘虏的，归哪个部队处理。三团8月中旬在宁县九岘塬和青海马家军作战时损失很大，这次抓的俘虏多，正是补充兵员的好机会，葛海洲舍不得交。他对王震说："王司令员，这是我们俘虏的，我们自己得补充呀！"王震生气了，说："你不服从命令？听我的还是听你的？"顺手把拄着的棍子敲过来，葛海洲赶快躲开了，继续要求道："司令员，那你也不能全要走呀？得给我们留一点儿！"王震也笑了，说："好，一家一半！"他走到俘虏队伍前边，用棍子在河滩的沙地上划了一道说："那边你带走；这边归我！"葛海洲一看，他那边一大半，这边只有一小半，但再不敢说什么，赶快把人带回来了。当时我不在跟前，后来听葛海洲说"王司令抢俘虏"的故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大概王震觉得他们二纵打宜川抓的俘虏少，"吃了亏"，才亲自出马来"抢"的。其实王震在我们心目中的威望是非常高的，南泥湾大生产搞得举世闻名，打起仗来亲临前沿，指挥若定，的确是一位难得的虎将。后来，王震还为这次举棍子的事，借着喝酒的机会向葛海洲道了歉。
铁锤砸烂枣卜条梁
1947年年底到1948年1月底，按照野战军的指示，四纵在安塞县化子坪进行了近50天的"新式整军运动"，深入开展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两忆三查"运动。许多同志用自己家庭的苦难遭遇，控诉旧社会和地主阶级的罪恶。经过"两忆三查"极大地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坚定了革命信念，总结了战斗经验，增强了战斗意志。同时也批判了保守思想、狭隘的地方观念、游击习气、自由主义等，使部队焕发出勃勃生机，呈现一种崭新的面貌。毛主席对这种"新式整军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进入1948年时，胡宗南因不断损兵折将，已丧失了战略主动权，从"重点进攻"转为"重点的机动防御"。彭总在深思熟虑后，决定西北野战军进攻宜川，"围点打援"，集中主力消灭增援之敌。
1948年2月2日，春节刚过，四纵由安塞县化子坪出发，向东南方向开进，经延安北到东边的甘谷驿集结，进行"解放黄龙诸城镇"的战前动员。22日，向南朝宜川方向攻击前进。27日，进抵瓦子街以北地区。在西北野战军部署战役时，四纵警一旅被作为预备队。当时警一旅驻扎在瓦子街以北海洲塬西边的山沟。彭德怀司令员带领旅以上干部看地形，王世泰、张仲良、阎揆要、高锦纯等和我都去了。看完地形后，彭总和各纵队首长都走了。我和旅侦察科长没走，留在山上观察。经过两个白天的观察，我们发现敌军在南边山上有几个帐篷，估计敌军的指挥机关在南边山上（后来，刘戡果然死在南边山下的一个土围子里）。这儿的山沟里有一家从河南逃荒来的难民，我们夜晚就在这户难民家住了一晚。
我军围攻宜川城的守敌二十四旅，是为吸引敌大部队来援。果然，胡宗南得知宜川被围后，电令刘戡率整编二十九军军部、整编二十七师、整编九十师等共5个整编旅，沿洛宜公路日夜兼程驰援。2月27日赶到宜川西南20余里的瓦子街（属黄龙县）地区。28日继续东进，受到我军阻击。野战军主力在任家湾、丁家湾、铁笼湾十几里的狭小范围将敌团团包围，形成"铁壁合围"的有利态势。
2月29日上午，一纵已穿插到洛川到宜川之间。彭总命令一纵由西向东打，以合围瓦子街之敌。但一纵电台尚未架起来，于是彭总打电话给我，要我向右邻的一纵转达他的命令。我们一旅的电话架在海州塬西边的一个小土地庙内。我和二团政委许尚志正在电话旁说话，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一听是彭总的声音在问是谁，我即答是刘懋功，又马上叫许尚志拿上本子和笔做记录。话筒里传来彭德怀司令员果断的声音："你给一纵传达我的命令，命令他们沿洛宜公路由西向东打。"我格外谨慎地边听边复诵，好让许尚志记录下来。但"沿公路"那个"沿"字我没听清，他的湖南口音又重，听着像是"原"字。我着急地问："什么原公路？哪个原字？"彭总解释道："沿，就是三点水，右边上边一个口字不封口，下边一个口字的那个沿！"我仍然听不明白，怎么也构不成一个"原"字的印象，也想不起这个字的意思。我一连问了四次。他解释了四次，我还是听着糊涂。他﹣下子火了，骂道："饭桶！沿就是顺着公路往东打，连这也听不懂！"他这句话的声音很大，吓得许尚志捏在手里的大号金星钢笔"扑"地一下掉在地上。我一下子明白了，是个"沿"字嘛，我怎么老听着"原、原"的、我夺过许尚志手上的记录本，把漏记的补充上，交给通讯参谋，让他带通讯员飞跑到一纵去转达彭总命令。
这天夜里，天降大雪，地面积雪盈尺。参加围歼敌军的我军各纵队顶风冒雪，做最后的总攻准备。9时左右，我接到纵队转来彭总的命令："着警一旅从预备队改为担任主攻，由北向南先夺取枣卜条梁，然后配合友邻，歼灭南山及公路附近之敌。"高锦纯旅长同我研究后，决定二团主攻，三团为二梯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扩大战果。又因原部署攻取枣卜条梁为独一旅的任务，改变为我旅任务后，还须同他们商谈协同作战问题。于是，我立即和作战科长刘协，冒着大雪，一步一滑地翻过一条深沟，到右邻一纵独一旅和旅长王尚荣同志协商作战方案。我们商定次日（3月1日）拂晓总攻时，请他支援。待我回来时，天已快亮了。高锦纯旅长让我抓紧时间先睡觉。
枣卜条梁在我旅的西南方向，是一条牛脊背似的狭长山梁，山高坡陡，长着密密实实的荆棘枣刺，地形险恶，加之天寒地冻，又刚降大雪，敌经一天两夜赶修工事，调配兵力，防守十分严密，的确易守难攻。次日凌晨，战斗打响后，我旅炮兵用炮火压制敌军，步兵发起冲锋，但两次冲击都被反击下来。敌人的火力很猛，炮弹打得树林都着了火。此时高锦纯已到枣卜条梁沟底下的隐蔽处，立即派人叫我去研究怎样进攻，到后简要谈了谈。据抓来的俘虏说，守敌已有很大变化，原来的1个营两个排，现已经增加为两个整团及敌九十师师部。其作战意图是：这两个团准备配合南边瓦子街被围的1个团，联合向我独一旅阵地反扑，妄图在此撕开一个口子突围。然后，我就去前面观察敌情。但沟深坡陡，仍无法看清。这时见到许尚志同志。他说沟边与枣卜条梁相对的斜坡上有孔破窑，窑外还有半截墙，是个便于观察的位置。我上那儿去观察，没一会儿，敌人发现了，机枪冲着我们打了过来，火力很猛。许尚志冲出去时，几乎被打着。我正要接着往出冲，副指导员安国民同志（解放后曾任西宁市长）向我喊道："不能动，等一下！"他背靠着斜坡，用铁锹挖了一条四五米长的壕，让我顺壕溜了下来。根据变化了的敌情和我观察到的情况，同高锦纯旅长又研究后，决定将旅山炮连、三团迫击炮连集中使用，支援二团进攻，又重新部署了二团的进攻兵力，令三团也准备投入战斗。
第三次攻击开始后，旅炮兵连和两个团的迫击炮连都克服了山险坡陡泥泞的困难，抵近射击，打得又准又猛，有力地支援了攻击部队。二团乘势全力往上攻，三团三营向敌左侧后迂回往上攻击，三团其他两个营跟在二团后面往上攻。我紧跟着进攻部队往上爬，已到半山腰时，通讯员来找我，让我下去。原来高锦纯旅长接到总命令要传达。彭总命令："根据变化了的敌情，你们旅长、政委要亲自带部队冲上去，坚决砸烂枣卜条梁！"
这时已近中午，太阳很大，雪晒化了，满山坡的黄泥浆，举步艰难。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后的指战员们，勇敢顽强。团、营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和12架飞机的轰炸扫射，抓着树丛枣刺向上冲。经过两个小时7次反复争夺、白刃格斗，又用手榴弹打退敌人3次反扑，我警一旅以伤亡1名团级干部、6名营级干部及200多名连以下指战员的代价，终于用我们的"铁锤"砸烂了枣卜条梁。敌整编九十师中将师长严明就在这个山梁上指挥，他看到大势已去，一瘸一拐地（从山西过河进攻陕北时翻车摔断过腿）往山下公路跑去，企图坐担架逃命，被我旅一机枪手紧追扫射击毙。我旅仅此一役就俘敌900余名，其中有严明的机要秘书。他向我指认了严明的尸体。敌整编二十九军中将军长刘戡也在二纵的围歼中用手榴弹自杀身亡。
宜川、瓦子街战役共歼敌2.94万余人。这是西北战场上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一次决定性战役，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也是"新式整军运动"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同时也是警一旅第一次在参加野战军大兵团作战中完成了重要任务。毛主席为这次战役的胜利写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指出"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形势，并将影响中原形势。"还称赞说："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个大胜仗。"
战斗结束后，当天晚上我和新调来的旅政治部主任胡友之等，就住在枣卜条梁东边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里。胡友之他们用缴获的罐头做饭吃，招呼我吃饭。我说，两天没睡觉，困得很，现在光想睡觉。胡友之说："那你就先睡吧，给你留点儿饭，睡醒再吃。"
第二天早上因为敌机来轰炸，我们拂晓就出发到达海州塬。路经一个小村时碰见彭德怀司令员，他正背着手向远处眺望。我们赶快下马走近向他敬礼。他见到我们，很高兴地笑着，和我们一一握手。和我握手时，他关切地问："昨天晚上你干什么了？"我回答："在山下睡觉。"他说那就好，睡一觉就缓过来了，接着告诉我们警一旅的位置，说："敌人的飞机可能要来，这地方不安全，你们赶快走吧！"我们说："司令员，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他说他马上就走。我们敬了礼，上马向西北方向奔去。
过了两天，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通知旅以上干部参观宜川敌军工事构筑。我在前往宜川的路上遇到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他是到二纵去的。我一见到他，立即跳下马向他敬礼问好，并问大嫂（李贞）好吧！他亲热地抱住我说："你们一旅打得真好！那天彭总和我都在你们旅炮兵阵地的后边，看得很清楚。彭总多次说你们打得勇敢，打得坚决！"分手后，走了一段路，又碰上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同志，他也高兴地拉住我说："枣卜条梁打得好，勇敢顽强！彭总一再表扬打得好，我们的部队就是要能打这样的硬仗！"我心里很感动。我们的彭总，给人的印象总是很严厉，实际是一个心热似火，爱憎分明的统帅。他严格要求你，不当面表扬你，免得你忘乎所以，骄傲起来，这是对部下的真正的爱护，也是高级领导干部一种极可贵的品质。
我们到宜川县城后，看到敌军的子母堡、交通壕、铁丝网、地雷区，搞得十分严密、很正规。此外还看了周边高地凤翅山、老虎山、内、外七郎山等处的战壕、碉堡。野司组织参观的目的是了解敌军工事的结构和特点，使我们对以后的攻坚战做到心中有数。
在这次战役中，牺牲了很多十分优秀的同志。战后，领导干部带头掩埋烈士遗体，做善后工作。如已调到野战军政治部工作的张午同志，下到我旅参战并了解情况，还去抬下来崔连成和刘振有两位烈士的遗体。遗憾的是，忙乱中也有疏漏之处。李波烈士原是作战参谋，聪明精干，一直跟在我身边协助我指挥作战。二团三营营长石中玉同志和教导员车兆先负伤，副营长郝文泉牺牲后，由他代理营长。结果，他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家人一直没有得到他牺牲的消息。直到1962年，他的堂弟找到陈汝义同志，才得到确切消息。李波同志被追认为烈士。这件事，我是最近在征求老同志们的意见时才知道的。我们工作中的这种疏漏真是万分不应该的。
【刘懋功（1916年8月23日—2009年12月23日），甘肃庆阳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十航空学校校长、空军第三军军长、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