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藏《全芳备祖》是宋刻还是元刻，迄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该本字体、版式与南宋建本《方舆胜览》、《事类备要》等基本一致，当出于宋末建阳同一书坊系统，是宋本无疑。避讳不严，多有简体、俗体字等现象，也见于同时《事类备要》等南宋建本，不能作为否定《全芳备祖》为宋本的依据。元大德二年（1298），方回已记及《全芳备祖》坊本。保守地说，其刊刻时间在宋理宗宝祐五年（1257）至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的四十年间，但一般不会延至元朝，最有可能在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
《全芳备祖》是南宋后期编辑、印行的植物（“花果卉木”）专题大型类书，被植物学界、农学界誉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1]吴德铎：《〈全芳备祖〉跋》，陈景沂《全芳备祖》卷末，〔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其大量辑录“骚人墨客之所讽咏”[2]陈景沂：《全芳备祖序》，《全芳备祖》卷首。，尤其是宋代文学作品，因而堪称宋代文学之渊薮。所辑资料极为丰富，“北宋以后则特为赅备，而南宋尤详，多有他书不载，及其本集已佚者，皆可以资考证”[3]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全芳备祖》提要，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是宋集辑佚、校勘的重要资源，为文献学界所重视。1982年农业出版社出版影印日藏刻本，使这一在我国久已销声匿迹的原刻在七百多年后重新与国人见面，为植物学、农学、文学、文献学界推为当时盛事。
然而日本所存刻本究竟出于何时？一般称它为宋本，而包括唐圭璋先生等不少学者都怀疑其为元本，迄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笔者近年承农业出版社之约整理《全芳备祖》，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最终我们认为，日藏《全芳备祖》刻本应属宋代无疑。兹就我们的探索和思考，与学界方家同仁分享。
一、宋刻、元刻分歧的由来该书藏于日本，日本方面的情况不太明确。仅就民国间我国学者东瀛访书的有关记载可见，当时多认该本属于元刊。董康《书舶庸谭》卷二记载，1927年2月28日在京都帝室图书寮所见《全芳备祖》残本为“元刊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著录该书也称“元刊本”，附注“己巳（引者按：1929年）十一月十一日观”。两人记载如此一致，说明当时日本帝室图书寮的该书题签、目录索引或有关著录即称“元刊本”。这一说法在日本可能由来已久，据天野元之助《中国古农书考》一书有关日本文政八年（1825）抄本《全芳备祖》的著录中既称该抄本题“影钞元椠残本”，该本卷数与今见刻本完全相同，显然是指该本的影写本。这表明，所谓“元刊本”的说法在文政八年之前就已出现。
董、傅二氏访书后不久，关于该书是“宋本”的说法也已出现。1928年，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等人赴日访书，曾商议以交换资料的方式请日本拍摄此书，几年后、大约三十年代中叶胶片寄达上海[1]杨宝霖：《〈全芳务祖〉版本叙录》，〔北京〕《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14期（1989年）。，时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郑振铎有可能见到胶片，今国家图书馆可见郑振铎所藏钞本前集卷十四葵花门“碎录”有8处标明用“宋本”校过，所谓“宋本”，应即指这套刻本照片。郑氏称其为“宋本”，或出于自己的论断，但也有一种可能，日本方面这时有了新的说法。至迟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据科技史学者吴德铎回忆，在有关书目中已发现日本皇宫图书寮藏有《全芳备祖》的宋刻残卷[2]吴德铎：《文心雕同》，〔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页，第249页。，也就是说，至迟这个时候有关日藏刻本所属时代已由原来的“元刻”转向“宋刻”。日本天野元之助《中国古农书考》也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1972年日本内阁文库的木藤久代曾建议他将文政八年抄本改称“影宋”本，因为该影写本的底本是宫内厅书陵部所藏是宋末刊本[3]〔日〕天野元之助：《中国古农书考》，〔北京〕农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也就是说，至迟这个时候，日本方面也已有了“宋刊本”的明确说法。
1979年，日本有关方面将该书全部照片运来我国，同时中日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均称该本为宋本。1982年，我国农业出版社影印本卷首梁家勉序言、吴德铎跋文也均称该本为宋本。这应是当时中日双方学界和媒体一致的说法。这一影印本的出版，为社会各界使用此书大开方便之门。
也正由此开始，关于宋刊、元刊的分歧再次挑起。就在农业出版社版面市不久，李裕民、杨宝霖等学者陆续撰文提出异议，认为该本不会出于宋代，应属元刊[4]李裕民：《略谈影印本〈全芳备祖〉的几个问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99期（1982年12月20日）；杨宝霖：《〈全芳备祖〉刻本是元椠》，《黄石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吴家驹：《关于〈全芳备祖〉版本问题》，〔上海〕《图书馆杂志》1987年第6期。。综合他们的意见，主要有这样四点理由：一是日人称作“元刊本”在先；二是书之行款、装饰风格等更多体现元版的特征；三是有不少未避宋讳的现象；四是出现不少简化字、俗体字，这也是元版书的一个特征。这些意见似乎产生了一些影响，如唐圭璋先生在稍后《记〈全芳备祖〉》一文即称“刻本似为元刻而非宋刻”[5]唐圭璋：《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93页。。最典型的莫过吴德铎，吴氏是农业出版社版影印本的主要发起人，在该书跋文中曾盛赞该本为宋刻。但到了1990年的《〈全芳备祖〉述概》一文中则改变了先前的说法，称“可能是元朝刊本，更可能是部分宋版、部分元刊的递修本”[6]吴德铎：《文心雕同》，〔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页，第249页。，自称受到了李裕民、杨宝霖等人的影响。
但似乎这种否定的意见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同。2002年线装书局《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影印该本均仍称宋刻，编者的有关说明对前人的异议只字未提[7]安平秋、杨忠等：《〈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影印说明》，〔北京〕《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1期。。因此，至少在我国，谈及此书版本者仍多是各持己见，并未发生实际的交集和碰撞。关于该本是宋刻还是元刻，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必要认真对待。
关于刻本的时代，首先可以排除的是明、清两代，迄今未见有任何明、清新出刻本的信息，剩下的就只有宋、元两代。现存刻本并不完整，十四卷前的部分即在缺失之列，有关该书的序言之类只能从抄本中寻觅。抄本只见两篇宋人序言，未见有宋以后的任何序跋、题记之类文字，因此该本被视为宋本，有其当然之理，但仅此一端，远不充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否定的意见是否可靠。在否定的四条理由中，日人关于宋本、元本的说法，都未说明具体根据，因此孰先孰后意义不大。如今原书俱在，应该回到残存刻本本身来考察。以下我们首先就否定宋本的关键理由逐一进行考察，进而综合其他信息，提出我们的思考和看法。
二、《全芳备祖》刻本与宋末同类建本版式、字体如出一辙
图1 左为上海图书馆藏宋咸淳刻本《方舆胜览》目录书影，右为日藏刻本《全芳备祖》后集目录书影。
图2 左为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事类备要》书影，右为日藏刻本《全芳备祖》书影。
宋本否定者认为，《全芳备祖》刻本的字体、行款、版面风格、标题装饰等都与元广陵泰宇书堂刻本《类选群英诗余》、安椿庄书院刻本《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四部丛刊影元刻本《朝野新声太平乐府》等比较接近，而与常见的宋版书差异较大，因而不能视为宋本。
这显然是将宋版书的特征简单化了，其实宋版书本身从事者有官刻、家刻和坊刻，时间上有北宋、南宋，区域上有浙刻、建刻、蜀刻，内容上有经、史、子、集等诸多不同，不能简单地、教条地一概而论。近三十年，随着古籍版本学的深入发展，人们对现存宋版书的了解、掌握越来越丰富。按照杨宝霖氏的论证方法，我们拿《全芳备祖》刻本与目前已经确认的同类宋版书来对比，会发现有更多接近，甚至完全相同的情景。
我们来看刻本《全芳备祖》和宋末建本《方舆胜览》的书影（图1）：这是两书的目录，版心细黑口，双黑鱼尾，左右双边，上下单边，类目的黑块白文，大字的颜体风格，小字的欧体风格等都极为相似。
再看《全芳备祖》与宋建本《事类备要》的正文（图2）：标题上的燕尾加圈装饰（一般都认为是元代建本的特征之一），“事实祖”与“事类”的长方块墨围装饰，“后集”、“别集”等椭圆型黑质阴文，更重要的还有大、小字的字体风格等，都几乎如出一手。三书的行款，《方舆胜览》与《事类备要》均半叶有界14行，《方舆胜览》行23字，《事类备要》行24字，《全芳备祖》半叶有界13行，行24字，可见行款相似，大同小异。
如果再仔细地审视一下杨宝霖氏所说三种元刻本，虽同为细黑口，与《全芳备祖》一致，但线口象鼻较《全芳备祖》稍粗。第三种即《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更是四周单边，字体也明显带有赵体风格，与《全芳备祖》差异最大。因此，我们说，就字体、版式风格而言，《全芳备祖》刻本与宋建本更为接近，甚至完全吻合。我们用于比较的《方舆胜览》为祝穆所编，今见刻本《全芳备祖》每卷编者署名有“祝穆订正”字样，《事类备要》中的植物类内容主要是抄录《全芳备祖》[1]请参见杨宝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草木卷与〈全芳备祖〉》，〔北京〕《文献》1985年第1期。，三书编者为同时人，三书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综合编者、体例编排，尤其是上述版式、行款、字体等因素可见，《全芳备祖》应与宋本《方舆胜览》、《事类备要》一样，均具祝家编刊风格，同属宋末福建建阳一带的坊刻本[2]关于南宋建本的版式、字体特征，可参阅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5－87页。。
三、刻本避讳不严不能作为否定宋本的依据否定者认为刻本多有不避宋讳的现象，因而不出宋代。李裕民、杨宝霖、吴家驹氏都指出这一点，且举示不少例证。帝名避讳有正讳、嫌名之不同，三氏所举多为嫌名。《全芳备祖》刻本中帝名正讳一般都回避了，只有少数疏漏，而对嫌字则避之不严。
宋人避讳之例最繁，世所公认。但像学者所指出的，官刻和坊刻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官刻较严，而坊刻较疏[3]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尤其是像《全芳备祖》、《方舆胜览》、《事类备要》这样的类书，避讳尤多苟且不严的现象。兹举《事类备要》为例，该书与《全芳备祖》性质、内容、序署时间最为接近。我们就《中华再造善本》所收该书中明确的宋刻页面（另有一些缺页由他本配补）统计，涉宋光宗名讳“惇”字共36处，其中缺书1处，缺末笔19处，以“厚”、“焞”字改换2处，而直书未避达14处。孝宗名讳“慎（昚）”字共有169处，其中有50处直接书写，未作任何处理。我们只是挑选了与《全芳备祖》书序署时最近三世中，笔画比较特殊（惇）或出现频率较高（昚、慎）的两个帝讳进行查验，就有三分之一的讳字疏漏不避。还有钦宗名讳“桓”字，《事类备要》续集卷二八“桓”姓条，全部内容为一页（今影印本两页）篇幅，有大字、小字、黑质阴文等共13个“桓”字，均未见缺笔。
这些都是正讳，至于嫌名，避之更疏。如理宗名“昀”，“筠”、“匀”均为嫌字。《事类备要》的宋刻部分共出现“筠”字30处，只有3处缺笔，“匀”字26处，无一处缺笔。不仅是《事类备要》、《全芳备祖》这样的市俗类书，即便是同时文人正规别集，这样的现象也不在少数。如宋端平刻本杨万里《诚斋集》[4]此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影印端平初刊本，《四部丛刊初编》缪氏艺风堂影宋本大致相同。，全书“恒”字凡4见，均缺笔（卷九五、卷一○九）；“曙”字共两见（卷七、卷一○七），均不避；其他御名如“顼”（卷九五）、“煦”（卷一一四）、“扩”（卷九二）等都有漏不及避的现象。可见宋人避讳，其例甚繁，而实际操作远不像清朝那样严格，在《事类备要》、《全芳备祖》这样的坊刻类书中，尤其明显。因此《全芳备祖》刻本诸多不避宋讳之例，并非如论者所说，是元刻本回改未尽，而应是宋刻原就避之不严，不能作为否定其为宋本的依据。
四、刻本的简字、俗字与宋本《事类备要》相同否定者又说，《全芳备祖》刻本出现大量的简化字、俗体字，这非宋本之应有，而是元刻之常态。这一说法错误性质同上，都是将宋本、元本之差异过于简单化。坊刻类书，以赢利为主要目的，书商贪图速度，刻工为求简便，使用简体、俗体，由来已久，宋末建本尤为明显，并非元朝坊书才有。上海图书馆藏宋末建本《方舆胜览》中，“無”作“无”，“於”作“于”、“國”作“国”、“雙”作“双”、“盡”作“尽”的现象不在少数。而同时《事类备要》中，这类现象就更为频繁，访书续集卷四九“诚斋与陈提举”一条中，“齐”、“无”、“举”、“礼”等简化字就出现了10处，别集卷四○荔枝门“事类”中，“无”、“宝”、“迁”、“齐”、“誉”、“于”、“尔”、“数”、“体”、“与”、“兴”等多为简体或俗体。这些简体、俗体字的笔画写法，《全芳备祖》、《事类备要》两书均完全相同，另如“學”作“斈”，“叉”作“义”等也都完全一致。结合两书内容上的部分抄袭雷同，我们可以说，《全芳备祖》刻本与宋刻本《事类备要》应出于建阳同一家书商、同一班写刻匠手。因此以字见简体、俗体来否定其为宋刻，也不可靠。
五、刻本出于宋代的其他证据上述三点不难看出，否定《全芳备祖》为宋刻本的几点理由都不能成立，而诸多迹象表明，刻本《全芳备祖》与宋建本《方舆胜览》、《事类备要》同出一炉，属于宋末建阳同一书坊系统的刻本，应即祝家编刻之产品。除了上述三点外，还有两方面的信息可以进一步证明我们的判断。
1.《全芳备祖》序言和正文中凡遇“国朝”、宋帝庙号及其他指称宋帝处多顶格和空格书写。以农业出版社影印本为例，第561页“哲宗”、第912页“国朝”、第1052页“宸”、第1395页“太宗”、“上”、第1456页“仁宗”诸处或顶格，或空格，或为该条起首，上为小字，余无例外。这些都是刻本存卷所见。刻本残缺而见于抄本的部分，也有这种情况，今南京图书馆所藏、原丁丙八千卷楼所藏抄本是现存抄本中与刻本最为接近的一种。该本后集卷二五山药门事实祖之“山药本名薯蓣，唐时避德宗讳，改下一字，名曰薯药。及本朝，避英宗讳，又改上一字，名曰山药”。一段中，“本朝”、“英宗”前均空格，这显然是刻本原来的面貌。最值得注意的是，该抄本卷首的韩境序称赞《全芳备祖》“尝以尘天子之览”，“天子”另起一行顶格书写。从抄本行文状况看，“天子”前一行下空半行，这绝不是换页或换行的自然需要，而是顶格以示尊崇的特殊格式，保留了刻本的原貌。如果该书属于元刻的话，上述这些顶格和空格应该首先予以清除，至少开卷序言中不当赫然保留宋朝的书仪。那么是否存在元人仿宋的可能呢？众所周知，明中叶以后，宋本始受推崇，而在元代尚无此风气。上述这些迹象都进一步表明，刻本《全芳备祖》当属宋本无疑。
2.元初方回对刻本的记载。方回《桐江集》（清嘉庆宛委别藏本）卷四《跋宋广平〈梅花赋〉》：“近人撰《全芳备祖》，以梅花为第一，自谓所引梅花事俱尽，如徐坚《初学记》梅花事，其人皆遗之，书坊刊本不足信如此。”这是宋元明时期有关《全芳备祖》刻本的唯一记载，方回此文署时“大德二年正月初三日”，也就是说《全芳备祖》刻本出现的时间至迟应该在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之前。大德初年去南宋灭亡仅过去18年，整个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东南沿海的形势尚未稳定，宋室残余义勇和海盗山寇仍较活跃，社会民生处在逐步恢复之中，而此时政治上科举未行。在这样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下，像《全芳备祖》这样的辞藻类书是否广受社会欢迎，而书坊能否积极投资经营、付刊行售，都是值得怀疑的。元代建阳一线刻书业依然兴盛，但今存元建本多出元代中叶以后。如果此书刊于元世，也当出于元中叶以后。今该书除两篇宋人序言外，未见有元人序跋。今所见各类《元史·艺文志》补辑本均未见有《全芳备祖》的记载，整个元代除前引方回文中所说外，未见有他人齿及，并整个明清时期均未见有刻本的记载。这种现象只有一种情况可以解释，这就是《全芳备祖》刻成于宋之末祚，印刷数量本就有限，紧接着世事剧变，兵荒马乱，传播和保存极为困难，入元后存量即极有限，此后又一直未再刻印过。根据这些情况，《全芳备祖》刻于宋代的可能性应该最大。
综合以上五点论述，我们可以大致肯定地说，刻本《全芳备祖》应属宋末建阳一线的坊刻本，而不是有论者所说的元刊本。
六、刊刻时间的臆测由于刻本第十四卷之前全佚，南宋建本常见的书坊牌记或题识之类不知其有无。
今所见抄本卷首韩境序署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中秋（八月十五），陈景沂自序署宝祐四年（1256）孟秋（七月），后者应该是陈氏自己最终编定书稿的时间。陈氏定稿后，到了麻沙书商手上，又经由所谓“建安祝穆订正”。今所见《全芳备祖》收有祝穆作品六条：卷十二菊花门“七言散句”一条、卷十六紫薇花门“乐府祖”《贺新郎》词一首、卷二十一山礬花门“七言绝句”一首、卷二十五素馨花门“五言散句”一条、后集卷十九豫章门“杂著”《南溪樟隐记》一篇、“七言绝句”一首。这六条均见于所在类目中的最后一条或是该类唯一的一条，多应是祝氏“订正”时自辑己作附于其末，或其子祝洙在其身后补入。其中有明确时间可考的是《南溪樟隐记》一文，记其麻沙居处的幽雅环境，末署时间为宝祐四年冬十一月。这去陈景沂自序时间仅四个月，据祝洙跋文所说，这是祝穆的绝笔之作，也就是说，祝穆当卒于此后不久。以短短的四个月的时间，能对陈景沂的原稿作多大的修订，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祝氏的订正稿肯定完成于此后，也就是说《全芳备祖》付诸梨枣的时间不得早于宝祐四年（1256）十一月。因此最保守地说，《全芳备祖》的刊刻时间应在宝祐五年（1257）到方回记载前一年即元大德元年（1297）的四十年间。
而实际时间有可能在宋末偏后。编成于宝祐五年（1256）十二月的谢维新《事类备要》，草木部分的内容主要采撷《全芳备祖》，但却未及收入祝穆此篇记文，从旁也进一步证明这篇作者绝笔不可能是由祝穆自编到《全芳备祖》之中，而只能是祝氏后人补入。同时正在补刻中的祝穆《事文类聚》续集卷六也补收了此文[1]关于《事文类聚》的刊刻与版本情况，请参阅沈乃文《〈事文类聚〉的成书与版本》，〔北京〕《文献》2004年第3期。，祝洙的跋文对此有深情说明，署时为宝祐六年（1258）八月上旬。《全芳备祖》所收此文，也应是此时前后由祝洙补入。这样，《全芳备祖》付梓的时间应该在宝祐六年之后。
还有一个可以揣摩的时间节奏。祝穆《方舆胜览》今存两种宋刻本，刻于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的为初版，另一是祝洙重订本。重订本中，国家图书馆所藏一种时间稍早，上海图书馆所藏一种刻于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时间最晚。三本相较，后出重订本除内容和编排体例上有所调整外，初刻之繁体字多有改为简体的现象，而这种情况在上图所藏咸淳三年刻本中出现最频。这说明愈近南宋末祚，建本的写刻愈益苟简陋劣，简体、俗体字出现频率愈高。以这样的情景推想，像《全芳备祖》、《事类备要》这样简体、俗体字高频出现的刻本应该出现较晚，可能也与《方舆胜览》重订本一样，刊刻于咸淳年间（1265－1274），这去宋室灭亡只有十年左右。《全芳备祖》刻本如今只存孤本独籍，与其刊刻时间接近宋室悲剧落幕应该不无关系。（程杰）来源：江苏社会科学 2014年5期欢迎加入善本古籍学习交流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