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系王敏昭在八一南昌起义24周年时采访贺龙之后写成。原题为《一切依靠党和群众——八一访问贺龙将军》，载1951年8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

贺龙说：“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是由于很早就接近了共产党，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偶然的。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政治上没有出路，看到国民党革什么命呢?尽是军阀政客争权夺利，腐化堕落，感到个人政治上没有出路，整个军队也无出路。另方面却看到共产党的主张好，有办法，能够救中国，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我本身出身是贫农，家里很苦，穷人的痛苦我知道得很深。所以，在我的部队中是不准贪污搞钱的，跟我走的都是穷光蛋。我有一个亲三姐夫，本来家里也很穷，跟我多年。我一手提拔他当了旅长，后来因为搞钱，就不能再当我的旅长而让他走了。

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第四个原因，是我对于毛主席的信仰。自从1916年以后，在我们湖南人中，就听说有个毛泽东，诲人不倦，常与青年学生或群众讲话，湖南的学生都说毛泽东是革命领袖，而和我说的这些人又是我们县里有学问的人，因而我对于毛泽东敬仰得很，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在分析了“四一二”政变，特别是武汉政府也叛变了革命的紧急情势之后，贺龙谈到了准备南昌起义的情况。

他说：“我们从武汉出发时，武汉政府还没有公开叛变革命，原定是东征去打蒋介石的，许多共产党员，以及很多被反革命追捕的两湖各地农民协会的委员长都跟着我的部队。

但是到了九江，情况就变了，说我的部队太红，朱培德（1888—1937，字益之，云南盐兴人。时任国民党江西省主席兼第五路军总指挥）要我和叶挺（1896—1946，字希夷，广东惠阳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到庐山去开会。

当时叶挺住在黄琪翔（1898—1970，字御行，广东梅县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的司令部，在鄱阳湖[甘棠湖]中的一座庙里。

朱培德走了以后，叶挺、叶剑英（1897—1986，字沧白，广东梅县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和我，三个人在湖中小划子上开了一个会。

我们谈到决定了三件事：

第一，考虑是否到庐山去，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

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到南昌去。

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先让给叶挺。”

贺龙继续谈准备南昌起义的情况：

“到南昌以后，二十八号周恩来和我谈到起义的问题，我说很好，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二十八号到二十九号情况是非常紧张的。二十九号清早，陈赓（1903—1961，湖南湘乡人。时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军三师六团二营营长）就把江西省银行的行长扣起送到我的司令部来，陈赓是当时党派到我那一个军任六团团[营]长的。

刘伯承也曾到我的司令部来，我们以前就很熟悉的，帮助我拟起义的计划。

计划都准备好了，到了三十号下午四点多钟，我把我部队中团长以上的军官都找来，宣布下面几条：

一、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革命的旗帜。反对国民党，反对反动的政府，打倒蒋介石。

二、我们大家在一块都是很久的，我今天起义了，愿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

三、我们今后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

大家表示都愿意跟我走，我就宣布了起义的计划，先把下边某些不可靠的连长都换成共产党员。

我的二十军当晚解决省政府和司令部（南昌起义发动的时间是1927年8月1日凌晨），叶挺的部队解决第六军。”

南昌起义，就这样开始了，经过几小时的战斗，在1927年8月1日的早晨，红旗已飘扬在南昌的城头。

起义以后，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革命军队往哪里去?实质上是武装斗争的方针与路线问题。

贺龙回忆说：

“由于我们当时对于毛主席的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思想体会很少，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不多，起义军队又没有与湘赣高涨的农民运动相结合，所以在向东江前进中，遭到挫折。

直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秋收武装起义的工农群众武装会合以后，在毛主席天才的领导下，才创造了中国人民武装斗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完整路线。从此，中国人民才开始了胜利的武装斗争。”

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十分坚决和英勇的，退出南昌向广东进发的途中，虽然反革命军队在沿途阻拦，天气炎热，物质供给十分困难，但起义军队的斗争情绪是始终高涨的，而且群众纪律极其严明，部队经常是饿着肚子行军，也没有随便吃老百姓的粮食，在群众中，称这支军队为“仁义之师”。

就在这艰苦英勇的进军途中，贺龙实现了他生平最大的夙愿——参加了共产党。

由于他沿途多次的要求，在部队到瑞金时组织上接受了他的请求，介绍人是周逸群(和谭平山)，在瑞金河边的小学[中学]里举行了入党宣誓。

起义部队在广东失败以后，贺龙回到了他的家乡，依靠着党的领导和群众革命斗争的热情，创造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二方面军。

后来虽然受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的损害，苏区与红军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他始终依靠着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依靠着群众，垮了又搞起来。

他沉痛地回忆了这段历史之后，坚定不移地指出了一个真理：

“离开了党和毛主席的思想和领导，脱离了群众，没有不失败的；

掌握了毛主席的思想，紧紧地依靠党和群众，就一定能够获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