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我国的封建王朝时代,即便是生于盛世,也少不了有人连温饱都是一种奢望,再这样的贫困生活中,起义似乎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出路。
但是你知道吗?在我国古代造反最难的朝代,竟然是一直被冠以“弱宋”名号的宋朝。据统计,两宋期间总共有434次起义,可这些起义不但没什么名气,甚至还基本被限制在郡县之间。
那么,宋朝的起义为什么这么困难?在两宋近三百年的历史中,真的没有一次成功的起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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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青壮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这个话题,似乎贯穿了我国近两千年的封建王朝史。他们虽然大多以失败告终,但很多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都会强烈地动摇王朝的统治根基,成为后人常常谈起的话题。
可在两宋王朝之间,在外有强敌环绕的情况下,各地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竟然都显得如此平淡,甚至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就显得尤为少见了。
而要说起农民起义难起声势的原因,就显得十分有趣了。熟悉两宋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宋王朝长期存在冗官、冗军的问题,而众多的官员和军队,就变成了压在民众身上的冗费问题。
这就是著名的“三冗”政策,是压在两宋民众身上的沉重负担。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沉重的财政负担,其实在短期内极大地稳固了两宋朝廷的统治根基。
伴随着宋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长,大量农民因为剧增的人口压力失去土地,成为流民。而如何妥善安置流民,成了历朝历代的难题,一旦让流民无计谋生,起义便随之而来。
而面对这些超出土地承受范围的流民群体,宋朝统治者为了消除其中潜在的社会动乱因素出台了将流民青壮编入军队的策略,靠着这一手段,流民当中绝大多数的青壮都被吸纳进入了军队体系。
冗军政策的出现,不但给了青壮们稳定的生计来源,还将纳入了统治秩序当中,有效地减少了流动人口,降低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不但削弱了潜在的反抗力量,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他流民群体的反抗情绪。
而大规模推行冗军政策,就使得流民起义的范围往往被限定在一定区域内。起义力量即便取得了一定成果,也不能得到充足的青壮发展壮大,又要面对冗军制度下构成的军事震慑,最终也只能选择被官府招安。
而冗军和冗官政策下,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也得到了强化。大量的流民被编入军队,使得地方上不但可以获得更多的秩序维护力量,还减少了潜在威胁,可以更快、更有效地镇压起义力量。
没有文人投靠在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作“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一般来说,这句话经常被用来形容读书人优柔寡断、胆小怕事,但实际上,任何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活动都离不开读书人的加入。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在初期的胜利后,往往表现出一种茫然无知的状态,他们走到这一步,只不过是因为活不下去后的“官逼民反”,可在杀官造反之后要怎么做,那就可谓是一头雾水了。
在起义后,想要进一步扩大起义军势力,尽快完成组织策划和政权建立等工作就显得极为重要。而这对绝大多数,之前还在埋头种地的义军领袖来说,都有些强人所难了。
而在当时,具备一定文学素养和组织能力的文人几乎被宋朝的冗官制度一网打尽。义军首领们几乎找不到具有文化知识和行政经验的落魄秀才“自甘堕落”到为他们制定政策法令和建立政权架构。
可想要建立和维持一个新政权,起草公文、制定法令、管理行政事务都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但没有“秀才”的加入,起义军就只是一个单纯的武装集团,而非一个具有政权雏形的组织。
此外,由于宋朝“重文轻武”的政治制度,文官的实战经验虽然普遍不高,但是他们在兵法理论上还是有着不错的造诣,这些理论知识对于缺少发展方向的义军来说尤为重要。
即便在明末的李自成起义中,闯王也会经常召集熟读《孙子兵法》等典籍的文人参谋一同制定战略,这些理论指导虽然可能与实战脱节,但在大方向上依旧是十分重要的参考。
此外,“秀才”的加入,还能有效提升义军的道德形象。一群大字不识的农民暴力集团只会引起其他民众的警惕与提防,但有功名在身的文人出现,就能让民众的抵抗情绪大为削弱。
此外,文人们还在外交和宣传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充当使者,在谈判中争取利益,还是创作檄文、歌谣等宣传材料,传播己方的起义理念,他们的工作都是难以替代的。
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文人参与起义的局限性。他们可能因为理想主义而忽视现实条件,或者因为缺乏实际经验而制定出不切实际的政策,甚至可能因为理念分歧而导致起义军内部出现矛盾。
但不可否认的是,只有在大批的文人加入后,农民起义才能从杀官暴动的简单逻辑中走出来,真正成为一个具备政权雏形的利益共同体,具备足以动摇王朝统治的强大力量。
两宋较为成功的起义为什么没有名气?经过上面的总结,我们不难发现,宋朝的“三冗政策”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确实在短期范围内,遏制了起义军势力的发展。但两宋三百年的历史中,难道就没有一次声势浩大的起义吗?
答案是有,而且不止一次。首先登场的,就是北宋初年的王小波起义,由于宋朝在川蜀地区的横征暴敛,王小波、李顺掀起大旗造反,甚至一度攻占过成都。
然而,当初只用了66天就攻陷川蜀、刚刚结束统一战争的宋军精锐虽然因为宋太宗的几次用兵失败而损失惨重,但镇压川蜀起义军还是轻而易举的,自然不会被大书特书。
而后是比较有名的宋江、方腊,前者成为著名小说《水浒传》的主要素材来源,后者则因为明教(摩尼教)而往往被归纳为具有宗教性质的武装暴动。
此后,在两宋之交还曾经爆发过几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因为岳飞抗金、南宋皇帝赵构面对金军的狼狈形象过于深入,几乎有关这一段的历史科普全部集中在宋金之战上。
在南宋中期,唯一称得上名号的起义军势力,就是大名鼎鼎的红袄军。但是他的主要起义经历是在金朝,如果不是领袖李全因为见到蒙古强大而选择背叛南宋朝廷,他们甚至会成为历史上的抗金英雄。
而在宋朝最后的几十年里,面对更加强大的蒙古铁骑,南宋那些微不足道的农民起义自然也被刻意忽略。当时还曾经出现了民众起义后,又主动帮助南宋军队抵抗蒙元的奇特景象。
结语两宋期间较大的起义难度,一方面是宋王朝通过饮鸩止渴的“三冗”政策,将起义军的发展根基全部挖掉,让暴动民众止步于武装集团的程度,难以向政权雏形转变。
而另一方面,就是王朝边境上存在巨大的外部压力,导致宋王朝内部问题,往往还没有等到积聚成疾的地步,国家社稷就已经因为外部问题动摇,而不必等到起义军给予一记重创。
由此可见,并非是两宋期间起义难度较大,而是两宋时期特殊的外部环境,导致了宋王朝几乎不存在一个“衰弱期”,使得起义军势力根本没有发展壮大的机会。
此外,由于两宋期间皇室对于文人的善待,也使得文人们在历史的记载上更加委婉,不会对农民起义这种皇帝的“黑点”大书特书。
参考文献历史统考资料——313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