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宋佳龙（整理：白叔）

我叫宋佳龙，今年52岁，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农民家庭，家里姐弟三个，我是老疙瘩，上面有两个姐姐。

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丁，父母对我的期望很大，从入学第一天起，就要求我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考上理想大学，走出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

当时，我年龄尚小，根本理解不透父母说话的含义，只知道，他们让我做的，肯定错不了。

所以从小学到初中，乃至后来的高中，我都在拼尽全力用功读书，成为父母眼中的骄傲。

我出生时，老家这边还没有实行包产到户，男女老少天天按时去生产队干活，按不同工种给工分，然后到村部用工分换钱、换粮。

据父亲说，生产队时期，家家户户的粮食都不够吃，尤其要是赶上灾年，秋收以后打下来的粮食分到各户手里，女人伤心的直落泪。

有些人家家里人口多，为了能填饱肚子，天天去附近的大黑山挖药材，然后偷偷拿到集市上卖，换了钱买些粮食回来。

若是运气不好，去集市上卖药材时，被上面找个正着，一律按投机倒把处理，轻者在村里召开的大会上做个检讨就可以了，严重会在公社大会上点名批评，然后游街示众。

虽然处罚严厉，但是大家为了不让家里人活活饿死，还是铤而走险尝试一下。

当时，家里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根本没有闲钱供子女们读书，我大姐、二姐，一天学没有上，俩人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其他的字根本不认识。

时至今日，母亲还经常和我念叨“你大姐、二姐，还不满十岁，天天就跟着我和你爹去生产队干活，人家有钱人家，会给孩子带两个窝窝头，咱们家太穷，她俩只能啃生苞米粒子。”

每次母亲提到这件事，她都泪眼汪汪，眼神呆滞，望向远方，至于心里在想什么，谁都不知道。

八十年代初期，我们这里终于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好的日子也就是从这时候悄然开始了。

包产到户的第一年，我家的粮食产量直接翻了两倍，到了秋天，仓房里的两个囤子都满满登登，以前，都不敢有这种奢望。

我还记得，粮食收到家里的第一天，母亲做了整整一锅窝窝头，我们姐弟仨真是放开肚子吃。

好日子刚刚好起来，父亲和母亲在私底下商量“老婆子，咱俩是文盲，大字不识几个，两个女儿没念书，总不能让儿子也不读书吧？”

父亲话音刚落，母亲接过话“你说的没错，必须让儿子去读书，而且还要好好读书。”

我躲在门后面，听到父母的对话，我一头雾水，不知道读书是什么。

隔天，父亲去卖店给我买了笔和本子，母亲用破旧的衣服给我缝制一个书包，然后父亲把我送到村小读书。

我是个很乖巧的孩子，父亲让我好好读书，我就听他的话，课上认真听老师讲课，回到家里，工工整整写完老师布置的作业。

上学时，我个子比较矮，经常被高个子同学欺负。他们欺负我，不是打我，而是让我替他们写作业。

这件事被老师发现以后，老师知道我是被迫的，所以就没有责罚我，那些让我写作业的高个同学都被老师一脚蹬出教室，为了让他们长记性，还把对方家长喊了过来。

我从不觉得自己有多么聪明，甚至觉得脑袋比同龄孩子要笨拙一些，但是在学习方面，我用的功夫最深，经常点着煤油灯学习到凌晨。

记得上初三那年，班主任希望我去考中专，这样可以给家里减轻一些经济负担，再一个，毕业后直接包分配工作。

可是我不想把自己局限在老家这边贫瘠的土壤上，要去一个更广阔的地方，然后施展才华。

一番权衡利弊后，我决定参加高考，要考大学，去广阔的天地见见世面。

转眼来到1992年，我去参加高考了。

清晰地记得，我去参加高考的前一天早上，母亲给我煮了十个鸡蛋，让我带着在路上吃，还从柜子里拿出五块钱塞到我手里。

我们那一批就读的高中在镇上，不需要去县城里读，所以说，我去参加高考时，是第一次去县城，看着周围陌生环境，勾起我的好奇心，到旅馆安排完房间，赶紧去县城里走街串巷大半天。

隔天，我提前一个小时来到考点，八点半入场铃声响起，大家井然有序的进入考场内。

我的座位在第一排，紧挨着窗户，坐下来以后，我观望窗外，这时候感觉后座有人踹了我凳子一脚。

我刚转过身，后座的女生小声地和我说“你有多余的钢笔，借给我一支，我把钢笔落在旅馆了。”

此时，我环顾四周，大多数同学已经坐到自己的位置，等待监考老师发考试卷子，再收回视线，看向面前这个女生，她焦急的差点要哭出来了。

“第二排那个女同学，你抓紧坐好，马上要考试了。”监考老师嘶吼了这一嗓子，顷刻间，女生的眼泪夺眶而出。

我最见不得女生哭，立马打开文具盒，从里面把那支备用钢笔拿出来，迅速交到女生手里“拿着”。

“谢谢！”女生低着头，用察觉不到的声音对我说。

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内，教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听到大家用笔在纸上刷刷的答题，偶尔能听到监考老师说出一句“有些同学，不要东张西望，抓紧答题。”

两个半小时以后，我走出考场时，看到那个女士在门口向里边张望着，瞧见我出来，赶忙走到我跟前“谢谢你借给我钢笔，这份情我会铭记在心的。”，紧接着，她双手递上来钢笔，然后深深向我鞠了一躬。

“没事，反正那支钢笔是备用的，我也用不到，但是我要提醒你，像高考这重要的时刻，可千万不要再丢三落四了。”我调侃她一句，之后快速地跑走了。

说来也巧，第二天考试，我与这个女孩再次分配到了一个考场，并且她还坐在我的后桌。

现在我们算是熟悉了，再次见面时，俩人相视一笑，用眼神交流着。

高考结束以后，我们相互介绍了自己，然后各回各家，耐心等待高考分数出来。

焦急等待了二十天，高考的成绩终于公布了，我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以高出一本线17分的成绩考上省内一所财经大学。

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那天，父亲瞬间腰板挺直了，挨家挨户通知乡亲们，我考上了大学。

要知道，在我之前，村里连一个中专生都没有考不出去，我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父母以我为傲，邀请村里人来家里推杯换盏，好好庆祝一番。

村支书之前和我家关系不好，处处给父亲小鞋穿，如今我考上了大学，他主动上门恭喜父亲。

村支书从我家离开以后，父亲对母亲说“你看到没？要不是咱们儿子考上大学，张老二（村支书的外号）哪给过咱们笑脸。”

母亲看父亲喝醉了，赶紧给他铺好被子，让他快点睡觉，要不然磨磨唧唧的，她心烦。

同年九月中旬，我背上母亲提前为我准备好的行李，坐上大巴车，去了省城念书。

大学开学没多久，有一天我正在宿舍里整理材料，突然有人喊“宋佳龙，楼下有人找你。”

我回应了一声，快速跑了出去，来到楼下，看到了高考坐在我后座的女孩赵琴。

自从上次分别以后，我们再没有联系过，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打听到我的消息，然后找了过来。

“怎么，几日不见，不认得我了？”赵琴笑眯眯地看着我。

此时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打扮的与城里姑娘没有什么两样。

我与赵琴走在大学院校，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她告诉我，自己也在省城读大学，只是距离我们学校稍微远一些，她读的是师范大学。

人家主动来找我，在吃饭的时候是我抢着付了款，然后又坐着公交车去她回去的。

有了第一次遇见后，我们隔三差五就会见面，聊聊彼此的近况，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接触时间久了，我与赵琴之间产生了好感，在大二下学期，我主动向她表白了。

她听我表白的话，没有感到任何意外，只说了一句话“你这句话，我等了好久。”

我和赵琴毕业后回到老家县城工作，我进入体制内上班，而她在县城高中当老师，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我们走进婚姻殿堂。

如今我们在一起生活整整25年了，感情依旧如胶似漆，俩人在一起这么久，从未吵过架，更没有动过手。

有时候我觉得缘分真的很奇妙，如果当初她要是带了钢笔，我和她肯定不会有任何交集。

上天在冥冥之中，早就想把我和她捆绑在一起了，让彼此成为对方一生的牵挂，但是却事先不向我们透露一丁点儿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