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党与我国的强大看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眼中。
但是我们也得明白，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的。
今天得之不易的幸福，都包含曾经深刻的历史教训
比如这四起因微小疏忽，而引发的重大悲剧！
1、两个小疏忽，李大钊丧命1926年4月18日，就在张作霖占领北京后。
一场针对国共两党革命者迫害开始了。
那时候这位奉系军阀到处张贴告示，声称：“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
而正是因为这次事件处理上的疏忽，才导致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
当时满大街都是耀武扬威的东北兵，况且已经有几位革命者已经被杀。
比如《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
因此北大教授沈尹默当即叫来了李葆华，也就是李大钊的女儿。
并告诉他，要让李大钊加倍小心！
可当李葆华回到家中，向父亲转告了沈尹默的话后。
李大钊却只是说道：“要离开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会走的。”
这已经充分的说明在李大钊的心目中，工作远比自身安危重要。
更何况，不久之后，他再一次低估了张作霖的险恶。
就在1927年2月的1天，当时一个名叫李渤海的人被抓了。他可不是普通的百姓，而是地下党员。
就在严刑拷打之下，他终于忍受不住，交代了李大钊的藏身地点，就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的旧兵营内。
于是张作霖当即就召集各国公使举行会议，为的就是让北洋政府军警可以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
就在1927年4月6日，大批军警涌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哪怕苏联使馆工作人员对空鸣枪也没有用。
正在伏案办公的李大钊，就这么和自己的两个女儿一起被逮捕了。
可最令人痛心的是李大钊本来是有机会脱身的。
就在两天前，也就是4月4日，国民党人杨度已经通知了李大钊。
可他不肯放下手头工作转移，一方面是专注于革命工作。
另一方面就是过度相信东交民巷享有治外法权，更不曾想张作霖敢于置国际公法于不顾。
也正是这两个“小小”的疏忽，才导致当时作为我党北方地区实际领导人的李大钊被抓。
那之后，虽然敌人对他进行审讯和施用酷刑。
但李大钊仍旧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了。
而这件事，也成为我党一个深深的遗憾。
毕竟就连毛主席都曾经说过：“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2、陈独秀隐忍，蒋介石反动同样是在1927年，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让本来在北伐战争中顺利发展，且工农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
当时仅仅3天，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而这其中最严重的失误，就是对蒋介石的放纵。
要知道，其实很早，不少党内人士就看清了蒋介石骨子里是反共的。
虽然表面上赞成联俄联共，但无非就是利用共产党的力量，为夺取更大的权力打下基础。
就在事件发生一年前，蒋介石就炮制了“中山舰事件”。
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
这使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夺取了军权，并为日后发动反共政变作好了准备。
也正是类似的一次次退让，才让国民党新右派有恃无恐，得寸进尺。
尤其是本该集中力量准备武装，防止蒋介石突然袭击的时候。
陈独秀等人却仍认为革命的任务是继续北伐，而疏于防范。
于是1926年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上，还反对“土地耕有”，以换取蒋由右向左转变。
这就等于是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的反动要求。
这才导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中共中央无法组织有力的反抗。
就在当时那“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
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从此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而中国也陷入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深渊。
哪怕后来撤了陈独秀的职，也无法挽回这场失败。
3、因为信息差，身份被暴露其实，就在那场白色恐怖之中，陈独秀本身也很难受，因为他的长子被杀了。
就在1927年6月26日上午，陈延年接到一份情报，说一位交通员被捕了。
而由于这位交通员知道中共上海区委机关的驻地，为了防止叛变。
所以陈延年当下就提前结束会议，并决定自己先销毁完有关文件再走。
可背叛的猜测很快就变成了事实，而时间也没有等待他。
很快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便派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
陈延年就这样被抓捕了，只不过党组织为了营救他，直接找到了当时上海最著名的律师刘君卫，按理说营救还有希望。
毕竟刘君卫是当时能参加租界法院辩护的唯一的中国籍律师，属于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因此第二天，他便通过关系抄到了对陈延年的预审记录。
根据记录显示，陈延年隐藏的身份还没暴露。
记录里他还是一个名为陈友生的打杂佣人。
按理说，这时候刘君卫是可以当场将他保出来的。
只可惜就在陈延年被抓捕时，有过同警察搏斗的经历，还造成了伤害。
这就导致警察不愿意立刻放他走。而刘君卫也无法同陈延年见面。
这时候刘君卫只是想，过几天等警察出气后，在花钱打点也就没事了。
毕竟他的身份可没有暴露，可谁曾想正是这个失误，导致了最后的悲剧。
因为没能见成面，所以陈延年并不知道组织上已经有了安排。
他只能设法自救，方法就是写信，托人给父亲的好友汪孟邹想办法。
于是汪孟邹又找到胡适，而胡适找到了蒋介石眼下的红人吴稚晖。
可谁想到正是这个吴稚晖，直接报告给蒋介石，导致陈延年的身份完全暴露。
很快陈延年就被杀害了。而胡适也和吴稚晖反目成仇。
只可惜为时晚矣，遗憾已然形成。给杨虎的祝贺信，说“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如此之巨憨就逮，佩贺之至”。这才知道陈延年已遭毒手。从此以后，两人反目成仇，再也没有过交集。
4、想威吓敌人，却害了自己
与之同样因为一个小疏忽酿成大错的，还要1948年地下党将《挺进报》和传单公开寄给了敌人。
这样一个事件，最终却酿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导致中共重庆地下组织被敌人一锅端。
当时，国民党在重庆的最高长官朱绍良，居然在办公室里收到了一份地下党重庆市委寄来的《挺进报》。
更重要的是，与之一起的还有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这让朱绍良大为光火。
当下，他就下定决心要捣毁重庆地下市委的机关报《挺进报》。
于是，很快就有中共地下党员100余人被抓，这也导致中共重庆地下组织几乎全被破坏。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疏忽呢？其实还是源于当时“领导机构腐化”的问题。
要知道，这个并不是说生活腐化。
而是说部分领导干部“消极了、隐蔽了、长期埋伏了，从而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甚至在行动上，也反映了出来。”
明明中央已经多次提到过认真研究形势。可当时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还是没有重视。
于是乎他们才偏离了这些方针，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并产生了盲动的行为，也就是公开将《挺进报》和传单寄给敌人，妄想吓倒敌人。
可殊不知，正因为如此作为，才暴露了组织，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被捕，又侥幸活下来的罗广斌，在重庆解放后，将《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辟谷特别强调了许晓轩烈士的意见。
那就是：严格的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
就是因为，在“消极隐蔽”之下，才会酿成了大错。
尾声：时至今日，在享受幸福的生活之外，我们也要回顾历史的浪潮。
毕竟上面那些决定性的瞬间不仅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还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思想。
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哪怕是小疏忽也能酿成大错。
我们唯有通过对过去的反思，才能更好地珍惜现在，避免重蹈覆辙。
毕竟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无论是李大钊的坚守与牺牲，还是四一二政变的血泪教训。
又或者各种因疏忽而酿成大错的历史事件，都深刻告诫我们：
在动荡的历史洪流中，唯有吸取教训，才能把握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