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史略〉校注》，鲁迅著，陈平原、鲍国华编注，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版。
该书以鲁迅生前最后修订的《中国小说史略》版本，即1935年6月北新书局第十版再次修订本为底本，对各版本展开汇校，借此呈现鲁迅在文字、观点和体例方面的历次增删修改。本书不注基本知识，采用“以鲁注鲁”方式，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以外的各类著述，包括学术著述（专著、论文、演讲、辑校古籍序跋等）、杂文、书信中涉及中国小说史的内容，附注于相关语句之后，以呈现鲁迅著作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并展现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历程与观点全貌。
同时，该书选择鲁迅1924年7月在西安讲学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若干段落，放置在相关位置，配以精美图片，以显示根据记录整理的《变迁》与课前准备讲义的《史略》之间的差别，除了听众迥异、场合不同、时间长短不同等因素，还有文言与白话的巨大缝隙，两厢对照阅读，相信对一般读者与专业学者，都会大有裨益。
导言（陈平原）
校注说明
《中国小说史略》题记
序言
第一篇 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
第二篇 神话与传说
第三篇 《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
第四篇 今所见汉人小说
第五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
第六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
第七篇 《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第八篇 唐之传奇文（上）
第九篇 唐之传奇文（下）
第十篇 唐之传奇集及杂俎
第十一篇 宋之志怪及传奇文
第十二篇 宋之话本
第十三篇 宋元之拟话本
第十四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上）
第十五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下）
第十六篇 明之神魔小说（上）
第十七篇 明之神魔小说（中）
第十八篇 明之神魔小说（下）
第十九篇 明之人情小说（上）
第二十篇 明之人情小说（下）
第二十一篇 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
第二十二篇 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
第二十三篇 清之讽刺小说
第二十四篇 清之人情小说
第二十五篇 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
第二十六篇 清之狭邪小说
第二十七篇 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
第二十八篇 清末之谴责小说
后记
引用文献目录
附录一 《中国小说史略》的版本及其修改（鲍国华）
附录二 陈平原教授谈《中国小说史略》（陈平原）
我读鲁迅四十年 ——《〈中国小说史略〉校注》后记（陈平原）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经作者多次增补修订，目前存世的有以下几个版本：
《中国小说史略》
油印本；
铅印本；
1923、1924 年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初版上、下册本，简称“初版本”；
1925年2月新潮社再版上、下册本，简称“再版本”；
1925年9月北新书局合订本，简称“合订本”；
1931年9月北新书局订正本，简称“订正本”；
1935年6月北新书局第十版再次修订本，简称“再订本”。
本书对以上各版本展开汇校，以作者生前最后修订的版本，即1935年6月北新书局第十版再次修订本为底本，借此呈现各版本在文字、观点和体例方面的增删修改。校对过程中，仅对文字和标点中的明显错讹加以订正，其余则保持原貌。
注释则采用“以鲁注鲁”的方式，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以外的各类著述，包括学术著述 （专著、论文、演讲、辑校古籍序跋等）、杂文、书信中涉及中国小说史的内容，附注于《中国小说史略》的相关语句之后，以呈现鲁迅著作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本书采用“左图右史”的形式。
书中自《第一篇 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 至 《后记》，单数页为 《中国小说史略》 原文，双数页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相关选段或插图，以灰底区别，每篇末少量文字及注释仍按页码顺次排列，无合适段落或插图的，空为白页。注释中引用的各版本《中国小说史略》以外的鲁迅著作，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在此说明。
鲁迅《中国小说史大略》
师友中多有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我自然得学会藏拙，平日里从不卖弄这方面的学识，更不要说精神境界了。可实际上，我读鲁迅四十年，也算是别有心得，走出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
小时候，看父亲擦桌子，小心翼翼地挪动那尊鲁迅石膏像，明白这老头很值得尊敬。“文化大革命”中，眼看众多现代文学家都被横扫，唯独“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逆反心理油然而生，对于阅读鲁迅兴趣不大。
鲁迅（1925年5月28日摄于北京）
插队务农期间，虽也努力读书，但没跟鲁迅真正结缘，是我人生一大遗憾。上大学后，读书条件好多了，历经一番东奔西跑上下求索，先是对西方现代文学及文论感兴趣，直到1982年初在中山大学跟随吴宏聪、陈则光、饶鸿竞三位先生念硕士研究生，方才开始认真阅读鲁迅的书。
现如今，家中藏书不少，可很多深藏不露，一辈子难得打几回照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是个例外，自我问学以来，一直站立在书桌边随手可及的位置。我在此书第一卷扉页写着：1982年9月3日购于广州。
考虑到那年初春我刚读硕士生，家境也不富裕，马上买下这套出版不到一年的新书，想必还是很有阅读热情的。日后虽也收藏各种版本的鲁迅著作，但最常用的还是这一版。
不时翻阅1981年版《鲁迅全集》，带着我整个求学过程的心境与体温。那既是经典文本，也是学科指南。此版注释虽有时代局限，但我仍将其作为现代中国的“百科辞书”使用。
此书第十六卷包含《鲁迅著译年表》《全集篇目索引》《全集注释索引》，在没有电子检索的年代，可借此随时找到我想了解的现代中国的人物、著作、报刊、团体、事件等。
《鲁迅全集》
且因鲁迅著述牵涉面极广，古今中外的文学知识，查找注释便可手到擒来。若需进一步探究，再去寻觅专门著述。这个阅读的秘密小径，我相信不少学中国现代文学的，都能悟出来。
在中国学界，鲁迅研究属于显学，相关著述汗牛充栋。凡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都以鲁迅为思考的重要支点，我也大体如此，只是表现不太突出。
严格意义上，我不能算鲁迅研究专家。不要说导师王瑶先生，师友中王得后、钱理群、王富仁，还有同辈学人汪晖、王晓明、孙郁等，都比我对鲁迅有更专深的研究。而我熟悉的日本学者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丸尾常喜、中岛长文、尾崎文昭、藤井省三等，也都是一等一的鲁迅研究专家。
即便如此，并非鲁迅研究专家的我，还是写下了不少关于鲁迅的论述。略为清点，几可编成一册专书。
我阅读鲁迅的视角与论述的立场远离学界主流，更多关注“学问家”与“文体家”的鲁迅，而不是阐释鲁迅何以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鲁迅《古小说钩沉》手稿封面
这种非典型的鲁迅研究思路，与我自己的学术路径有关——20世纪80年代的比较文学视野，90年代的学术史立场，新世纪的文化史与文体史研究，一直到今天，我谈鲁迅，也都更多触摸那个天才辈出的时代，而不是表彰孤零零一个伟人。这种立场，决定了我在中国的鲁迅研究界，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可。
好在我从不以“鲁迅研究专家”自居，这回为《〈中国小说史略〉校注》撰写后记，略为引申发挥，谈我阅读鲁迅四十年，借此呈现个人阅历、时代风云、思潮起伏以及师友情谊的互相纠缠。
我谈鲁迅的文章，传播最广且影响较大的是《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此文撰成于1993年，可要想溯源，必须从六七年前说起。记得是1986年岁暮的一个晚上，王瑶先生让我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印的《学术动态》第279期，上面刊有他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的发言，题目叫《王瑶教授谈发展学术的两个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下面这段话：
“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钟书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
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
鲁迅题赠许寿裳《小说旧闻钞》
这个发言很受重视，好多朋友劝他把这作为一个学术课题来经营，可他精力不济，希望有更多年轻朋友参加，我当即表示愿意加盟。第二年夏天，我博士毕业留校任教，投入王先生主持的“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这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当初关于近现代学者二十家的选择，还有各章作者的敲定，都是王先生亲力亲为。我被指定撰写鲁迅与胡适两章，一开始颇为忐忑，因王先生的名著《中古文学史论》乃承继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来，且对于“学者鲁迅”，王先生是有自己一整套看法的。
看我有点迟疑，王先生笑着说：怕什么，有我保驾护航呢。说完，随手递给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小说史大略》，要我拿回去参考。此乃鲁迅在北大课堂的第一份讲义，整理本附录原西北大学中文系单演义教授的《关于最早油印本〈小说史大略〉讲义的说明》，由此引发我对北大课堂/讲义与鲁迅学问关系的长期关注。
《鲁迅小说史大略》
我对《中国小说史略》情有独钟，曾自告奋勇做“笺证本”，想将鲁迅以前关于小说史研究的成果全都融合在内，做成一个学科创立及成长的标本，可惜没有成功。倒是应李庆西兄之邀，制作《（名著图典）中国小说史略》（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反而让此名著“图文并茂”的愿望很快实现。
1988年11月18日，我在海淀文化书社购得杨宪益、戴乃迭合作翻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二次印刷的英文版《中国小说史略》（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当初选购此书，不是为了学英文，而是看中那22幅铜板印制的插图。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日文译本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访问日本，收到东京大学教授丸尾常喜赠送的译作《中国小説の歴史的変遷——魯迅による中国小説史入門》（凯风社1987年版）。此书印制之精美，兼及版式、纸张与插图。这让我大受刺激，希望有图文并茂、可观可赏可读可玩的“史略”，能长期屹立在我的书桌上。
2021年底，北京三联书店推出我的《小说史学面面观》，其中第一章《现代大学与小说史学——关于〈中国小说史略〉》是根据我此前的若干文章改写的，没有多少新意。倒是此书“小引”中这段话有意思：
在中国，“小说评论”早已有之，“小说史学”则只有一百年历史。具体说来，1920年可视作中国“小说史学”的元年。理由何在？这一年的7月27日，胡适撰写了影响深远的《水浒传考证》，收入1921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这一年的8月2日，鲁迅被蔡元培校长聘为北京大学讲师，专门讲授中国小说史，1920年12月24日第一次登上北大讲台。一是发凡起例引领风气的长篇论文，起很好的示范作用；一是现代大学设立的正式课程，可培养无数专业人士。
《小说史学面面观》
经由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的积极推动，作为“学术研究”的“小说史学”迅速崛起，百年之后，已然蔚为奇观。就在“小说史学百年”这个节骨眼上，因新冠肺炎疫情改为线上授课，促使我完成了《小说史学面面观》这册小书。
若问我的鲁迅研究有何特点，看得见的是注重“学者鲁迅”，比较隐晦的是并不独尊迅翁。
十年前，接受媒体采访，谈我的家庭背景、求学经历、师承以及文体，何时提出“压在纸背的心情”，以及为何同时经营专著与随笔等，这些都很平常，只是问及“如果要您在五四时代的人物中择一而交，您会选择谁”，我的回答出了问题：
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书中，我再三强调，晚清一代和五四一代，从人际关系到思想学问，都密不可分。因此，我要求我的研究生必读八个人的文集：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周树人、刘师培、周作人、胡适。故意不按各自登台表演的时间，而是出生年月排列，你一下子就明白，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学术是如何“犬牙交错”的。既然是“尚友古人”，为何要求“择一而交”呢？又不是男女之间谈恋爱。作为研究者，我多次谈及晚清以及五四的魅力——这个魅力来自思想、学问，也来自人格力量。不愿意“择一而交”，但私底下，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说是八人，但因王国维与刘师培的学问比较专门，常在我及我的研究生们眼前晃动的，主要是其他六人——谈及晚清与五四，不管什么题目，都必须考虑他们的立场及反应。前半段没问题，引起争议的是最后一句。
虽然我解释“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的说法乃互文修辞，还是会被抗议：难道胡适可以跟鲁迅相提并论？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这个说法，认为这么说贬低了鲁迅。可我确实认定，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文化、思想、学术乃至政治，最合适拿来与鲁迅相提并论的，还是胡适。
基于此信念，我曾在香港中文大学（2014年秋）与北京大学（2015年春）为研究生开设专题课“鲁迅与胡适”。不同点在于，在港中大我多讲鲁迅，因那边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课程；而在北大，鲁迅研究是主流，我必须更多为胡适辩护。
《清末民初小说理论资料》
就以鲁迅与胡适这两位深刻影响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伟人来说，其差异性几乎一目了然，可你很难非此即彼。具体的应对措施，确有对错与高低；但基本立场没有太大的差异，裂缝主要缘于理想与现实、激进与保守、言论与行动、自我与社群，乃至阴阳柔刚的性情等。
理解这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与理论模型，但不将其绝对化、理想化、本质化，而是承认二者常处于流转变动中，各自都在根据时代潮流与自身志趣不断地调整方向，以达成最佳的精神及工作状态。
鲁迅是我的精神导师，同样，胡适也是我的精神导师。这么说，估计很多人不能接受，他们更习惯于“独尊一家”，非此即彼。可我的“万神殿”里，供奉的远不只一两个偶像。不同偶像之间会有缝隙与矛盾，这个时候，你可以左顾右盼，互相敲打与质疑，借此锻炼自家的心智与境界。
读鲁迅、胡适的书，不一定走鲁迅、胡适的路，有时候是个人能力有限，有时候则是外在条件不允许。与其高自标树，尽说漂亮的空话；不如脚踏实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这里包含我对大道朝天、文化多元性的理解，还有对人生局限性的深切体会。
2022年1月1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陈平原文集》
陈平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出版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晴画报研究》《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等著作30余种。
鲍国华：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200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师从王富仁教授；2006—2008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陈平原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出版学术著作5种，发表论文8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