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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 韩俊

二轮土地承包马上到期，延包30年已成为国家明确的大政方针。30年的承诺，让很多农民吃了颗定心丸。然而，随着政策的推进，很多农民开始担心：这延包的30年，真的能如期兑现吗？毕竟，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谁都不愿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丢了这根“救命稻草”。

土地是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对于进城定居的农民来说，问题更显复杂。这些进城的农民，已经在城里安家了，户口也迁到了城里，依然能保留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吗？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全国有近3000万举家进城的农户，他们的土地权益关系着巨大的利益分配。而对于仍然留在农村的农民来说，土地是生活的命根子，他们更希望这些进城的农户能把土地腾出来。毕竟，土地资源有限，不能让“人走地还留”的情况一直持续下去。

从政策上看，二轮土地承包期结束后，国家的态度很明确：延包30年。但问题不止于此。土地虽然延包了，但对于进城农民，是否还具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这成为了延包的核心标准。尤其是，土地作为一项有限的资源，如何在进城与留守的农民之间分配，成了一个矛盾的焦点。如果土地的归属问题处理不当，势必引发更深的争议。

总的来看，延包30年是国家政策的保障，但具体的执行还需看各地的实际操作，尤其是对于那些进城落户的农民，他们的土地权益如何处理，将直接影响未来土地的分配格局。而这个问题，离不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确认，这也为后续土地延包的讨论埋下了伏笔。

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安家，进城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问题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些农民进城之后，虽然户口迁到了城里，但他们与家乡的土地并没有彻底割裂。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在承包期内，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受到法律保护，不论他们是留在农村还是举家进城，都不会因为搬迁而失去土地。但二轮承包期结束后，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进城落户的农民是否还能继续承包土地，关键在于能否被认定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对于那些已经在城市安家立业的农民来说，土地承包权的延续意味着一份额外的保障。毕竟，回农村的路可能并不宽广，保留一块土地，不仅能带来经济收益，更是一份心灵上的归属感。然而，问题在于，农村的土地资源本就有限，如果进城的农民依然继续保有承包权，那么那些还留在农村的村民呢？他们对土地的需求同样迫切。毕竟，土地是他们的生计根本，怎么能允许那些在城市生活的人继续占据这一宝贵资源？这种冲突使得进城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延续问题变得异常复杂。

从法律角度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确认是能否延包的关键。农民的身份认定不仅关乎土地的归属，也决定了集体经济的资源如何分配。既然进城农民已经脱离了农村生活，还能不能算作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呢？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进城农民的权益保护，还会影响整个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公平性。因此，如何平衡进城与留守农民的利益，成为土地承包权延续的核心矛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确认，是决定农民是否能继续延包土地的关键因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对这一身份的认定标准主要依据三大方面：户籍、权利义务关系以及生活保障。这看似简单的标准，实则在实际操作中充满挑战，尤其是在大量农民进城定居后，如何评估他们与农村的联系成了焦点。

对于进城农民来说，虽然户籍可能依然保留在农村，但他们的生活重心早已转移到了城市。他们是否依然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员？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身份认定那么简单，更是要看他们是否履行了应有的义务。比如，是否在农村参与过集体活动？是否缴纳了集体经济的相关费用？甚至，是否在农村还拥有实质性利益？这些问题的答案直接关系到他们是否能够继续享有土地承包权。

然而，进城农民与农村的联系并不一刀切。有的农民虽然进了城，但依然保持着与家乡的紧密联系，土地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份情感寄托，也是生活保障的重要来源。但也有一部分农民，仅仅把土地看作是一种财产，城里生活安定后，他们并不依赖土地，而是希望在必要时能够以土地换取经济利益。这就导致了资源分配的矛盾：对于那些真正依赖土地的农村居民来说，有限的土地应该优先分配给依然在农村生活和耕作的人，而非那些早已将生活重心移到城市的进城农民。

因此，在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农民的户籍问题，还要更深入地评估他们在农村的贡献和义务。这种评估不仅涉及法律层面的标准，更关乎农村资源的公平分配与长远发展。

农业农村部在面对进城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问题时，给出了明确的答复：虽然法律框架已初步确定，但各地仍需在实践中进行试点和探索。这说明，进城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问题不是一纸文书可以彻底解决的，而是需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政策虽然已经指明了方向，但落地执行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法律上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界定较为明确，但现实中的操作却复杂得多。农村地区的经济条件、土地资源和人口流动情况千差万别，各地在具体执行时难免面临挑战。比如，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偏远农村的实际情况有天壤之别，如何制定统一的标准并确保政策的公平性，仍然是个巨大的难题。农民们虽然期待明确的政策保障，但在看到实质性执行效果之前，仍然心存疑虑，这让不少农民对土地承包政策的延续充满焦虑。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 张兴旺

同时，农业部的回应也透露出一个信号：政策的制定只是第一步，未来的执行与保障才是重中之重。在不同地区试点推广的过程中，政府需要通过调研和数据分析，找到最符合实际情况的执行路径。对于进城农民来说，他们关心的不是政策的出台有多迅速，而是自己在政策实施后是否还能继续享有公平的土地权益。这种焦虑与期待并存的情绪，将随着政策的推进而逐渐明朗。

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局局长、新闻发言人 寿小丽

因此，农业部的回应为未来的探索留下了空间，也为农民带来了一定的信心。然而，政策落地的过程充满挑战，各地的试点结果将直接影响全国范围内政策的推行，如何在法律框架下平衡农民的利益、资源分配与政策执行，成为下一步的关键。这不仅考验政府的智慧，也考验每一个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