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宁 编辑/耕田故事会
1975年秋天，我在市第六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当时，我家就在学校附近。我住在中山路桂馥里，中间隔着一条叫做美昌里的小巷，在这条南北走向的小巷东侧，就是第六中学的围墙，墙边站着一溜高高的木棉树。翻过低矮的围墙，是学校的操场，从操场往东，是铺着水泥地面的蓝球场，球场的北侧，则是学校的礼堂及市文教文宣队的队址及排练场所。那时候，我只有十二岁，完全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调皮但不顽劣，个子不高皮肤白净，学习成绩却很一般。我经常是早上背着书包，从家里出发走到美昌里，翻过学校的围墙就从操场上小跑着窜到教室，完全无视住在美昌里的那些老师，包括我的音乐老师黄虹。
期末音乐课考试的时候，我与同桌按老师的要求，走上讲台面朝黑板，和着手风琴的节奏，高声唱起了一首歌曲，歌名现在想不起来了，反正是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唱完就算是通过了考试。几天后，班主任张老师兴冲冲地告知我，说我已经被吸收到学校的文宣队，因为那天音乐课考试时，黄虹老师觉得我的嗓子好、声音条件不错，所以看中了我。张老师还告诉我，从现在开始我可以不用上课，周六也不用参加“积肥”劳动，直接到二楼音乐室集中学习训练。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既不欣喜也不沮丧，一副很无所谓的样子。那个年代，几乎不怎么读书，工宣队进驻学校，给我们上课。同学们整天玩耍嬉闹，男女授受不亲从不讲话；同学们单纯无知，从没有什么学习压力。
所谓“积肥”，就是每个学生每个周六下午要挑一担垃圾倒到学校的操场上，是一种既要学工、又要学农的具体表现。因此，周六下午同学们的任务是挨家逐户收集垃圾，然后挑着一担担垃圾陆续走向学校。操场上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场景。我们班里的劳动委员在认真的记着数量，一个都不能少，一担也不能缺。那时候物质生活匮乏，三餐简单，这些垃圾也是革命化了的垃圾，成份单一纯朴，不像现在如此奢侈，吃剩的饭菜鱼肉一般都倒进黒色垃圾袋扔了为快。且因家家户户日清日结，同学们收集时竟然没觉得气味难闻。但是当同学们用簸箕盛着垃圾一担担挑到学校操场上集中堆放后，第二天整个操场就臭气熏天，有如现在环卫部门的垃圾填埋场，丑陋肮脏蚊蝇成群又壮光无比。为鼓励同学们积极“积肥”，班主任张老师宣布了一个规定：凡是“积肥”的数量最高者，即可荣升为班里的劳动委员。这个消息无异于“春雷一声震天响”，于是班里有几个经常帮家里到自来水供应站挑水的女同学，由于平时已久经锻炼，所以就在暗中较劲勇挑重担，冲着这名劳动委员而你追我赶。我们一群男生看着只觉得好笑，偶尔会在背后讥讽她们取乐。有几个女同学，每次“积肥”完成后，提着扁担簸箕聚集在二楼的音乐室门口，隔着大门的玻璃争先恐后地看着我们文宣队十几个男女生的视听训练及演唱彩排，眼睛里散发出羡慕的光，脸颊绯红。
那时候文宣队里有几个女生长得确实漂亮，又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根正苗红，举手投足间不时散发出某种优越感，又处在青春萌动初期，含苞待放；她们也都是十二、三岁的女孩子，犹如田里的禾苗或垄上的雏菊，姹紫嫣红婀娜多姿，彰显着稚嫩的青春活力。我偶尔会偷看她们几眼，以及和其中几个有过简短的交谈。这要是发生在班里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男同学一定会起哄并借题发挥，搞得你无地自容。或许是因为文宣队比较特殊，再加上排练节目需要女生的配合，所以男女队员相处渐趋自然融洽，彩排节目时会适当交流，偶尔也互相开玩笑追逐嬉闹。队里有个隔壁班姓辜的女孩，身材高挑，鹅蛋脸上挂着两个浅浅的酒窝，大方爽朗，她的舞姿真的优美，很有韵味。我至今仍记得她的音容笑貌，也不得不老实承认，我心中有点儿喜欢她，但当时一个十二岁的懵懂少年，是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情的，这或许只是一种爱美之心的天然萌动而已。还有一个叫李秀的女生，也是长得高挑纤细，皮肤白得耀眼，瓜子脸上两只深深的大眼睛有点儿忧郁，性情较文静，我初中毕业后就再也没见过她，据说她高中毕业后被挑选去当了空姐。想必她们现在的生活应该幸福美满。
当时学校文宣队的构成比较简单，因为属于临时组建的性质，所以有点像杂牌军。我们男队员既要学习简谱和视听演唱、熟悉每首革命歌曲的唱法，又要学习“三句半”表演，边念台词边敲锣打鼓拍镲，还要配合每句台词做不同的舞台动作造型。有时候，辅导我们的两位音乐老师，会带着我们十多人到大礼堂观摩文教文宣队那些哥哥姐姐的节目彩排，向他们学习取经。
文教系统文宣队是集结全市中学里那些文艺骨干而成立的，在当时全市闻名，几乎近似一个正儿八经的歌舞团了。其中都是各路精英和声乐、器乐强手。那个长着希腊式鼻子、头发蓬松凌乱、衣着时尚又不逆潮流的队长，既是导演又是乐队指挥还会编剧，浑身散发着艺术细胞，据说有几个女队员争相暗恋着他。队里分为若干个专业小队，有乐队、舞蹈队、合唱队、独唱演员、话剧演员等，还有音响、照明、美工、道具等幕后工作人员，基本都是来自各校的在读高中生和青年音乐老师，属于正规军。在当时，能成为市文教文宣队的队员，那怕是打杂或者跑腿的角色，也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有一次，他们正在彩排一部叫做《风华正茂》的话剧，该剧当时风靡全国。扮演女主角的是我们六中的一位教师，可能是角色的需要，她原先两条扎成“扫帚型”的发辫不见了，剪成短头发，形象很像《青春之歌》里面的革命者林道静。她迈着坚定有力的台步，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我在台下看得聚精会神，发现这个女主角就住在我家附近美昌里的一幢小洋楼里，是归侨子女或侨眷之类的富有人家、书香门第。
我记得当时的美昌里约有二十座相对独立的三层楼房毗邻相连，房屋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应该是解放前三、四十年代的建筑物，里面住着大多数归侨或侨眷侨属，绝大多数从事教育工作。美昌里的北侧，还散落着一座座有独立庭院的别墅。而我所居住的桂馥里，它处于美昌里的西侧，共有三条直巷五条横巷，简称“三直五横”。这里解放前叫“牛屠地”，即宰牛的地方。据说解放后屠宰场迁移，才陆续建起了一些二层高的贝灰砂或枋板结构的房屋。整个桂馥里主要居住着大量各行各业的工人和少数无业游民，它与一巷之隔的美昌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居住的三横巷处于桂馥里中间，巷里居住的人家比较奇葩：巷头住着当时的全国劳动模范市邮政局的一个邮递员；巷尾住着一个据说参加抗美援朝后因犯错误被贬回汕头的山东人；巷中间住着我们这个所谓的革命干部家庭；我家对面住着潮剧《苏六娘》、《陈三五娘》的编剧和导演卢吟词先生。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卢老先生落实政策，开始扬眉吐气，并重出江湖。他家里经常是宾客盈门，那些文革期间消失又复出的潮剧名伶，居多是他的弟子，如姚璇秋等不时会来看望他，青年演员则登门请教。我有时听着他们吊嗓子，有时看着她们迈着轻盈的碎步挥舞着长袖……桂馥里三横巷大约有三十几户人家，除了我上面述及到以外，其余的有的是省二建的建筑工人，有的是环卫工人、渔网厂工人、农药厂工人、潮剧团演员，等等。
桂馥里与美昌里宛若两个世界，少年的我总在工人阶级蜗居的桂馥里和知识分子聚居的美昌里之间徘徊，不自觉地感受着两种不同的文化生活氛围：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潮剧清唱与西洋音乐，枋板陋室与洋楼别墅，以及中山一横路的金凤树与美昌里的紫荆花……以至于我一走进美昌里的巷口，仿佛有种说不出的书香气味和高贵气息扑面而来，偶尔还听见《梁祝》小提琴独奏曲的凄美旋律从某幢小洋楼的彩色玻璃窗里飘逸过来。我站在那一溜高高的木棉树下，聆听着凄美的旋律，沐浴着午后的阳光，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愉悦和遗憾。
成年后我曾想，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审美趋向和生活品味，可能与我少年时期比较独特的生活环境、地域有关，既规矩又叛逆，崇尚优雅高贵又嫌弃自身的卑微。我觉得自己仿佛在某种生活的边缘上暗暗挣扎，既想升腾又想坠落。
在文宣队集训期间，女队员主要表演舞蹈、小组合唱等节目；我们几个男的主要是表演“三句半”，同时也参与小组合唱属于男声部。总之所有的队员均身兼两职以上。我们刚开始练唱当时那些耳熟能详的革命歌曲，同时听音乐老师讲解简谱，强化读谱识谱能力，掌握好节拍节奏、咬字吐音，相当于现在的视听训练。在基本掌握了最基础的乐理常识后，黄老师开始一句一句教我们学唱他新创作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紧扣当时的时代主题，与批林批孔批《水浒》有关。我至今仍记得这首歌的几句歌词：“贼宋江，狗狼豺。投降假作革命派……把宋江推上历史的审判台……”歌词的末句是：“梁山的怒吼声响天外，梁山的怒吼声响……天……外！”最后将歌唱引向高潮。还有另一首歌是要用潮语来演唱演绎：“红卫兵，向前冲！……今天我们批《水浒》，反修防修（啊）向前冲，反修防修……向前……冲！”副歌是“自古农民多革命，起义造反建奇功！……”手风琴前奏是：咪咪哆啦，唻唻咪啦哆啦⋯⋯然后我们男女十多个队员就用潮汕话满怀激情地齐声高唱：“红卫兵，向前冲！⋯⋯”
那时候，我们还穿插着唱些当年革命样板戏的片段，因为这些歌曲自小耳濡目染，大家都能随口而出出口成歌，当然各人的水平有高低、声线也略有差异。我就经常唱潮剧《沙家浜》里郭建光演唱的主题曲《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朝霞（啊）映在阳澄湖上（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画（啊）……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啊）……嗦啦咪咪唻嗦咪唻嗦啦嗦哆⋯⋯”由于我唱得声情并茂，仿佛新四军领导的样子，得到老师的好评，心里美滋滋的。但其实这首歌我在邻居潮剧团导演卢老先生家中已听了多次，他在教导他的弟子时，我无事就在旁边观看，多少学到了一些诀窍。后来我在卢老先生家中又学到一些东西，比如现代潮剧《计生宣传员陈翠花》的某些片段。我现在每当想起总会忍俊不禁。1978年夏天，我初中毕业后整天无所事事，就经常往卢老先生家里跑，或喝茶，或听他讲古。老先生也很疼爱我，因觉得我的字写得还好，而他的视力又不好，就叫我帮他写信给当时的省委主要领导。我坐着小凳子整个人趴在矮圆木桌上，听他念一句写一句，写好后老先生叫我复诵给他听，觉得表述无误后，再重新抄写好并帮他将信拿到外马路的邮政局寄出。我记得信的内容居多是谈潮剧创作及发展等问题，但当时我对这些内容并不太懂。省委领导也是潮汕人，对潮剧情有独钟，对卢老先生的要求和想法，一般都会批示给有关方面予以支持帮助解决。每有回信，卢老先生就高兴着叫我帮他拆封并将内容念给他听。当时卢老先生家中正对大门的墙壁上，挂着五十年代初他赴北京参加全国文联代表大会结束时的合影。我从照片中清楚地看到卢老先生紧紧的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后，毛主席坐着，卢老先生站在第二排中间。那个时候，全国上下号召实行计划生育，宣传文化部门必须配合国家决策，编排一些应景剧目。因此，卢老先生就和剧团一个中年编剧创作了现代潮剧《计生宣传员陈翠花》。所以那段时间总有潮剧团的几个青年演员登门请教卢老先生，他就帮他们分析剧情、矫正唱腔、分解舞台肢体语言动作，探讨舞台正面形象的人物塑造。于是，那个一直在戏台上扮演忸怩作态、穿着香云衫、浓妆艳抹嘴角边有着一颗大痣且长着一撮毛、手执一把纨扇的典型媒婆形象的女演员不见了，她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上着浅色短袖的确良衫、下穿蓝色宽松的长裤、脚穿军绿色塑料凉鞋的街道计划生育宣传员。因为剧情发生在炎热的夏天，所以我们的计生宣传员除了必须背着一个画有红十字标记的医药箱外，还一只手拿着草帽，随时准备遮蔽灼热的阳光，又可适时当作葵扇扇扇风。于是，一个尽心尽职、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做计生工作的优秀宣传员的形象，就这样光辉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我在卢老先生家里看着他们排练，时间久了，自然就耳熟能详并基本掌握表演时的一些细节要领。有一天我实在闲得无聊，内心好像要渲泄某种情绪，抑或是想搞一下恶作剧，自己就在家里悄然扮演起计生宣传员来。我把平时用的军绿色书包权当医药箱斜跨在身上，手里也装模作样地拿着一顶破旧的草帽，迈着轻盈的步伐，用潮剧青衣那种特有的腔调唱念起来：“我今早动员阿春婶去绝育，又赶林嫂去放环，刚才说服阿忠兄去结扎，现在又把避孕药物，带齐全⋯⋯”，还未念完台词我自己就笑弯了腰。
我们在基本完成了小组合唱、表演舞等节目的学习、排练之后，文宣队突然接到上级部门领导的通知，要我们再赶排一个能够反映“农业学大寨”题材的节目，以便到地处桑埔山脚下的“劳大”（当时“汕头市五·七劳动大学”的简称）慰问演出。当年，初中或高中的学生，至少要有一学期在“劳大”度过。同学们住集体宿舍，吃食堂，边学习边劳动，简陋的教室里没有像样的课桌椅，同学们坐在铺着红方砖的地上听老师讲课。记得我就曾坐在这样潮湿的地面上考语文，并深情地写了一篇题为《我们的班长张晶晶》的作文，该文得到了老师的公开称赞，也因此在班里引起热议和个别同学的讥讽。有人在背地里骂我＂痴哥＂。在那个年代，一个小男孩竟然敢在作文里隐隐约约流露出对女班长的钦佩之情，这无异于公开的情书。虽然作文里是描写女班长如何为班里做好事等先进事迹的，但有的男同学就故意断章取义，公开质问我为什么不写男班长？我当时也真的无言以对，差点跟对方打起来。那时候的“劳大”，依山傍水，空气清新。刚刚临近青春叛逆期的男生们，整天劳动后无所事事，又精力过剩，因而就会偶尔无事生非拿别人来取笑。这个小插曲不久也就消散了。
“劳大”里农业劳动的内容丰富多彩，有的去山脚放羊，有的去田里拔草，有的去厕缸里挑粪后到田里挥洒⋯⋯我就曾经分到挑粪施肥的任务，但当时真的一点都不觉得脏臭，有时还觉得挺好玩，挑着一担粪桶，摇摇晃晃地行走在翠绿的田埂上，偶尔还会望着桑埔山顶的蓝天白云，轻快地哼唱起当年风靡全国的电影《闪闪的红星》主题曲：“小小竹排向东流，巍巍群山两岸走⋯⋯”
我们文宣队在接到这个新增加的节目任务后，因时间紧迫，所以黄虹老师就临时揪来另一个叫陈海、毕业于“红师班”的青年音乐老师来帮忙。黄老师连夜加班，在主题先行的指导下，创作了“三句半”表演节目：《小将学大寨》第二天，我们四个男队员人手一张纸，里面写着“三句半”的台词，我们就按着老师手拍节奏念起来：“主席一声令，普及大寨县，亿万军民齐奋起，人人争贡献；身在桑埔山，心同北京连，战天斗地创奇迹，捷报齐频传；大寨红花艳，小将心花开，大批大斗出大干，河山重安排！⋯⋯”
所谓“三句半”，也不知道是谁发明创造的，可能是南方特有品种，对应北方的“二人转”吧。对此我缺乏了解，只是妄加推测。通俗来讲，就是三句半话或三句半台词，其内涵既有节奏上的格式又有台词字数的具体要求。表演者一般为四人，前三个人各说一句台词，最后一人说半句台词（其实也是完整的一句台词，只是要求在念读时节奏快且锵铿有力，因而听起来声音短促仿佛只有半句）。这种文艺表演节目，在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因为它有着速成易学的特点，由于其对演出时的道具、场地等方面要求较低，所以也就经常出现在街道居委会所组织的各种小型文艺演出会上。有时候在马路边的人行步道上，四个居委会大姨大妈就可以即兴来一出，宣传计划生育政策，高喊着“生一个孩子就是好！就是好！”换作现在，随便在公园里抓几个广场大妈或油腻的中年大叔，即时就可以彩排一出“三句半”表演节目的。
表演“三句半”节目的人还必须配备对应的三件道具（或曰器具）：鼓、锣、镲。第一人打鼓，第二人敲锣，第三人拍镲，最后一个人不需要道具，主要是做动作摆造型涨姿势。我记得我当时是排在最后一个，负责造型和姿势的。
在背熟了《小将学大寨》“三句半”的台词之后，陈海老师开始教我们四个男队员走台步、摆造型、比动作。他表现出极大的耐心。我们几个男生是因为声音较好才被黄虹老师相中来文宣队唱歌集训的，而不是来跳舞或比划什么动作造型的，不像女生她们居多是能唱会跳。现在突然要我们敲锣打鼓还拍镲，还要在舞台来回走步、摆姿势做造型，我们几个男队员真的一时转不过弯来，况且都没有这方面的基本功，因而几个人有点不太适应，都有点儿小情绪。所以，刚开始几个人身体都硬梆梆地无法完全放松，而且脸部表情僵硬还有点不好意思。而那群女队员则躲在一旁角落指指点点，抿嘴偷笑。我估计是因为我们的表现太滑稽了。
“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随着鼓点静止，第一个人开始吼“三句半”的第一句：“大寨红花艳！”负责摆造型和姿势的我，这时就快速从队列里往前走出来，及时用肢体动作来演绎这句台词的形象：我将双手大宽度地伸向空中，仿佛两片巨大的红花叶朝两边盛开的样子，然后这个造型还要在舞台上低顿大约二、三秒。接着我们又围绕着舞台中心点敲锣打鼓拍镲行走一圈后再停顿下来，这时轮到第二个人吼第二句台词：“小将心花开！”这回又轮到我摆造型了，我要把一双胳膊收到胸前，摆出一个倒心型以显示我们红卫兵小将们有多开心，而且这时还要把嘴巴最大程度地咧开来，满脸堆笑。这个细节可是陈海老师多次强调的，不然台下的观众不知道你有多么开心激奋，无法感受你“心花开”的样子。当第三个人吼完第三句台词：“大批大斗出大干！”我几乎是从队列里跳将出来，口里急促地吼出最后一句掷地有声的台词：“河山重安排！”并有力地跨出一个马步，提起右胳膊将肘关节朝向前上方，左胳膊往身后伸去，同时坚定自信地昂起头，然后停顿、定格。
我们文宣队在集中学习、排练了近两个后，大约在1976年三月份的某一天，十多个男女队员集中齐装出发。我们在黄虹老师和陈海老师的带领下，背着行李和一些演出服装及简单道具，早晨在学校门口集中后，步行出发。我们有如快速行军，从校门口走过中山公园月眉路，过“文胜桥”（即现在的廻澜桥）、解放桥，然后沿着现在的大学路一直走到西港河边，再乘上渡船到河对岸，走过一些乡村小路后于当天中午时到达“劳大”。那天下午和次日我们又抓紧时间再次排练节目，第二天晚上我们终于在操场的简陋舞台上，开始了所谓的慰问演出。
那时候我的姐姐刚好也在“劳大”，她也在六中读高中一年级。当晚我在台上演出，当我跨着马步摆着姿势扬起头颅对着话筒吼着：“河山重安排”的时候，我突然听到台下隐约传来一个声音说：“个物是阿丽宁伊阿弟，姿娘声！”声音里似乎还夹杂着窃窃笑声。我顿时羞愧难当，后面的台词差点都忘了⋯⋯其实，我那时的声音真的有点儿稚嫩、带有童音，还未到变声期。我记得到了初中二年级下学期时，我的嗓音才变粗起来，还长了突突的喉角，生出绒绒的胡子。
后来，我们又参加了一些文艺汇演。记得汕头广播站还专门为我们做了一个录音并在全市播放，内容就是那首狠批《水浒》痛骂宋江的歌。每次演出前，大家都在台后紧张地忙碌着，有的准备道具，有的默诵台词，有的仔细化妆。文教文宣队的那些正读着高一或高二的姐姐，经常帮我们这些小男孩化妆，面对面地帮你化妆。我除了在家里与姐姐偶尔有过这样近距离相处过外，从没有过一个不熟悉的女性如此亲近地帮你化妆的经历。记得一个学姐用她纤细白皙柔软的双手在我的脸颊上轻轻地扑粉打底，然后用手掌将粉红色的油彩摩挲均匀后，朝着我左右脸颊轻轻一抹，然后拭擦或作点式轻拍，犹如蜻蜓点水一般。我忽然觉得我的脸庞仿佛是一湾浅浅湖泊，静止不动，心中却暗暗的享受着某种莫名的快感；又仿佛闻到一阵游丝般柔滑的暗香，我的心脏咚咚乱跳。面对学姐的认真投入，我既不好意思有点害羞，又心存感动，并在感动中舒服地完成了化妆。我在镜子里看到一个浓眉大眼、两颊红彤彤的自己。
大礼堂的帷幕缓缓拉开，灯光齐射在舞台中央，灯光下是陈海老师和演《风华正茂》的那个女主角。音乐起，诗朗诵。文教文宣队此刻演出的是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某个片段。
舞蹈队的学姐们开始踏着“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的音乐节奏，慢慢地舞动起来，婀娜多姿，青春飞扬⋯⋯
在六中文宣队的这段经历，本来已经在我的记忆深处逐渐模糊。看了电影《芳华》，才将它重新唤醒。那些少年时期青涩的曰子，犹如肖邦如歌的行板，舒缓流淌；亦如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敲门声，紧逼而来，又迅速离我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