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是礼乐文化的发展成熟期，发源于原始社会生活的礼和乐，经由夏商两代的融合与沉淀，逐渐形成了一种以礼为主，以乐为辅的文化类型。黄帝在战胜蚩尤、炎帝之后，曾在泰山大合鬼神，即将其所征服部落的礼乐、习俗、图腾进行了一次大融合，形成新的图腾和礼乐文化。

周的建立者也采取了这种方式，使前代的礼乐习俗，与周部族的礼乐习俗相融合，形成了周初的礼乐习俗，西周统治者进而用明确的制度，来固定了这种礼乐习俗的社会地位，最终使其成为一种成熟的、对后世影响至深的文化类型，正如孔子所言：“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西周的礼乐文化衍生出了礼乐制度，礼乐制度反之，巩固了礼乐文化的社会地位，促进了礼乐文化的流传与发展，使其成为影响后世程度至深的文化类型，甚至于形成了为中国社会所独有的礼乐文明。大射礼作为嘉礼的一种，不仅是与祭祀有关的礼仪活动，还是由统治者亲自参与选士的政治活动，文化与制度相互作用的关系，在大射礼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周代先王结束商王朝的统治后，总结了前朝覆灭的历史经验，建立起以礼乐维护统治的政治制度。礼乐制度以礼为主、以乐为辅，对西周以宗法分封制建立起的社会阶层结构，起到了有效的维稳作用。

然而礼乐制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一种制度的产生到确立，再到确立后的不断完善，是需要大量时间来完成的。西周初期礼乐制度的确立，是一个统治阶层在西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对继承自先王朝的制度不断进行改善的过程。

礼乐制度不是突然出现的，它具有继承性和发展性。大射礼作为嘉礼的一种，也是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大射礼既有作为信仰、审美层面上的礼的特性，也有作为政治制度层面上的礼的表现。

作为政治制度存在的大射礼，起到的政治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大射礼在人才选拔方面起到的作用；其二，是大射礼在维持周宗族内部和谐方面起到的作用；其三，是大射礼在震慑诸侯巩固周王朝统治方面起到的作用。

大射礼举行的目的，即周王为选择随从参与祭祀者。《礼记•射义》中提到的天子参加祭祀之前，必先习射于泽，然后再于射宫中进行正式的比赛，射中者得以参与祭祀，并且会受到增益封地提升爵位的奖赏；射不中者不仅不能参与祭祀，反而还要受到削减封地的处罚。从这里可以看出，大射礼是周王选拔人才，黜落庸者的重要途径。

前面提到过，大射礼最初是由射侯之礼发展而来，射为诸侯，便是早期大射礼的最终目的，胜者随周王参加祭祀，正是他们通过射箭优胜，而赢得的权力的巩固和象征。

以《柞伯簋》所载大射礼为例，柞伯在行射活动中优胜，因此周王赐给他赤金作为奖励。此外周王还赏赐柞伯柷敔，这里虽释为乐器，但也有释其为封地之说，此说便是基于射为诸侯之说而推导出的结论。

在周代初期，大射礼的这种政治作用尤为重要，西周先王与成康之际，战乱未息，周天子在选士的过程中，重视武力值高的人才是理所当然的。但到了西周中后期，礼乐制度发展到顶峰，大射礼虽然仍是君王选士的重要途径，但其选士的侧重方向却已经发生改变。

随着以乐节射这一形式，和射而不中，反求诸己这种以射修身思想的出现，大射礼的优胜者，不仅以武力为天子青睐，择士的君主更注重的，变成了优胜者的道德修养，以及行为规范。这也是礼乐制度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进行改变所表现出的发展性，在大射礼这一方面上的体现。

西周初期，周部族定鼎中原，统治地位并不十分稳固，宗族内部的和谐显得尤为重要，成王在大射礼后的尊老亲贤之举，显然是和合宗亲的重要政治举措。但根据《仪礼》所记载的大射礼的程序来看，这个尊老亲贤的举动已经不复存在，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射礼的这种政治功用逐渐消失，为其他的政治活动而取代。

大射礼的礼仪仪程十分繁琐，各个阶层分别负责由上而下的各种事务，上到参与射礼的周天子和各国诸侯，下到参与射礼服务工作的士的阶层，每人都有自己的行为规范，不容一丝一毫的差错。这就使得宗族内部各阶层，能够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不逾矩，不妄思，不会有以下克上，妄图打破宗法制规则的行为出现，最大程度的保证宗族内部秩序井然。

而大射礼的用乐部分，除了燕饮阶段用以娱情的升歌下管，还有射后用以宾主、宾宾之间交流情感的无算爵、无算乐阶段，这无疑是为宗族内部巩固情感，缓和矛盾创造了极为合适的时间与空间。

此外，大射礼仪程中，还有一些不拘于身份阶层，都必须遵守的规则仪程，如射必合乐节，君主与参赛者同射等。这些仪程缩小了各阶层之间的差距，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上层阶层的行为，达到了一定意义上的平等，缓和了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