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当的"谈判代表"
王世泰同志找了间房子让齐渭川和我住下，暂时没有安排我俩的工作。住了几天，适逢分区参谋长尹国赤同志带领独二团、独四团去剿匪，王世泰派我到司令部协助工作。部队追到今吴旗县南的吴堡川和脚扎川之间，在一条山梁上追上敌人，打了一个下午。敌人是边打边退，我军跟踪追打。在追打中，敌人派过来两个谈判代表与尹国赤同志谈判。傍晚时敌退到楼坊坪西边的李家湾子住下，1个营驻在村里，1个营驻在北边高山上。敌团长负了重伤。敌人要和我们谈判，尹参谋长表示同意。这时，我怎么也没有料到，尹国赤会派我当代表去谈判。从内心讲，我不同意谈判，也不想当这个代表。独二团政委牛书申同志和我持相同意见。为什么呢？其一，如坚决再打，可消灭敌人；其二，不久前志丹县军事部长王四海同志带领保安队和张廷芝部作战时，派到志丹县视察工作的胡彦英同志在战斗中受伤被俘，头颅被残暴的敌人割去。胡彦英曾是红二十六军二团的老政委，对于敌人这样的暴行不能宽恕：其三，与敌人的谈判条件是交还和我们保安队作战时被夺去的两挺轻机枪，这"条件"实在低得荒谬！我们将其歼灭，夺回来就是了，用得着他们"交还"吗？
我和牛书申谈了自己的观点，但尹参谋长仍坚持"讲和"。我初来乍到，连职务也没有，只好服从。
谈判地点在敌人那边山下村子里，我赤手空拳，深入虎穴去了。敌方谈判代表是一个营长，是敌团长的亲信。这人是学生出身，身上匪气不重。我和他谈，条件是既定的，他交两挺机枪，我方允许他们安全撤兵。但他这个"代表"也当不了家，因为山上还有个副团长，有一挺机枪在那儿。加上他们那个被我击成重伤的团长死了，敌军也有反悔的意思，这样我的处境更加危险。像他们这种土匪军队是从来不讲什么信用的，任意残杀谈判代表或送信人的事例屡不鲜。已经定下的条件就是谈不下来，决定不了。当天晚上我不得不在敌营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接着谈。我觉得这个学生出身的营长还不是太坏，就紧跟着他不离开，并且讲明我的人身安全由他负全部责任。终于，我先把山下这挺轻机枪要到手，又坚持让他们把山上那挺送下来。他们只好照办。这时候，我向脚扎川河对岸我军的阵地打招呼，示意派两名老红军过来扛机枪。接下来，便是关于如何让敌军安全撤退的问题，这事我做不了主。于是，我也提出条件，让他们的副团长跟我回去和我们的首长直接谈。这个副团长和我们骑兵团团长刘约三是熟人，知道八路军不像他们，搞歪门邪道，就跟我一起过河到我军阵地继续谈判。最后没放一枪让他们撤走了。
我们回去后，分区党委召开会议，由尹国赤同志汇报剿匪情况。大家发言时，我提意见说，这次战斗中同敌人谈判是错误的！应该打，歼灭敌人或迫敌投降，根据敌我兵力对比和态势战胜敌人是有把握的。谈来谈去只要回两挺机枪，就把敌人放走，太窝囊了。分委书记刘景范和专员马锡五等同志肯定了我的意见，批评了尹国赤同志（长征过来的老红军。他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认为国共合作了，抗战了，而他对当地国民党土匪部队的反动性了解不够）。
就在我分配到陇东庆环分区的同时，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决定，分别以原红一、二、四方面军为主，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 O 师和一二九师。原红十五军团改编为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下辖六八七团（由原七十三师改编）、六八八团（由原七十五师改编）。我原来所在的老部队七十八师，分别编入以上两个团。师的老首长韩先楚任六八八团副团长，崔田民任六八七团政治处主任，谭甫仁任副主任。原来的老师长田守尧任六八七团副团长。8月下旬，三四四旅共6200余人由陕西三原出发，在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抗日前线，首战平型关，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之中。我则彻底留在了后方，担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任务。
就任独五营营长
参加那次"谈判"战斗后没几天，庆环分区派我到定边县担任军事部长兼盐池县军事部长。这两个县是一年前我们西征时解放的。我立即动身到定边、盐池去了解情况。由于路上不太安定，分区派石中玉同志带一个武装班护送我。刚把这两个县情况摸了摸，正要开展工作，分区又派这个班来接我回曲子。原来分区成立了保安第五大队，任命我为大队长，牛书申任政委。大约一个月后，改为独立第五营，我改任营长，政委仍是牛书申同志。没多久，上级调牛书申去学习，派来一位长征老红军、福建人刘昌同志任政委。我所在的独五营有4个连，共400余人，每个连有3挺轻机枪，武器装备还可以。主要任务是剿匪、反摩擦，保卫分区和地方安全。这时的后勤系统已比较健全，穿统一的灰军服，被褥等用品也由后勤统一发放。我运用实战经验和从红大学到的军事知识，和政委、连干部一起，对部队进行严格的正规化训练，内务方面也按条令要求，衣服破了要补好，保持整齐、卫生等。组织建设方面，各连成立了党支部，营有党委（书记由政委兼任）。另外还抓紧文化教育，每连配有文化教员，负责教战士识字、讲课、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等。在分区的领导下和全营指战员（大部分是红军老战士）的共同努力下，部队呈现一种团结、紧张、朝气蓬勃的气象。陇东分委书记马文瑞、专员马锡五，分区司令员王世泰等领导同志都到我们独五营来视察过。
我在庆环分区工作了3年多一点儿时间。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剿匪。由于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对日作战，国民党顽固派就利用土匪扰乱边区，搞磨擦事件，袭击我政权机关，煽动暴乱，杀害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当时除了零星散匪外，陕甘宁边区境内共有43股土匪，4000余人。这些股匪大部分有政治背景，是受国民党收买、支持的。其中最大的3股政治土匪是薛子茂、李钦武、赵思忠的土匪部队。我们庆环分区的打击重点是赵思忠股匪。
赵思忠绰号赵老五，是环县本地人，被国民党收编后，委任以环县保安大队大队副头衔，老窝在县北甜水堡一带。该匪忽东忽西，行踪不定，到处流窜，仅1938年至1939年的两年中，就武装进攻和骚扰环县达百次之多，袭击我县、区机关，残杀干部、群众，奸淫抢掠，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失，以致地方政府不得不提出"消灭赵老五，保卫环县"这样的口号。
由于赵老五诡秘奸诈，有一段时间很难抓住歼灭他的时机。1938年秋天，环县县委向陇东地委反映我们"游而不击"。我得知后很生气，也为抓不住战机而焦急。正在这时，分区接到赵老五股匪在环县西南和宁夏固原交界处活动的情报。司令员王世泰同志和专员公署秘书长亲自率我们独五营去剿这股匪徒。有一天，在毛井北部山区追击敌人，由于山高沟深地形复杂，已经看到了敌人，因怕白跑一趟，他们不太主张打。但我则坚决主张打。他们问怎么打法？我说："虽然地形复杂，但路就那么几条，他能走到哪里去！"我建议司令员亲自带1个骑兵连、1个步兵连抄股匪的后路，我带1个步兵连奔袭敌人。他们同意了。我随即带这个连翻山越岭向敌活动区域接近，到土匪宿营的那个村子时已是半夜了。我跟着尖兵班从村外一条小沟里往前摸。尖兵班长是个老红军，接近敌哨兵时被那家伙发觉了。他向我们开了一枪。班长跃身扑上去，把他解决了。哨兵这一枪惊动了敌人，土匪仗着地形熟，像老鼠一样四处逃散。那天夜里没有星星、月亮，什么也看不见，一个俘虏也没有抓到。我们只好加派岗哨，就地宿营。
第二天一早，我们顺着西南方向追捕。翻过一架大山，在一个小山村找向导时，群众密报有一个土匪小头目藏在村里。我们没费劲就抓住了。带上这个俘虏，继续前进。经过一个长条形状，东西走向的村子，村边有个羊圈，有百余名土匪藏在羊圈内。我带的连队由东边进村，刚到西边，土匪冲出来跑了。他们跑的方向，正好是司令员设伏的方向。他把骑兵连埋伏在一个村，把步兵连分别埋伏在另外两个村。土匪一头撞了进去，大部分被俘虏，只有少数跑了。中午我们这个连和司令员会合时，他高兴得连说这一仗打得不错。经了解，我们捉住的这个土匪小头目民愤很大，有血债。王世泰司令员命我将其就地枪决。
我们回到分区后，王世泰向地委书记马文瑞汇报战况说："有人说刘懋功他们'游而不击'，是胡说，我看他们剿匪积极性很高，抓战机抓得很主动、很及时嘛！"
处决叛徒区长
赵老五股匪第一次偷袭环县县政府是1938年春天，县政府驻在河连湾。4月12日晚上，赵老五率领100多人突然包围了县委、保安队（几十人）和警卫队（一二十人）。我独五营有1个连在距河连湾北边八九里路的洪德城的一个村子里驻扎，听到枪声立即涉水过河跑步增援。赶到时，土匪已经打开监狱，放跑了一部分犯人，我保安队和县干部有四五人在反击中牺牲。土匪见八路军部队赶到，撒腿就跑。我军在追击中歼敌一部分。军部队赶到，撒腿就跑。我军在追击中歼敌一部分。
1939年夏秋之交，在赵老五的策反下，位于环县西部毗邻宁夏的毛井区一部分自卫军叛变。有个叛徒区长被抓住过3次，每次都因看守不严而逃脱了。这次他又带领赵老五股匪到毛井区作乱。这时我营在镇原县北部的唐家塬住，突然接到三八五旅首长王维舟、耿飙的电报，说环县毛井区区委和区政府被土匪袭击了，命我营立即日夜兼程赶去将其消灭。我率1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连出发。唐家塬离毛井有200多里的山路，部队以昼夜急行军120~130里的速度前进，在第三天凌晨赶到。一路上战士疲劳不堪，我把马让给体弱和有病的战士骑，自己拄着棍子徒步行军。
在毛井区政府驻地，见到两具无衣、无头的尸体（后来知道这是被土匪残杀的县政府教育科长和长征老红军、县工会主席的遗体）。这时，前卫连尖兵班战士到附近村子找向导，刚推开一户农家的门，就惊起一对正在睡觉的神色可疑的男女。他们把男的带了过来。前卫连连长一眼认出那个男人正是叛徒区长，就是他带土匪来打的区政府。土匪已撤到山上，他却还在跟这个相好的女人睡觉。没想到八路军来得这么快，正好把他堵在被窝里。
连长对我说这个男的是叛徒。他狡辩说自己是好人，没有干过通敌的事。我问他："我们连长说你是叛徒，你说你是好人，到底是你说了假话还是他说了假话？"他支支吾吾不说。我已认定这家伙是那个十恶不赦、多次逃脱的叛徒，抡起拄着的棍子就给了他一棍。他一下跪倒在地，老老实实承认了罪行。我问他带了多少土匪来？到哪儿去了？他回答有三四百人，是赵老五手下人和这边叛变的自卫军，都上山了。当时，部队要去追歼土匪，这个叛徒又不好带，稍有不慎他又会逃走。我决定把他处理掉。那叛徒跪在地上直磕头求饶，那女人也上来阻拦。我指着女的说："把这个坏女人一块儿收拾了！"吓得那女人爬起来跑了。
处决叛徒后，我带着部队追歼已上了山的土匪。当我们攻上第一条山梁后，土匪利用地形熟的有利条件，已翻沟爬上第二条山梁据守。我根据地形判断，如果再追下去，土匪还会继续向对面的山梁逃跑。于是，我决定派1个连绕道赶往第二条山梁后设伏。我和另一步兵连从正面追击。土匪果然继续下山向后逃窜。有几个土匪押着被俘的两位同志从第二条山梁后面下沟，到山梁底下的沟边时，逼他们二人跪下，端起枪来正要打死他们。巧的是，那地方正好是我们设伏处。我们的同志立即开枪，打死了土匪，解救出这两位同志。我们前后夹攻，一举消灭了土匪。我见到被救下的两个区干部，一个是区委书记，本地人；另一个是区妇联主任，是原红四方面军长征过来的女红军。她见到自己的同志，激动地哭成了泪人。他们都是在土匪的突然袭击下被俘的。战斗结束时已是下午，我把俘虏交给地方保安科处理，然后率部队撤回毛井区附近宿营。
国民党西峰公署专员钟竟成是陇东地区的磨擦专家，也是陇东地区政治土匪的总后台。1939年2月12日，他为了消灭镇原县的八路军部队，把西峰公署的4个保安中队派驻镇原县的平泉、屯字、马渠、孟坝4个重镇，给我们要害部位安钉子。12月14日晚，敌人又纠集400余人向我军驻防的镇原县城发动猛攻。次日，敌九十七师又投入两个营的兵力攻城。我守城部队三八五旅七七 O 团二营于15日晚退出县城。我接到上级命令后，立即率独五营的两个连赶往支援。路经马渠镇时，敌保安队姓冯的中队长带三四十人对我进行拦击。这个镇子方方正正，镇东是条沟，沟对岸是塬。我们以1个连绕到镇子后边，1个连从正面进攻。前后夹击，结果后面的连队攻了进去。这个姓冯的敌保安中队长很坏，怕被活捉，带着伤逃跑。看看实在跑不掉，就用手抓住沟边的树根，把身子悬在路边崖下躲藏。结果被我们的战士发现，开枪打死了。我们歼灭了这支保安队，收复了马渠镇，这一仗生俘20多个敌人。
过了1个星期，即12月23日，我们又去打县城北边30多里的孟坝镇，将侵占这个镇子的敌保安中队近50人消灭，使孟坝归还我们手中。
活捉缪福禄
1940年初，赵老五手下的大头目缪福禄带着匪徒到环县县城北边40多里的洪德镇活动，煽动自卫军哗变，破坏我区乡基层政权。军分区命我立即出发剿匪。我从驻地曲子镇带领两个步兵连和军分区直辖的1个骑兵连出发北上，急行军百余里，到达县委、县政府所在地河连湾，向县里了解匪情。据群众报告，缪福禄匪徒在洪连湾，向县里了解匪情。据群众报告，缪福禄匪徒在洪德东北向定边去的路边一座山上驻着。河连湾离洪德只有10里多路，我们队伍后半夜冒雪出发，赶天亮前爬上一座山头，隔着一条沟发现对面山上的土匪不少，有200多人。我将部队兵分三路，两路从东西两条沟向土匪据守的山头包抄，另一路从正面进攻。未料到缪福禄匪部还有不少藏在沟里，当我正面进攻部队过去后，敌人竟从我部队后面包围上来。我立即命1个排转身去打，将其消灭在沟里。这一仗大获全胜，击毙击伤惯匪100多人，只有缪福禄带着小部残兵逃走了。
第二天，环县县委书记刘昌汉等同志带着吃的东西，翻山越岭来慰问我们，对我说："老兄，打死的太多了，沟沟岔岔雪地上到处都是死人！"我说："没办法啊，这些土匪太顽固了，硬是顽抗不缴枪嘛！"
匪首缪福禄应了那句老话："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大概一个月后，他的末日就来临了。
由于赵老五股匪两次袭击环县县政府、策动农民自卫军叛变，引起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把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叫去，了解并商量解决赵老五的问题，决定派警备二团到环县剿灭这股悍匪。
警备二团在团长徐国珍、政委甘渭汉带领下来到环县。1940年2月16日，警二团在环县北部山城堡抓住了赵老五的尾巴，一顿猛打，把这股土匪消灭了一部分。赵老五带着残部仓皇北逃，逃到了他盘踞的老窝子瑶尔井沟。这时，我接到了命令，带1个连和军分区司令员白寿康一起协同警二团作战。
我带的这个连的连长叫张明瑞，是陕西中部（现黄陵县）人，曾是原红二十六军老红二团的战士。红二团南下渭华失败后，张明瑞千辛万苦从敌人眼皮下面跑回陕甘边，重新拿起枪杆子战斗，是一位表现很好的基层干部。他也是在红大学习时，被王世泰同志带到庆环来的。
部队出发前，我和白寿康司令员商量，这次既然下了剿灭赵老五股匪的决心，咱们干脆顺路把缪福禄的老窝洪涝子给掀了。谁知我们部队刚到洪涝子寨子下边，缪福禄就带着100多个土匪弃寨而逃。他们在前边跑，我们在后边追，一直向北追了20多里。他跑到赵老五的老窝瑶尔井沟，躲进了赵老五的崖窑。这种在悬崖半中腰挖成的崖窑一般是地主富户用来防土匪的设施，但这处崖窑却常常成了土匪的藏身之处。赵老五的崖窑有许多，能容纳一二百人，并储备了大量粮食、水、柴和武器弹药，在窑口构筑了工事，洞里的物资储备足以维持两三月之久。这时候，赵老五的一个哥哥赵鸣琴，原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团长，正好回家，也躲在崖窑里。赵老五和他的哥哥赵鸣琴分别住两个崖窑，彼此呼应，凭险顽抗。我们和警二团会合后，把瑶尔井沟包围起来。警二团在西北边包围，我们在赵老五所在崖窑的东边山上包围。
我们配合警二团对崖窑打了几次，没有奏效，就改为包围、封锁的办法。想着他洞子里的水和粮食总有吃完的时候，那时再收拾他们。
我想起直罗镇战役牛元锋逃跑的那次教训，为了防止赵老五挖阶梯偷跑，我特别注意观察赵老五崖窑的动静，发现有挖土的迹象，就向挖土的上方，约百米处的山坡上派了1个排的兵力，专门在夜间警戒，把从崖窑往东北方向的路口卡死。不料我采取的这个措施，警二团团长和政委不同意，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命令撤回这个排。为了尊重二位团首长，我不好再坚持意见，就撤出了这个排，并把这个连交给警二团指挥。我和白寿康司令员就回去了。
对这个明摆着的大漏洞，我总感到心里不踏实。我的担心不幸而变成事实。就在包围崖窑的第21天（3月7日）半夜，也就是我们离开后第二天，赵老五果然采取悄悄挖台阶的办法，带十余人从我们曾设防的那个口子跑掉了！赵老五跑后，二团猛攻了一下。赵鸣琴派人谈判，后率余部投降。他和赵老五不是一类人，也没有大的罪恶，后来成了我们的统战对象；缪福禄、万荣昌因罪大恶极，于5月30日在曲子镇召开的公审大会上被宣判死刑，枪毙了。马文瑞、马锡五等地委领导和我都参加了这次公审大会。
为张明瑞连长鸣冤
匪首赵老五的漏网，本来是指挥者疏忽所致，认真接受教训、总结经验就是了。但在追查责任时，片面地把责任推在我们那个连长张明瑞头上，说"张明瑞放走了赵老五"，扬言要把张明瑞枪毙，要我把张连长交给他们带走。我坚决不同意。后来白寿康司令员命令我把张交给他们，我只好服从。但我声明，张明瑞没有错误，他是受命从防守卡子上撤下来的。作为下级，他不能不服从命令。服从命令出了问题，他有什么错？这样处理太失原则，太不公正！张明瑞同志最终还是被关进了延安监狱。
这年初冬，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调我到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学习，我决心要为张明瑞翻这起冤案。我找保安司令部王世泰司令员和留守兵团政治部莫文骅主任原原本本反映了事情经过。后来又向留守兵团萧劲光司令员陈述原委。经萧司令批准，把张明瑞放了，送到教导营学习后，另行分配到别的部队任职。1948年2月底打瓦子街的时候，他是警三旅五团的营长。战前看地形的时候，我碰到他，说了几句话。大概就是在这次战斗中他英勇牺牲了！
我在庆环分区独立五营当营长3年多一点儿时间，和土匪打了大小二三十次仗，可以说没打过一回败仗。我们营一年到头都穿草鞋行军打仗，这也成了一个特征。土匪一听"穿草鞋的"来了，吓得望风而逃。我们营的一个连长叫王世选，很能打仗，绰号叫"王麻子"，打土匪打得出了名。快离开庆环分区时，有人告诉我，土匪给我也起了个外号叫"刘老虎"。
【刘懋功（1916年8月23日—2009年12月23日），甘肃庆阳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十航空学校校长、空军第三军军长、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