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林彪和我同窗，这些高层都和我在一起过，我却成了国民党，他们没带好我，该写悔过书的也是他们，我不写。”

说这番话的，原是我党高层领导，也是开国领袖毛主席的姑表弟，姓文名强。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时，文强已经是国民党高级特务，中将军衔。

如他所言，他的身边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共产主义事业的领路人，拥有一副人生的“王炸牌”，却偏偏剑走偏锋，把一副好牌打得稀巴烂。面对错误，冥顽不化，最终锒铛入狱，在狱中蹉跎了二十六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强出狱赴台访问老友时，得知国民党竟然给他留了100万美金。知晓此事后，文强当即回绝：“这钱我不能要！”

本是共产党高级领导的他，为何会选择背叛？面对巨额财富，他的态度又为何如此坚定。文强这个特殊人物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文强，1907年生人，祖上原是湖南长沙的一个地主，家里财力雄厚，在当地小有名气。抛开这层身份，文强和毛泽东还带着点亲戚关系，两人是表兄弟。当年在长沙明德中学念书时，与毛泽东、毛泽覃等人交往甚密。

1925年，文强南下投军，天资聪颖的他以第四名的成绩，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林彪成了他的同学，周恩来则成了他的恩师。可以说，周恩来是文强人生道路上的贵人，也是他加入共产党的引路人。

黄埔军校毕业后，文强跟随北伐军参与了武昌战役，而后一直在朱德麾下效力，军功显赫。故而，文章开篇所提之言，均是事实，文强确实拥有强大的后台和人脉圈，既是如此，他又为何会叛变呢？

这事儿，还得从1931年的一次意外开始说起......

当年，文强不幸遭到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地下党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成功将其救出。不料，获救后不久，文强就和上级领导发生了冲突，无法继续在原部队做事。无奈，他只好投奔恩师，可当时周恩来已经调往苏区，文强只好被迫回到老家，与妻子隐居。

回到老家后，文强一直很不自在，堂堂中华男儿，空有一腔报国热血，他又怎能甘心做“隐士”？正当他踌躇之际，军统特务廖宗泽主动与其交好，而后又与学弟戴笠相识。

在戴笠的提携下，文强在国民党的日子风生水起，短短几年的时间，文强就成为国名党最年轻的中将，授衔时，他只有38岁。此外，他还得到了国民党高层杜聿明的赏识，风光得意的他，怎么都不会想到，未来竟会是一片狼藉。

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文强自知失去靠山后，在国民党的日子并不好过，便活动关系在湖南省绥靖公署混了个公职。自以为脱离军统的他，觉得余生就是好好享福，没成想，一个月后，杜聿明的一封信，彻底击碎了文强的梦。

当时，解放战争如火如荼，解放军势如破竹，文强自知国民党不是共产党的对手，面对杜聿明的这封“前往徐州任副参谋长”的调令，他陷入了沉思。文强知道，此一行，必定凶多吉少。

结果也不出文强所料，淮海战役后，文强被俘。听闻解放军百万雄师解放横渡长江，解放南京的消息后，文强即兴作诗一首：“痛惜江南飞落英，大江百万渡雄兵。可怜玉石狮儿在，国府门前月不明。”

字里行间，都是他对国民党惨败的惋惜。作为一名合格的俘虏，首先要具备的，就是诚恳的认错和悔过的决心。显然，文强并不合格，刚被关押到北京功德林监狱那会，身为“甲级战犯”的他也十分抗拒改造。

直到后来，看着身边的被俘虏的战友们接连重获自由，他才意识到：想要走出这堵高墙，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确，文强确实是这么想的，可当他知道杜聿明是首批特赦战犯之一后，心态立马崩了。

监狱长让他写悔过书，他强烈抗议，拒不认错，反而把责任推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身上。也正是因为如此，直到第七批特赦时，才终于轮到他。

出狱后，文强彻底改过自新，一直致力于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晚年到台湾访问昔日老友时，文强收到了来自国民党给他发的“工资”，大约100万美金，算是在大陆坐牢期间，国民党给予的补偿。

100万美金，即便放在现代，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很难有人不心动。面对金钱诱惑，文强却坚定地表示：“我在大陆也有工资，完全够用。若是拿了这个钱，便有辱于祖宗、有辱于先祖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虽说，文强曾经站错过队，也孤傲过，但他确实没有杀害共产党，也为自己的狂傲付出了代价。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文强有脾气，更有气节，他也对得起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