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曾经的“五大书记”之一。不过，因为英年早逝，很多人对他的生平事迹和重要贡献并不了解。本文将梳理任弼时同志的一生，讲述他46年光辉岁月中改变历史的“三大贡献”。

1934年8月，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红6军团军政委会主席的身份，和萧克、王震等同志率领红6军团与贺龙率领的红3军会师。

在会师大会上，任弼时高度评价了这次会师的历史意义，并代表中央宣布，恢复红3军原先的红2军团编制，任命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为政委；红6军团则由萧克和王震分别担任军团长和政委。

此时的红2军团在时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红3军政委夏曦的领导下，正面临着严重的内部的问题，由于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红3军人数锐减，干部的损失尤其严重，大家对这种情况都非常不满，但夏曦是中央代表，职务比贺龙还高，是湘鄂西的一把手，所以大家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单靠红3军或者红2军团自己，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当德高望重的任弼时到来时，大家都变得欢欣雀跃，他们庆幸任弼时来的真是时候，红3军终于有救了。

任弼时到红3军后，充分了解了大家的意见，随后召开了原红3军积极分子会议，对夏曦的错误问题给予了深入的批评和纠正。接着，他和萧克、王震等同志联名向中央报告了红3军和夏曦的问题，他在电文中写道：

建议中央军委撤销夏曦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的职务……并提议贺龙为分革军委会的主席，兼任副职。

不久后，中央回电肯定了任弼时的正确意见，从此，红2、6军团有了正确路线的指导，终于可以甩开包袱，在任弼时、贺龙的正确领导下奋勇向前了。

任弼时认真分析后认为，红2军团物资装备比较充足，但优秀的干部比较匮乏，红6军团则是恰好相反，所以他建议红2军团在物资上支援红6军团，红6军团则在干部上充实红2军团。此举使得两个军团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部队面貌和战斗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一扫夏曦时期的湘鄂西的阴霾。

正是因为任弼时等同志的正确政策，两个军团才能在日后的长征中不断获得胜利，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

1936年6月，红2、6军团经过长征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此时，草地分兵已经发生，由于张国焘控制着和中央联系的密码，任弼时无法直接和中央取得联系。

任弼时对于北上南下之争有一些了解，但了解并不多，他在会师后立刻致电中革军委，请求把中央和军委总政治部的文件送到2军团的驻地，通过这些文件，他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之后，任弼时和朱德、刘伯承、陈伯钧等留在四方面军的同志进行了深入的长谈，进一步了解到了事情的原委。

随后，他把工作的重心放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阻断错误信息在2、6军团内的流传。两军会师后，张国焘立刻叫派人送来了各种材料，宣扬他的错误路线，对中央的基本方针给予否定。任弼时深感事态严重，他给时任红6军团政治部主任的甘泗淇写信，要求张国焘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得下发。

为了争取2、6军团站在自己这一边，张国焘建议两支部队召开干部联席会议，首先在政治上达成一致。为了防止张国焘胡来，任弼时坚决表示了反对，他反问张国焘：开什么会？开会的报告由谁来作？如果发生争论，由谁来作结论？张国焘是不是想凭借人数优势，以多数压少数？如果二、四方面军在意见上无法达成统一，形成矛盾，这个责任由谁来负责？

在任弼时强有力的反对下，张国焘不得不作罢。

同时，任弼时一直在努力保证内部的团结，在甘孜和北上的途中，任弼时没有选择和红二方面军一起行动，而是留在四方面军总部，和朱德等同志站在一起，努力地维持着队伍的团结和统一。

为何化解矛盾，消除误会，任弼时一直在尝试做四方面军同志的工作，自从会师后，他就一直找四方面的同志谈话，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都是他重点谈话的对象。

据时任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上将回忆，他曾和任弼时首长有过好几天的彻夜长谈。当他得知中央在毛尔盖会议就达成了北上的决议后，他说：

既然有决议，为什么不执行？看来，并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而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而在你们！责任全在张国焘，事是他干的，人是他定的，你们谁管得了？

短短的一段话，就让傅钟豁然开朗，理清了盘踞在心头很久的疑云。任弼时同志坚决的立场帮助了傅钟，傅钟把他的意见转告给政治部的其他同志，大家都一致表示赞同。这段时期，任弼时对于维护我军团结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任弼时提议大家应该召开扩大会议，以集体领导的方式解决重大原则分歧。他还提议进行三军大会师的政治动员，为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营造氛围。

任弼时以勇于担当的气魄，从维护团结的愿望出发，在保持原则性的同时兼顾到手法的灵活性，并以耐心周全细致地工作，为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和长征的结束做出了重大贡献，毛主席为此对任弼时这段时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任弼时曾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之后接替王稼祥同志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到1940年初结束驻共产国际的工作后，他回到延安，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担任中央秘书长。

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当时的书记是张闻天同志，他在理论研究上比较擅长，实际上具体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是任弼时。1942年，张闻天主动要去到基层调研，从此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全部由任弼时负责。他对党的建设做出巨大贡献，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那时候的延安由于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还未建立起统一的办事机构，也没有统一的作息制度，甚至正常的收发制度也没发完全保障，送出去的文件找不到下落的事情时有发生。

任弼时担任秘书长后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中央办公厅，由他担任主任，李富春同志担任副主任。任弼时负责整体设计，李富春负责具体实施，在中办建立了行政制度和工作制度，明确了各个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任弼时的努力下，我们很快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的现象，改变了自由散漫、各自为政、游击习气等不良作风，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中央和毛主席对任弼时的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和赞赏。

在中办系统正规化后，任弼时又把目光对准了中央所属的各部委，到43年前，他完成了将各部委领导集中到杨家岭办公的工作，各单位的工作也很快完成了正规化。

任弼时的这一系列举措，为日后党的行政工作正规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这是一直以来被人们忽略的重要贡献。

任弼时同志在延安时期的另外一个重要工作是筹备七大。早在1939年底，我党就计划筹备七大，这项工作主要是由任弼时来负责的。

按照最初的计划，七大应该在1940年春夏召开，但皖南事变等不可控因素的发生，使得我们面临的形势不断恶化，我们也由此进入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七大就这样拖了下去。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在任弼时等同志的领导下，七大的筹备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其中最重要和关键的工作就是审查参加七大的代表资格，在这项工作上，任弼时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最终确保了七大这场觉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大会的顺利召开。

尾声：

由于日夜操劳，任弼时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乐观，1945年他被检查出高血压、脑血管硬化。苏联医生专门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情况，认为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但在此后的日后里，包括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任弼时依旧坚持留在陕北，坚持带病工作。

任弼时同志党性强，坚持原则，为人正派，经验丰富，工作高度认真负责，善于团结同志，这些优点让他赢得了党内同志一致的赞扬和崇敬。

1947年的时候，贺龙元帅曾说：毛主席曾讲过，有的人是向外发展，有的人是向内发展。康生这个人就是外向人物，他要名誉，要地位，要花里胡哨；弼时同志是内向人物，他在自己身上下功夫多，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修养，不断地充实发展提高自己。

1950年10月，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一生的任弼时溘然长逝，年仅46岁，过度劳累是他英年早逝的罪魁祸首。

这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等待完成，他的过早离世为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很多同志都认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党遭受的第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

得知任弼时病逝的噩耗，毛主席挥笔沉重地写道：任弼时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任弼时同志生前曾自比为“骆驼”，在他的追悼会上，叶剑英元帅评价道：

任弼时同志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