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长安、洛阳的收复，至德二载（757）十二月，安史之乱暂告一段落，唐肃宗特命嘉奖有功之臣。大唐吏部明确了将士们的功劳后，又加班加点开列出一长串为国捐躯的烈士名单：颜杲卿、张介然、许远、南霁云、雷万春、袁履谦……

对于这些应该表彰的忠烈，唐肃宗及在朝的文武百官均无争议。唯独对名单上凸显的一个名字，众人却意见不一。

此人正是不久前因死守睢阳而遇害的御史中丞张巡。

▲张巡（708-757）。图源：网络

正如《新唐书》记载，当时人或谓：“（张）巡始守睢阳，众六万，既粮尽，不持满按队出再生之路，与夫食人，宁若全人？”部分官员认为，张巡在守睢阳期间造成“人相食”的悲惨局面，实乃历史的罪人。

而另一部分官员，如张澹、李纾、董南史、张建封、李翰等则认为张巡功劳莫大，“天下不亡，其功也”。

作为张巡生前的挚友，翰林学士李翰称，张巡食人实属无奈，皆因睢阳“救不至而食尽，食既尽而及人，乖其素志”。更何况，张巡还有“守一城，捍天下”之功，不应被埋没。

最终，基于张巡立功的表现，唐肃宗追赠其为扬州大都督、邓国公，并授其子官职。

然而，即便唐朝官方已有定论，千百年来，争议之声却始终不断：以人为粮的张巡，究竟是神还是魔？

以张巡的性格，或许他从未在身后的虚名上左右徘徊过。

作为盛唐进士出身的文官，他原本拥有美好的前程。史书称其“读书不过三复，终身不忘。为文章不立稿”，妥妥的盛世“学霸”。步入仕途后，张巡历任太子通事舍人、清河县令等官，皆以政绩卓越、清正廉洁著称。所以在仕途伊始，张巡的亲友们都认为，他极有可能因治城兴邦而名垂青史。

可张巡为人志气极高，不拘小节，向来厌恶与庸俗粗鄙之人为伍，故而他的仕途始终没有进展。眼及于此，有好心人曾奉劝他投靠权相杨国忠，为自己谋仕途。张巡断然拒绝，说：“是方为国怪祥，朝宦不可为也。”一个官员需要攀附权贵才能升迁，这正是国家不正常的表现。

如此，没能顺利进京述职的张巡，才被分配到“土多豪猾”的真源县（今河南鹿邑）当县令。

真源地处中原，“盛产”土豪劣绅。张巡到任时，当地甚至还流传着“南金口，明府手”的谚语，说的是当地势力最大的“地头蛇”华南金倚仗在衙门任职的关系，欺压百姓，作威作福。

张巡头一次升堂，就让人把华南金逮来，当着全县百姓的面，将其绳之以法，明正典刑。随后，他又颁布了一系列惠民利民的政策。凭着一颗公心做事，在真源县任职数载，张巡便成为当地历史上治绩最好的“名宦”之一。

正当张巡准备大展拳脚之际，河北却传来了惊天异动。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携“好兄弟”史思明发动叛乱，建燕称帝，兵锋直指长安，史称“安史之乱”。由于中原数十年未历战事，叛军顷刻辄至，不仅朝廷来不及调动军队抵御，各地官吏更是闻风而降。这其中，谯郡（今安徽亳州）太守杨万石还未见到叛军的影子，便主动投降了安禄山。

▲安禄山。图源：影视剧照

真源县受谯郡管辖，叛主后的杨万石第一件事就要拉手底下的官员入伙。张巡作为当地颇有政声的官员，自然是杨万石的首要劝降对象。但杨万石低估了张巡的节操。面对杨万石的卖主行为，张巡怒不可遏，愤而起兵，率领本县吏民数千人，毅然举起反抗安禄山叛军的义旗。

吊诡的是，决绝的张巡却没能等来同僚们的积极反应。当时在真源县附近，雍丘（今河南杞县）县令令狐潮正准备投降。当地百姓对他们的长官主降嗤之以鼻，趁令狐潮出城迎接叛军，这群百姓直接将城门锁死，誓与雍丘共存亡。但是，雍丘县群龙无首，雍丘百姓也不能组织起有力抗击，所以，城中有识之士派人邀请张巡为他们守城。

天宝十五载（756）二月，张巡带兵接管了雍丘县，与之一同前来的，还有单父（今山东单县）县尉贾贲所部一千余人。为了提振士气，他们先拿令狐潮的家属祭旗，旋即加紧修筑防御工事。而令狐潮在叛军的支持下实力大增，张巡、贾贲到任雍丘仅一个月，令狐潮便伙同叛军大将李怀仙、杨朝宗等率四万大军来攻，并声称要踏平雍丘，活捉张巡。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贾贲不愿做“缩头乌龟”，凭一股忠勇之气出城御敌，不幸全军覆没。贾贲之死令雍丘、真源守军一阵恐慌，但张巡并未自乱阵脚。他分析，令狐潮曾主政过雍丘，必知城防弱点，而敌军精锐，必有轻我之心，要想凭借真源、雍丘两县有限的兵力取得胜利，必须化被动为主动。

张巡决定发动一次奇袭。

他亲自挑选一千名精锐，分成五队，每队两百人。这些人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尽量冲散叛军的阵脚，无需顾及杀敌多少，更不用抢夺辎重粮食，只需要让敌军看清楚我子弟兵的威猛，逼其后撤即可。

这次奇袭无疑是奏效的。趁着叛军埋锅造饭的时机，真源、雍丘子弟兵杀至，敌军顷刻间阵脚大乱。数万大军根本顾不上吃饭，也来不及抵抗，便伴随一股莫名的颓势溃退战场。

此后，张巡与令狐潮间又爆发了大小三百余战。令狐潮屡战屡败，其手下叛军锐气尽失，不得不主动后撤。

尽管张巡凭借区区数千士兵扛住了令狐潮数万大军的冲击，但伴随着东都洛阳的陷落，封常青、高仙芝等宿将为唐玄宗冤杀，唐、燕对峙的形势注定进一步恶化。

就在张巡、贾贲入驻雍丘前夕，安禄山的大军已拿下陈留郡（今河南开封）。这里是唐朝河南节度使的驻地，也是唐玄宗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于内陆设置的第一个藩镇，意义重大。按照最初的设计，河南节度使可统辖陈留、睢阳、谯等十三郡诸军事。这意味着，河南节度使一旦缺位，不仅张巡在雍丘、真源一带的抗击得不到补助，唐帝国在河南最重要的军事基础也将土崩瓦解。

更为严峻的是，自秦汉以来，漕运关东（函谷关以东）便成为长安物资供给的重要模式。隋唐时代的漕运，多取“东南之粟”，也就是所谓的江淮租赋，这些钱粮在和平时代通常需要自江都（今江苏扬州）运出，经长江、淮河、黄河等水路直抵洛阳，再由洛阳地区安排人手，“以车或驮陆运至陕”。可以说，“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为此，自隋炀帝以下的多位君主不惜顶着亡国的风险，开挖大运河，以保障江淮漕运畅通。

连通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正好穿过雍丘、宁陵（今河南宁陵）、睢阳（今河南商丘）等地，直下江淮。这就意味着守好雍、宁、睢三线，便能有效阻止安禄山叛军染指江南。

▲张巡之所以死守睢阳，核心在于保护大运河和江淮流域。

江淮的重要性，安禄山当然晓得。为了断绝唐朝中央的财政收入和粮饷，陈留郡陷落之日起，他就令手下大将李廷望为河南节度使，俾守陈留，同时派出杨朝宗、崔乾佑等沿途收拢大军，形成东略势头，剿灭抵抗势力，以期在未来某个时间段，兵临江南，彻底扭转乾坤。

作为杨朝宗、李廷望的手下，令狐潮被新上司“寄予厚望”。他自知打不过张巡，便带着士兵屯驻雍丘之北，并在那儿盖了座“杞州城”日夜防范，切断张巡义军的粮草支援。

张巡虽然是个文官，但军事思想十分超前。见令狐潮暂时放松了对雍丘、真源的攻势，他便在城中大胆练兵。他的练兵方式与传统将领不同，他从不要求各营主将无条件服从自己，反而允许他们最大限度发挥指挥员的创造性。无论哪一级别的将领，在张巡眼中，都有权根据现状自行调整作战方案，临机处断一切突发事件。

对于张巡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练兵方式，唐军内部难免产生质疑之声。对此，张巡解释道：“今胡人务驰突，云合鸟散，变态百出，故吾止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上下相习，人自为战尔。”化整为零，灵活多变，或许正是张巡抵抗叛军这么久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秘诀。

不过，令狐潮发动的消耗战，着实是张巡镇守雍丘以来遭遇的最大挑战。

雍丘地小人寡，城内物资储备极其有限。作战日久，唐军的箭矢早就十袋九空，为此，擅长夜袭的张巡又想到了一计奇招。他命人扎制一批稻草人，为它们穿上夜行服，由士兵用绳索套牢，从城墙上放出城外，制造夜袭叛军的假象。

守夜的叛军远远看到唐军出城“偷袭”，于是无数冷箭嗖嗖作响，而张巡等守城官兵则在城上静等稻草人载箭而归。就这样，几天下来，唐军成功得箭数十万支。后来，有个叫罗贯中的文人读到张巡“稻草人借箭”的经典战例，遂改编进《三国演义》中，成了诸葛亮神机妙算的事迹之一。

▲草船借箭故事的原型是张巡草人借箭+孙权乘船遇箭

当然，借箭并不是张巡的唯一目的。两军对峙日久，双方的消耗都极大。叛军后方除了将军械物资运抵前线外，也会定期为令狐潮等人运粮。张巡得知这一消息，当即决定采取声东击西之计——他自己率小股部队夜袭，佯攻令狐潮，引对方出营，之后再由亲信率领大部队偷袭叛军的粮草辎重。等令狐潮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后，满载而归的张巡将计就计，派出五百人的敢死队伪装成稻草人模样，突袭敌营。这下把令狐潮彻底整不会了，史载“潮军大乱，焚垒而遁，追奔十余里”。

虽然张巡如此可怕，但令狐潮知道，两军打消耗战，精髓全在一个“熬”字，只要坚持下去，没有打不赢的仗。与张巡相比，令狐潮的优势恰恰就是兵多将广、后援有力。

眼见令狐潮围而不走，张巡便主动提出弃城，希望对方给自己及身后的将士们留条活路。考虑到一时半会打不赢张巡，令狐潮便秉着相安无事的心理，命自己的军队后撤三十里，打算等张巡跑路后，自己再接管雍丘，也不失为大功一件。怎料，令狐潮大军一撤出“杞州城”，张巡就派人拆了敌军的城楼，“撤屋发木而还为备”，扛着木头又回雍丘准备下一轮军事战斗了。

就这样，张巡前后坚守雍丘长达一年，令狐潮始终拿他没办法。

在张巡的感染下，其手下也涌现出一大批悍不畏死的护唐猛将。其中，人送外号“木头将军”的雷万春，最是令人叹服。

一次，令狐潮率军来攻雍丘，雷万春正在城头督战。令狐潮命令手下士兵万箭齐发，雷万春来不及躲闪，面门上狠狠地挨了六箭，但他岿然不动，搞得令狐潮满腹狐疑，以为张巡又安排了个木头人来骗他。叫来探子一打听，才知道那不是木头人，是守将雷万春。令狐潮大惊，在城下对张巡喊道：“向见雷将军，方知足下军令矣，然其如天道何！”

张巡高声回答：“君未识人伦，焉知天道？”你这种乱臣贼子，不配谈论天道。

然而，无论张巡在雍丘如何努力布局，依然不得不面对唐军大部队兵败如山倒的大势。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潼关、长安接连失守，叛军长驱直入，唐玄宗仓皇西逃，天下军事格局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叛军大量涌入河洛、关中，鲁郡（今山东兖州）、东平（今山东东平西北）、济阴（今山东定陶西南）相继失守，原奉命驻守颍川（今河南许昌）的山南节度使鲁炅，也因叛军的围攻而退守南阳（今河南邓州），雍丘一下子成了四面受敌的孤城。

为了不影响屏维江淮的战略，张巡决定退出雍丘，撤往宁陵固守。让他倍感欣慰的是，在茫然无助的河南，居然还有一位文官与自己英雄所见略同。

这就是睢阳太守许远。

▲许远（709-757）图源：网络

许远认为，大敌当前，宁陵虽然只是睢阳郡下的一个县，但睢阳主城与宁陵相距不过四十里。一旦宁陵失守，自己镇守的睢阳势必保不住，所以他不能坐视宁陵陷落。

张巡、许远的兵马合于宁陵一处，自然逃不过叛军杨朝宗、令狐潮等人的眼线。趁许、张二军阵脚未稳，叛军发动突袭，与宁陵守军激战了整整一个昼夜，却收获了另一场败仗。张、许两军杀敌万人，“流尸塞汴而下，贼收兵夜遁”。

此时，逃亡四川的唐玄宗终于醒悟了自己过去的错误部署。他紧急颁布了一道《命三王制》，令三王辅佐太子李亨平定天下。当然，见惯大风浪的唐玄宗明白，仅靠三王及太子招兵买马，要想抵挡久经沙场的安禄山及其麾下的幽州兵，无异于天方夜谭。所以，他真正想做的，是借《命三王制》的发布，号召李唐宗室共同守护属于他们的天下。于是，唐玄宗的远房堂弟、嗣虢王李巨被任命为新的河南节度使，负责总领包括张巡、许远的睢阳、宁陵兵在内的河南十三郡军事，以及岭南节度使何履光、黔中节度使赵国珍、南阳节度使鲁炅的三镇大部队。

嗣虢王李巨“善骑射，有谋略”，一上任就帮南阳节度使鲁炅解了围。鉴于张巡在真源、雍丘、宁陵一带抗击叛军的突出表现，这位王爷也口衔天宪，晋封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给予他更大的权力。

但，战争之所耗，从来只在钱粮。张巡不忍看将士们饿着肚子打仗，便借着给将士们请功的由头，让李巨再调拨点粮饷。而李巨完全曲解了张巡的意思，仅派人送去了三十张折冲都尉与果毅都尉的委任状，对于打仗所需的钱、粮一分不给，气得张巡破口大骂：“宗社尚危，围陵孤外，渠可吝赏与赀？”

事实上，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李巨的虚伪与吝啬。

如果将历史的视野扩大，唐玄宗《命三王制》的发布造成了太子与三王互相钳制的权力矛盾。为了尽快登基，太子李亨自然不支持唐玄宗的宗室共守江山策略。而唐玄宗西逃不到两个月，李亨便在杜鸿渐等一批大臣的拥戴下称帝，这也导致玄、肃二宗在抗击安史之乱上出现意见分歧的时机提前了。

▲唐肃宗李亨。图源：影视剧照

恰在此时，原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赶到灵武向唐肃宗李亨述职。唐肃宗便交待宰相房琯，让贺兰进明以御史大夫的身份，出任南海太守兼岭南节度使。结果，这位此前长年在唐玄宗身边伺候的房宰相，宣旨时给贺兰进明的职位稍稍动了手脚。偏偏贺兰进明是个极有政治头脑的官员，在面见唐肃宗拜谢时“反咬”了房琯一口，说：“晋用王衍为三公，祖尚浮虚，致中原板荡。今房琯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所引用皆浮华之党，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

贺兰进明不仅在唐肃宗面前获得了表忠的机会，更趁机离间了唐肃宗对房琯的信任。这样做的结果，便是让其很快得到了一份新工作：河南节度使。

而贺兰进明的走马上任，也意味着在张巡担任河南节度副使的那段时间里，他的头顶上出现了两个地位、权力皆相等的上司，他们各自为新、老皇帝代言，彼此做着互相拆台的勾当。

贺兰进明的到来，也并非对河南战局毫无益处。至少在他被任命为河南节度使期间，灵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马使许叔冀已奉命率麾下精锐奔彭城、谯郡防御。

可是，这些人皆不管张巡、许远的死活。因为他们发现，以此二人为代表的英雄们，只将注意力放在平叛事务上，不管玄、肃二帝有多大的矛盾，二人从不站队支持。

眼见唐军已经做好了反攻的准备，叛军更是急于拿下江淮之地。于是，在安庆绪弑父夺权后，叛军派出大将尹子奇统兵13万，绕过宁陵，直扑睢阳。

▲安禄山称帝后计划：西攻潼关，东攻睢阳（红圈处）。

安庆绪之所以如此部署，正是看中了张巡、许远的孤立无援以及睢阳的地理优势。与雍丘、宁陵相比，睢阳城不仅控江淮之便，更是唐朝宋州治所，东连嗣虢王李巨的彭城驻地，“形胜联络，足以保障东南，襟喉关陕”。

当张巡、许远发现尹子奇的真实目的后，他们只能像此前保卫宁陵那样，快速合兵睢阳，誓死抵抗。

这时，经历多次大战，张巡、许远的部队加起来剩下不足七千人。而尹子奇组织起来的13万部队，除了叛军中最精锐的幽州兵外，还有同罗、突厥、奚等部族精锐。无论从人数还是装备上看，二者实力悬殊。

睢阳保卫战注定是一场恶战！

面对近乎二十倍于己的敌人，张巡却毫不畏惧。史载，两军接战，“（张）巡励士固守，日中二十战，气不衰”。与镇守雍丘、宁陵时类似，他将打持久战的思想，融入睢阳保卫战中，不时趁着敌人防备空虚，搞搞突袭，赚赚装备。

从“擒贼先擒王”的角度出发，张巡也想在阵前射杀尹子奇，于是心生一计。他令人在城楼上以秸秆为箭，射击叛军将领，捡到秸秆箭的叛军将领大喜过望，以为睢阳箭矢用尽，急忙跑去报告尹子奇。就这样，尹子奇的位置暴露了，随即被张巡的麾下大将南霁云射穿左眼，败下阵来。

看着张巡如有神助般保住了睢阳，许远说：“远懦，不习兵，公智勇兼济，远请为公守，请公为远战。”从此二人达成默契，许远仅负责后勤，而张巡全盘主管军事。

大约半年后，尹子奇卷土重来。这时，张巡他们出现了粮食短缺问题。

此前，李巨为对抗贺兰进明，“尽将部曲而行”，致使其麾下部队粮食消耗过快，于是操蛋的一幕出现了——李巨竟然以河南节度使的名义向张巡征粮。睢阳原为抗敌准备的存粮，就这样被上级调走了一半。

张巡守卫睢阳期间，战事密集程度远超从前，就像他在给唐肃宗的奏报中所写的那样：“臣被围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余战”，这个数字即便不十分精确，但依旧能看出守城士兵体力消耗之大，粮食自然也吃得快。为了保证睢阳能继续坚守下去，张巡只好吩咐南霁云去找贺兰进明搬救兵；同时在城中施行粮食定量分配制度，规定一线将士每人每天最多可食用一合米（一升为十合），吃不饱就只能拿木皮、纸张、茶叶煮了吃。

南霁云随即出城，一路疾驰至贺兰进明驻扎的临淮（今江苏泗洪东南），向其禀报睢阳的惨况。没想到，贺兰进明却丝毫没有大局意识，他告诉南霁云，睢阳迟早陷落，将军有大把前途，何必守在那里送死？

南霁云愤怒不已，拔出佩刀自断中指，并放言：待叛军平定后，必杀贺兰进明。

另一边，叛军得知睢阳城内缺粮、士卒大饥后，便架云梯，以钩车、木马攻城。即便在如此困境下，张巡依然扛住了尹子奇的攻势。强攻不下的尹子奇，这时突然想起了置“杞州城”围雍丘的经验，当即决定“穿壕立栅以守”，跟张巡玩起了消耗战。

形势对张巡越来越不利。

迟迟得不到补给的睢阳士兵，有的渐渐饿死。活着的将士也大多气若游丝，完全没了往日的战斗力。张巡只好指挥将士“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但随着粮食越来越紧张，张巡不得已，做出了一个惊天的举动。

史载，他将自己的爱妾带出来，对将士们说：“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说完，当众杀了这个小妾，给睢阳将士充当军粮。对此，守城将士声泪俱下，不忍食之。张巡“强令食之”，这群可怜的将士才照办。

有了张巡杀妾的先例，许远也将自家的僮仆拉到军前，杀了供士卒充饥。

▲城破前，张巡忍痛杀妾飨三军。图源：网络

再后来，看着守城将士为睢阳日夜奋战，许多百姓自发加入了“供粮”行列，史载，“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余才四百人”。古代战争，围城、屠城并不少见，但像睢阳之战这样，百姓奉献自我、为守城将士充军粮的，十分罕见。

既然战况如此惨烈，张巡为何至死不降不撤？

其实，在生与死的折磨中，睢阳城内也曾出现过一种突围东奔的声音。但张巡的观点是：“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且我众饥羸，走必不达。”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首先，他认为，放弃了睢阳，江淮必定不保，而江淮不保，天下更加岌岌可危，到时会死更多人。其次，退一万步而言，若放弃睢阳，以将士病饿羸弱的状态强行突围，势必会造成更大的伤亡。城外尹子奇大军虎视眈眈，我军出城无险可守，其结局也必然是死亡。既然终究要一死，何不尽忠到底，做个响当当的英雄呢？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

至德二载十月，尹子奇再度集结大军攻城。此时的睢阳城，内无兵可战，外无兵来援。

对于这样的结局，张巡似乎早已坦然接受。在睢阳城即将陷落之际，他跪在地上，朝西方磕了三个响头，大呼道：“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无以报陛下，死当为厉鬼以杀贼！”

城陷，张巡、许远、雷万春、南霁云等三十六将皆被俘虏。

直面张巡，尹子奇多少有点胆颤。他问张巡，听闻你每次迎战都咬牙切齿，以致牙齿全都咬断了，何以至此？

张巡答道：“吾欲气吞逆贼，但力不遂耳。”

尹子奇不信，用刀撬开张巡的嘴，发现真的只剩下三四颗完整的牙齿。

尹子奇不禁为张巡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想对其劝降，但张巡始终对叛军破口大骂。最终，劝降不成的尹子奇勃然大怒，将其杀害。与张巡一同赴难的，还有雷万春、南霁云等诸位守城英雄。而许远，因为是睢阳太守，尹子奇不敢擅自杀之，将其交给安庆绪处置。但很快，在安庆绪下令撤出洛阳前，许远也因不屈而壮烈殉国。

可悲的是，就在睢阳城破三天后，张巡生前望穿秋水的援军终于来了。

原来，在张巡死守睢阳期间，唐肃宗为了进一步统筹东南诸道兵力，派出身边的宰相张镐替代贺兰进明。张镐是位识大体、“廓落有大志”的官员，听闻张巡告急多时，他曾第一时间命濠州刺史闾丘晓率部增援。奈何，闾丘晓“素愎戾”，对才华高于自己的张巡、许远以及先前死于其手的诗人王昌龄皆嫉妒不已。他接到命令后，故意拖延时间，致使张巡失救、睢阳失守。

尽管张镐后来杖杀闾丘晓为张巡报了仇，唐肃宗也听从李翰等人的建议给予睢阳守城将士应有的表彰，但彼时天下的舆论却似乎还不愿正视张巡等人的付出。唐朝人为张巡带头吃人之事，一度陷入了历史文明的困境中。

诚然，带头吃人，无论出于何种高尚的目的，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都是无法容忍的野蛮行径，可张巡之罪，不也是当时睢阳城全体军民的共同选择吗？正如明朝人李贽在《史纲评要》中所言：“（张巡）不依古法，人自为战，虽古大将不能过也。人知必死，莫有叛者，号令如此严明，足矣。何必如吴、白辈下毒手乎？勿以成败论英雄可也。”

张巡被杀五百年后，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写了这样一句：“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将张巡视为榜样，激励自己不屈抗敌。

到了明清以后，在官府的推动下，张巡、许远双双封神，世称“双忠公”，受到后人的祭祀和崇拜。双忠公信仰，起自中原，现仍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

或许，历史本身就是一种选择性记忆，也是一种选择性遗忘。当残忍被剥离后，信仰便冉冉升起，为千秋万代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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