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人的传统生死观就必然要说到泰山，即所谓的“魂归泰山”，那么，泰山怎么会成为了中国人的灵魂归宿之处呢？

叶涛，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泰山学院特聘教授,中国民俗学会会长。

从山岳崇拜到帝王封禅

山岳崇拜是人类最普遍的信仰形式，我国先民对于山岳的崇拜，最迟不会晚于仰韶文化时代（距今约6100年～4400年）。在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有多处对于大山崇拜和祭祀的记载。周朝是我国礼仪制度开始完善的时代，也是对于山岳祭祀礼仪制度化的时期，此时，人们对于山岳崇拜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认为山川是神灵，倘若不认真祭祀就会带来灾祸；同时，在山川祭祀方面，也有了严格的规定：“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礼记译解·王制第五》）。周王在名义上拥有天下，而诸侯只拥有自己的领土，因此，周王可以祭祀天下所有的名山大川，诸侯只能祭祀自己领土内的山川。

为什么要祭祀山川？后来成为五岳之首的泰山在山岳祭祀中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在春秋时期的著作《春秋公羊传》中对此已有明确解释：“曷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唯泰山尔。”（《春秋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天地山川给予了人类生存所需要的自然万物，所以要享受人类的祭祀，而泰山由于具备“遍雨乎天下”的大功德，便享受到更为特殊的尊崇。

到战国后期，我国的阴阳五行学说形成后，出现了东方为“阴阳气始动，万物始生”的观念，泰山位居东方，自然被纳入了阴阳五行学说之中，成为“万物之始”“交代之处”，从而更进一步确立了泰山的尊崇地位。

早在先秦时代，祭祀天地的封禅仪式便选择在泰山举行，封禅仪式是由帝王亲自主祭的国家大典。所谓封禅，就是在泰山顶上筑坛以祭天，在泰山下的小山上除地以祭地；封禅的目的是“报天之功”“报地之功”“报群神之功”。根据《管子》和《史记》的记载，在秦以前有七十二个帝王曾行封禅之事，自秦始皇封禅泰山之后，西汉的武帝、东汉的光武帝、唐代的高宗和武则天、唐玄宗、宋代的真宗等都曾到泰山举行过浩大的封禅盛典。封禅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礼仪大典，在当时和后代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早期先民的自然崇拜时期，泰山因雄伟高耸、拔地通天的自然特征，得天独厚、位踞东方的地理优势，至两汉时期便形成了五岳独尊的特殊地位。历代帝王的封禅大典选在泰山举行，更是奠定了泰山在中国政治和历史文化中的至尊地位。在上述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人的生死观也与泰山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联。

从“魂魄异界”到“魂归泰山”

自远古时代起，泰山就被认为是神人自天降临之地，因此古代的统治者选择在泰山举行各种祭祀活动。秦汉两代，泰山由于秦始皇和汉武帝先后举行封禅而在政治上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封禅泰山发展到秦汉，已经不只是单纯意义上的与“天”进行沟通，而具有了“求仙”“不死”的成分。不死则为“长生”，这便与后期的泰山主死而治鬼的观念发生关系。在公元前一世纪汉代的著作中，泰山便被描绘成与人的生死紧密相关的地方，甚至认为泰山为天孙，其职责是召回死鬼，因而它知道人寿的长短。当时的人们相信，有金箧玉策专门记录人的寿命长短。（余英时《东汉生死观》）

先秦时期，曾流行一种“魂魄说”：“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属天清而散，属地浊而聚。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归也，归其真宅。”（《列子·天瑞篇》）我国先民鬼神观念的形成与魂魄说关系密切。魂魄说、鬼神观又与后来的阴阳五行说结合在一起：鬼与神，一为阴，一为阳；一在天，一在地；一魄盛，一魂盛，而皆有祸福人之能力。鬼神的归宿不同，神灵升入天堂，那么，鬼魂归入何处？鬼魂是归入地下的，但其具体方位并不明确，在两汉典籍和秦陵、汉墓中，涉及的地下冥神就有阴婶、地下主、蒿里、梁父、以及泰山神。从战国至两汉，冥界的主宰最后逐渐演变成为泰山神，泰山成为众鬼的归宿。

西汉时期，社会上就出现了“泰山治鬼说”。将泰山神作为阴间的主司，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汉代的镇墓文中：“生属长安，死属大（泰）山，死生异处，不得相防（妨）。”“生人属西长安，死人属太山。”这些说的都是死生异路，死人魂归泰山，接受冥间官吏的管束。在西安（汉代的长安）附近墓葬中发现的公元175年的陶瓶上，还有这样的文字：“死人归阴，生人归阳，生人（有）里，死人有乡，生人属西长安，死人属东太山。”（酒井忠夫《太山信仰的研究》）这里的阴阳显然是指死后世界与人间，说明当时的人们对死后世界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其中，把人间的都城长安与太山（泰山）相对，更是把泰山视为死后世界的都城（幽都）。

至东汉时期，死者魂归泰山的说法在社会上已经非常普及。《后汉书·乌桓传》中记载：“俗贵兵死，……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借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汉代的乌桓相比于中原来说是落后地区，将乌桓的“神灵归赤山”与中原“魂神归岱山”相比，可见魂归泰山的信仰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汉代魂归泰山的观念确立之后，泰山阴司信仰逐步得到完善。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末期，人们开始认为阴间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叫做泰山府君，他的都府位于泰山附近的一座叫做梁父的小山上，汉墓出土的石刻中经常称他为“泰山主”或“地下府君”。像人间的最高统治者一样，泰山府君被认为也有官僚机构帮助他管理死者，因此，模仿人间的汉代行政系统的阴司体系就被建构起来，人死了先要到阴间首府进行登记，阴司机构则根据死亡记录，派人去捉拿哪些寿数已尽之人的灵魂。随着时间的推移，死后惩罚的观念也出现在汉代的来世信仰中。

泰山阴司信仰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地狱观念奠定了基础。在公元二世纪到三世纪的佛教经典翻译过程中，“地狱”经常被翻译成“泰山地狱”，有一个译本甚至说到了魂和魄在泰山地狱受到残酷折磨的情节（《胡适手稿》第八卷），这些内容非常符合中国本土已有的死后惩罚的观念。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本土的灵魂和来世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直至最终被由阎王掌管的地狱信仰所替代。不过，由泰山府君掌管阴司系统的汉代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泰山府君的职能也没有完全被替代，而是作为佛教阴司中的十王之一，成了十殿阎罗中的第七殿——泰山王，时间上已经到了唐代后期了。

“重于泰山”的价值取向

泰山作为中国人生死观的寄寓空间，不仅是万物所生、蓬勃兴旺“主发生之地”，在汉代就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灵魂归宿之所，“魂归泰山”“重于泰山”等观念两千年前已经深入民心。

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其不朽名著《史记》中对泰山封禅活动进行了详细记载，《史记》是后世史书的典范，记述封禅祭典的《封禅书》也成为了后世修史的重要内容。司马迁一生中多次来往于泰山，对泰山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他遭遇李陵祸后，身陷囹圄，惨受酷刑。但为了实现崇高的目标，他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报任安书》）来激励自己忍辱负重，完成著述大业。泰山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他把“重于泰山”作为崇高的精神境界引入人生哲学，借泰山雄壮的阳刚气势为自己的颓势人生鼓劲，以泰山之重、事业之重鞭策个人人生。这种砥砺名节，慎于生死，积极进取，把个体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置于崇高地位的精神，是司马迁一生辉煌的写照，也是泰山信仰乃至民族精神中最宝贵的财富。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发表演讲（《为人民服务》），其中引用了司马迁的原话：“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为人民服务》一文在我党思想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着重要地位，毛主席的引用使司马迁的这句话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句，泰山不只是中国人的灵魂归处，更具有了评价人生的价值取向，赋予了泰山文化新的时代意义。（来源：《文化大观》 作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叶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