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丁大全倒台的原因，一般将其简单归咎于隐瞒军情所导致的突发事件。但事实上，丁大全的下台并非单一原因所导致的。上位手段卑劣粗暴，权力根基不稳。

丁大全早年即与台谏官卓梦卿结交，将友人手里的权力当做打击报复他人的工具；入朝之后，丁大全即参与了谢方叔和余晦的阴谋，将王惟忠诬陷致死，凭此获得了谢方叔的重视，借此“功绩”站稳脚跟，并获得升迁进入与自己渊源颇深的台谏系统。

入台谏之后，丁大全故计重施，将手头的纠察弹劾之权作为谋求仕途的工具，并以此与后宫势力做了政治交易，双方里外联动、互相照应，共同分享权势。在对待阻拦自己的董槐、牟子才及太学生群体之时，丁大全则行为粗暴、不择手段，借着权力和皇帝的宽容为所欲为，将皇权当成自己的新靠山。

对那些不服从自己的人则肆意扣上罪名进行打压；作为士人群体的一员，丁大全利用皇权和后宫势力打压其他士人，本身就为人所不齿，也使得他遭到了士大夫们的孤立及仇恨，最终让他为此因此付出了代价。

丁大全发迹之后试图拉拢叶梦鼎、冯去非、王应麟等人，却遭到他们的拒绝，而服丧期满本可起复为官的文天祥也拒绝写信向丁大全求取官职，则正是他因自己的行为受到以道学为主体的士大夫群体集体排斥的明证，也是他理应为自己上位时的多行不义而付出的代价；罢相倒台之后他所遭受的打击和弹劾，也是他上位手段不得人心的体现之一。

从权力基础来说，丁大全在地方上并未留下值得传颂的政绩，也没有指挥军事作战的经历，在宋末战事频发、军事集团地位举足轻重的情况下，他并未拥有与地方权势集团结交的机遇，因而只能选择在上位后以同党出任封疆大吏、一面厚赏军功、褒奖握有实权的将领，期望以此来弥补之前在地方上的权势及人际关系的不足。

在丁大全进入朝廷之后，他靠台谏作为上位排挤政敌的工具，并倚靠后宫势力的支持最终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宰执权力。实际上，除了台谏系统之外，他几乎没有任何势力范围；他的同党则多来自社会或官场下层，如监奴出身的高铸，太学生出身、借瑞国公主建宅邸一事讨好理宗得以入仕的方大猷，草茅士周震炎，金坛县令出身的袁瑜，桐庐县令出身、后被提拔为监察御史的吴衍。

与那些拥有背景及功绩的官场高官们相比，丁大全一党多以结党营私及投机政坛为生存手段，在皇亲国戚当中亦缺乏支持，这也是他为何要选择“草茅士”周震炎为驸马、同党顾當之女为忠王妃的缘由之一。

因此，当他于开庆元年九月遇上北兵渡江这一突发事件时，缺乏有力靠山及政绩军功的他无力应对来自朝堂内部的反对者，在失去皇帝信任而被罢相之后，仿若建构在沙滩之上的权力架构瞬间土崩瓦解。

丁大全

在官场上缺乏根基的同党们也因此遭遇灭顶之灾，被悉数远窜流放，失去权力作为庇护的丁大全则被新任宰执及反对势力一再打击，再无出头之日。

执政疲软无能。丁大全执政时期，除了在处理货币问题上稍稍有所建树之外，在内政、军事层面作为不多，在宋朝面临着亡国之祸时，丁大全却本末倒置，仍旧忙于打击异己和给同党分配官位，将本该用于治理国家和抵御外敌的精力白白浪费在迫害他人和揽权谋私之上，导致蒙古军大军压境，甚至以斡腹之策将江南腹地变成了尸山血海的人间地狱。

在对外防御层面，丁大全及其执政团队无力应付蒙古军的大规模入侵，将指挥战事、保卫国家的责任推给皇帝和前线以贾似道为首的官吏将领，自己则躲在背后不知所措。

为了掩饰自己的疲软无能，朝堂之上，丁大全在向理宗汇报战局时选择部分瞒报，给反对者以“贻误边防”的口实；在地方上，被丁大全寄予厚望的袁瑜则铸成大错，官逼民反以至蒙古军顺利渡江进围鄂州，给予丁大全以致命一击。

丁大全的执政失败，是内政与军事的双重失败，也是他有限的个人能力以及执政时本末倒置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也成了他倒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丁大全睚眦必报，不利于团结人才。丁大全的气度狭隘，在宋代宰相之中数一数二，与北宋奸相章惇、吕惠卿等人相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风光拜相之前，丁大全即惯于将打击报复不顺己者作为大逞淫威、展示影响的手段。

吕惠卿

后来马廷鸾去行在参加科举考试(面向官员的“改秩”考试)，于“试策稍及大全”，由此惹来祸端。

丁大全遂收买廷鸾之友王持屋，让他前去骗取廷鸾的文稿，面对大全的拉拢及许以的利益诱惑，持屋欣然接受，利用朋友间的亲密无间，将廷鸾所书内容出卖给丁大全，大全则在朝堂上作梗，让廷鸾无法顺利面圣；事后次日，马廷鸾遭丁大全报复，因遭监察御史朱熠的弹劾而被免职。

同样，董槐为相时，大全仗着理宗的信任，派门客前去拜访董槐，试图与董槐建立私谊；对此，董槐以作为人臣不应私下拉帮结派、而应一心侍奉皇帝为由谢绝了丁大全的结交之请，为此“大全度槐弗善己，衔甚”。

为报复董槐，丁大全换了副脸孔，开始收集董槐的过失和把柄，用以在理宗面前诋毁董槐；醒悟过来的董槐将皇权当做自己的最后希望，尽全力做出了绝望的抗争，但终究无力改变被丁大全诬陷罢免的结局。

拜相之后，丁大全及其党羽依旧我行我素，在敛财揽权的同时将打击报复之举推向极致，与通过激烈言辞反对丁大全的廖应淮、徐宗仁不同，王应麟本来也是丁大全的拉拢对象，也因拒绝丁大全的结交之请而被以言边事为由报复罢官，同为笼络对象的王梦得则因为拒绝丁大全的授官而遭弹劾；陈宗礼亦因对丁大全的不法行径稍稍表示不满而获罪丢官。

方岳则因曾拒绝推举丁大全而被嫉恨，丁相当国之后，即令袁瑜上书诬陷方岳，从而促使理宗下诏将其罢官。江西人缪万年不满丁大全勾结阉竖董宋臣窃取权势，于是写就《钉诗》一首用以嘲笑丁相；事发之后，“大全大怒，绳以法配化州”(文天祥对此事的记述为：缪万年本为太学上舍生，因嘲讽丁相而被“黜为沙溪塞巡检”)。

从这些案例中不难看出，丁大全本人素质低下、道德败坏，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极端价值观，对于稍有不顺自己者，即以权势进行报复，这也导致了他更加孤立，想要与他亲近的人才也因害怕得罪于他，而选择了敬而远之。

最终，在这些人的辅佐下，丁大全无法纠正犯下的错误，只能将错就错，和自己的党羽一道走向末路。

董槐

时局及外部环境皆不利于丁大全长期执政。丁大全登位之时，正值宋蒙战争继窝阔台汗攻宋被挫败之后的第二个的高峰期，即蒙哥汗攻宋时期；此时日益强大的蒙古帝国正筹划着彻底消灭宋朝，将整个中国纳入帝国的版图。

在这种外部环境下，宋朝整体面临的边防压力日趋增大，国势亦随之呈现出衰败之势；面对这个在当时世界范围内近乎等于无法战胜的敌手，宋朝方面即使是宋太祖、赵普再世，恐怕也难以逃过最终败亡的结局，更何况是缺乏军事素养的丁大全及他的执政团队。

宋太祖

作为宋朝的掌权者，丁大全相当于在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欧亚大陆，由于发动战争的主导权在蒙古人的手中，因此丁大全只能被动地将自己和同党的一切押上战争的赌桌。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丁大全的前任程元凤是幸运的，他在蒙古军发动全面攻势之前即以天变为由辞职下台，躲过了这一空前的危机，将可能是灭国之灾的危局交给了一直“谋夺相位”的丁大全处置。

丁大全则有得有失，得到的是他艳羡已久的宰执大位，失去的则是自己的未来的前程；面对这种等同于无解的外部环境，丁大全只能被动地陷入疲于应付的困局之中，得过且过、绞尽脑汁让宋朝苟延残喘。

经过了一年多的鏖战，开庆元年七月，蒙古军将蒙哥汗的性命丢在了钓鱼城下，入川的蒙古军只得狼狈不堪地护送着大汗的遗体匆匆逃离了川东，蒙哥汗策划的灭宋战争也随他自己的暴毙而宣告破局；宋朝眼看就要挺过这一灭国大厄，但却因忽必烈的提议而再添变数，随之而来的，便是北兵渡江和激烈的鄂州之战。

元宪宗孛儿只斤·蒙哥

此战的突然发生，戳破了丁大全在理宗面前的形象，也终结了丁大全的政治生命，造就了另一位权相。有鉴于此，也可认为丁大全政权实际上是遭到战祸扼杀的，现实的外部环境注定了这个先天不足、缺乏基础的政权无法长期执政，丁大全在短暂品尝权力的美味之后，他的宰执生涯亦随着战局突变而宣告结束，他一生孜孜以求的权力，也终究不过是一场空梦。

总之，丁大全的倒台，绝非是单一因素所造就的结果，亦非全是丁大全及其同党的咎由自取，而是多重作用共同发挥影响所造成的后果。

诛杀丁大全

在丁相专权终结的幕后，则掺杂着许多偶然因素和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而非单纯源自执政不利和人们对于其奸臣身份的厌恶。

在这过程中，丁大全犯下的错误及其低下的执政能力则将不利因素逐步放大，加之外力作用的推波助澜，遂形成了开庆元年九至十月的倒丁浪潮，这场政坛风暴将丁大全拥有的一切彻底摧毁，朝廷也因此重新洗牌，等待新的掌权者从前线归来，将政权悉数收入囊中。

文|萌眼探世界

编辑|萌眼探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