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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底，随着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军的队伍得到了壮大。不久，中共中央对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做法展开了批判。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一些人采取了极端的做法，导致红四方面军中的干部遭受了无妄之灾。这让大家十分不满。

这时，许世友萌生了回大巴山打游击的想法，很快，他便同其他三十多名同志制定了具体的逃离计划。不过，众所周知，许世友等人没有成功。

毛主席在了解情况后，以博大的胸怀和大胆的气魄当即解救了许世友等人，他们在后来也成长为了我党和军队的高级将领。

尤其是许世友，他更是对毛主席心服口服，从此坚定不移、不打任何折扣地执行着毛主席的命令，立下了赫赫战功。

毛主席对许世友也是十分偏爱和信任。尤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毛主席多次为他讲话，使得许世友在这一时期避免了很多被批判的麻烦。

但在此之前，许世友也陷入了一段低谷之中，并出于安全考虑，他带着警卫员悄悄住到了大别山。直到1967年8月，在上海的毛主席提出要见许世友，在同许世友的这次谈话中，毛主席公开表示“南京军区不准批许世友”。

就这样，作为上将的许世友处境才好转了。

在57位开国上将中，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大多经历了起起落落，就算是被毛主席偏爱和信任的许世友也经历了短暂的低谷。而在这些人之中，有一位将军却一直走得很稳，在军中的地位也始终相当稳固。他就是有着“旋风司令”美誉的韩先楚将军。

韩先楚出生在湖北黄安一个极度贫困的农村家庭，为了活下去，小小年纪就干过很多苦活、累活。

黄安如今叫红安，在大别山的东段。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里曾是红四方面军的大本营。每三个红军就有一个是红安人，每四个烈士中就有一个红安人。这里走出了二百二十三位将军，韩先楚便是其中之一。

韩先楚对红安也有着特殊的感情。1981年的一个冬天，韩先楚来到红安，发现当地的百姓缺少棉衣，在刺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回到住处后，他便让秘书拨通了兰州军区的电话，并下令“立即给红安调拨五万件旧军大衣。”

对面问道：“钱从哪里出呢？”

韩先楚一拍桌子，大声说道：“没地方出就从我的工资里出，我死了就扣我儿子、孙子的。”

几天后，五万件军大衣发往红安。当地的乡亲听闻消息后，感动不已。

原本韩先楚是打算悄悄离开的，但不料，乡亲们却早已等候在路边，大家纷纷感谢韩先楚调拨的军大衣。

韩先楚哽咽地说道：

“乡亲们，不要谢我，哪个都不要谢，一件旧军大衣算得个什么事？你们早就有权得到它……然而，你们到现在……现在还没得到它，我愧对父老乡亲！……”

1927年黄麻起义，韩先楚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之中。自此，韩先楚逐渐走上了一条革命道路。

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之中，还是在战火不断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中，韩先楚指挥部队打赢了一个又一个恶仗、硬仗，身经百战却几乎没有败绩。

能够在重压之下果断作出决策，下达命令，可见韩先楚的作战指挥能力。尤其在解放战争中，韩先楚的名号更是让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将领一个个闻风丧胆。

1947年9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秋季攻势，韩先楚奉命率领3纵歼灭位于威远堡和西丰间的53军116师。

按照原定的作战计划，三纵要在歼灭西丰的敌人之后再向纵深发展，继续扩大战果。然而，韩先楚在看完作战计划之后，却提出了直接歼灭威远堡之敌的建议。因为敌人在这里部署的力量最弱，可以借此伏击援敌，加之这里还是敌人的头脑和心脏所在。

韩先楚的作战计划报上去后，东总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同意采纳韩先楚的作战建议。

就这样，韩先楚率领三纵用一天半的时间强行军100公里，按照预定时间进入了阵地，并向威远堡发起进攻，果然不出韩先楚所料，敌人得知消息后，很快便派部队支援，但三纵早已埋伏在路上，就等着援军的到来了。

袭击威远堡大获全胜，韩先楚“旋风司令”的威名就此传出。

1948年10月下旬，四野下达了全歼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动员令，各纵队从锦州掉头向东直奔廖耀湘的西进兵团。

各路大军本着“哪里有枪炮声就朝哪里打”的宗旨，整个战场就这么“乱”了起来。然而，韩先楚却细细听着枪炮声，又盯着地图琢磨了半天后，将目光放在了胡家窝棚这里。

很快，韩先楚便给距离这里最近的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要求他们立即赶到胡家窝棚侦察情况，并占领有利地形，时刻准备战斗。

这时，通过询问老乡，韩先楚又知道了这里停满了小汽车，电话线更是多到绊脚。

听到这里，韩先楚眼睛亮了起来。他当即确定了这里一定就是廖耀湘的指挥部。

果然，当我军部队打进胡家窝棚后，发现这里果然就是廖耀湘兵团的指挥部。但可惜的是，仗才开始，他们的指挥部和司令员便被我军一锅端了。

不过，在被问到“怎么知道廖耀湘的通信指挥就在胡家窝棚”时，韩先楚却十分谦虚地表示“蒙的”。虽然这里面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能够找到这里韩先楚也是经过了仔细分析和判断得出的。

新中国成立后，韩先楚又率军参加了解放海南岛战役和抗美援朝，立下了不朽功勋。1955年，韩先楚被授予了上将军衔。两年后，他便担任了大军区司令员。此后，到八十年代离休前，韩先楚在军中的地位始终相当稳固。

尤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韩先楚始终没有被真正动摇在军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1966年12月上旬，根据周总理“福建前线不能出问题”的指示，韩先楚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此时，省市各级政权机构已经受到了冲击，为了尽快恢复正常，韩先楚当即采取措施，为省委领导提供保护，甚至还将很多机要档案转移到了安全地方。

面对外界的各种声音，韩先楚多次指示相关人员不要受到影响，一定要做好保护干部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韩先楚顶住了巨大的压力。

除了保护很多领导干部外，对于下放劳动的同志，韩先楚也不忘提供帮助。

1969年，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被安排到福州军区农场劳动，在大家都对他们避之不及的情况下，韩先楚亲自派人去火车站迎接，将他们亲自安置到了农场，并特别交代农场“尽量安排好他们的生活，根据他们的年龄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韩先楚在福州军区期间，因毛主席的保护，没有受到冲击。

1973年12月，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这一时期，他虽然因所谓的“9号文件”被安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但韩先楚对此一一进行驳斥，有理有据，使得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未能达到打倒他的目的。

1974年3月起，韩先楚向中央呈报的电报、信件、报告以及在中央、军委的发言多达33次。针对一些不好的声音，韩先楚每次都选择坦坦荡荡进行正面回应。虽然韩先楚因此有些心神不宁，但他在兰州军区的工作开展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尤其在1976年兰州军区的党委会上，在讨论到部队要不要点名批评邓小平一事上，韩先楚再次顶住压力，保护了邓小平，兰州军区也因此没有展开批邓的动作。

1983年6月，韩先楚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6年10月3日，韩先楚在北京病逝，享年73岁。他的骨灰被安放在了红安烈士陵园，在外热血奋战了几十年的英雄终于魂归故土。

参考资料：文史博览·文史2012年11期、《军事博览报》2003年9月10日、读书文摘2004年1期、决策与信息2004年4期、福建党史月刊2020年8期、党史天地2016年15期、百年潮2015年6期、今古传奇·双月号2021年5期、人民周刊2018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