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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阴冷的冬季，刘涌的命运已被尘埃落定。
曾经横行街头，手段凶残的他，如今被沉重的镣铐囚禁，孤独地度过的最后日子。
冷铁链条在他每一个动作中摩擦，脚踝上的伤痕累累，血迹斑斑。
但在得知生命仅余数日，这一切痛苦似乎都变得无关紧要。
墙壁上挂着的钟不停地滴答作响，时间的每一秒似乎都在提醒着他即将到来的结局。
当医务人员带着创可贴和消毒水走进他的牢房，试图为他治疗那因镣铐磨出的伤口时，他只是淡淡地摇了摇头，在命运的最后倒计时中，刘涌是否真的放弃了一切？
商人转黑社会头目的过渡1995年，刘涌已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商业竞争，他决定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商业帝国。
在一个深夜，刘涌召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旧日伙伴，地点选在一家废弃仓库内。
这些伙伴中，有的是小规模赌博的组织者，有的是街头混混的头目，他们都有着丰富的街头斗争经验和不良记录。
在昏暗的灯光下，刘涌向他们描绘了一个通过暴力和威胁手段来支配市场的蓝图。
他提出，通过组建一个坚实的团队，使用强硬手段来解决商业上的竞争，这样可以迅速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并为自己的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
随后的几周内，这个新组建的团队开始在街头活动，他们首先目标是那些无所事事的青年。
这些青年多数无业，整日游荡街头，渴望获得归属感和金钱。
刘涌的手下向他们承诺，只要加入他们的组织，就可以获得保护费和其他非法收入。
暴力手段压制竞争对手随着刘涌在地下世界的势力逐步扩大，他开始使用更为极端的手段来解决商业上的竞争。
1998年的一个傍晚，刘涌在沈阳市的一个私人包间内与几名警察及其手下打手聚餐。
这些警察部分是刘涌通过贿赂结识的，而打手们则是他日常犯罪活动的直接执行者。餐桌上摆满了豪华的菜肴和高档酒水，气氛原本轻松愉快。
然而，这种气氛并未持续太久。
餐厅中突然出现了李俊岩，一个同样身份复杂且手段凶悍的黑道人物，他也是区政协的一名委员。
李俊岩原本只是来这家餐厅与另一桌的客人会面，但在看到刘涌后，两人的目光交汇，气氛立即变得紧张。
争执很快升级，从口头的辱骂到实际的冲突。
刘涌在情绪激动下，从身旁警察朱赤的包中迅速拿出一把手枪。
在包间内，他连开数枪，目标直指李俊岩。子弹击中了李的腿部，造成严重骨折。
这场突如其来的枪战导致包间内其他客人和服务员惊慌失措，纷纷寻找掩护。
李俊岩在伤痛和混乱中被迫撤离现场，事后因为伤势严重，被迫带着“铁拐李”的绰号，不得不离开沈阳，以逃避刘涌的进一步追杀和警方的调查。
进入1999年，刘涌的胆子越来越大。
6月份，他通过一系列操纵和背后操作，取得了沈阳市中街一块重要的房地产开发权。
为了推进开发计划，刘涌不惜采用暴力手段清除阻碍。
他指使手下对那些不愿意动迁或未能及时动迁的商户实施了破坏和暴力行为。
其中，中街大药房的窗户被砸碎，药品和设备被横扫一空；李连贵熏肉大饭店的装修被严重破坏，几名员工在试图阻止破坏时被砍伤；台湾乡村风味楼也未能幸免，其店面被严重破坏，多名工作人员受伤。
这些暴力行径迅速引起了警方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尽管刘涌的父亲是一名已退休的法院中层干部，但这次事件的严重性超出了他能够施加影响的范围。
7月3日，沈阳市人大作出决定，正式终止了刘涌的人大代表资格，标志着他政治保护伞的瓦解，并预示了他日后更多法律问题的爆发。
致命的一击与法律的制裁1999年10月的一个阴沉下午，刘涌面对自家香烟销售的持续下滑感到焦虑。
他认为竞争对手王永学的低价销售策略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
在一次组织内部的集会后，刘涌决定亲自带队前去“讨个说法”。
刘涌带领着五名手下，这些人都是他组织中的骨干成员，他们携带了棍棒和铁链，蓄意前往王永学的仓库，那里是王永学存放香烟的主要地点。
他们选择在傍晚时分行动，这时候仓库周围的活动较少，可以尽量避免目击者。
到达仓库后，刘涌和他的手下迅速冲破了仓库的外围安保，强行闯入仓库内部。
他们发现王永学正和几名员工在整理货物，未料到会有人突然袭击。
刘涌直接冲向王永学，高声质问其销售策略，而他的手下则开始威胁王永学的员工，不让他们接近或拨打电话。
随后，情况迅速失控。
刘涌命令手下围攻王永学，手下们使用手中的棍棒对王永学进行了殴打。
王永学试图抵抗，却因人数悬殊和武器劣势，很快就倒在了地上。
尽管其中一名员工试图介入，希望制止这场暴力，但也被另一名手下推开并警告不得干涉。
殴打持续了几分钟，直到王永学失去了反抗能力。
刘涌的手下停下了手，整个团队随即迅速离开了现场。
遗留下的王永学已经意识模糊，严重受伤。
员工们急忙拨打了急救电话，但王永学最终因伤势过重在送往医院的路上不幸去世。
此事件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成为了他们调查的重点。
法庭审判与死刑缓刑的波折2000年7月10日的一个午后，刘涌、他的妻子以及其同伙高伟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行动，他们打算以游客的身份从黑河市边检站悄然逃往俄罗斯。
这三人装扮成普通的旅客，试图在边境人员的审查中混过关口。
他们带着简单的行李，企图在边检的繁忙时段避开注意。
黑河警方在得知情况后立即行动，迅速在城市及周边区域布下了严密的拦截网。
他们通过调取监控、询问目击者，并且向出租车司机和公交车司机发出了刘涌的特征描述，请求协助识别该逃犯。
到了7月11日晚上，警方在对多辆出租车进行拦截检查时，终于在一辆出租车里发现了刘涌和高伟。
当警察上前进行检查时，刘涌显得极为慌张，并试图隐瞒自己的身份。
然而，在确认其身份后，警察立即将两人制服并带离现场。
此时，刘涌的状况十分危险，因为在被捕前他已经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企图以此结束自己的生命。
警方迅速将他送往最近的医院进行紧急抢救。
经过医生的努力，刘涌的生命得以保住。
脱离了生命危险后，他被直接从医院押回到公安局，进一步接受调查与审讯。
2002年4月，在长达数月的调查和准备后，检察机关终于将所有关于刘涌及其犯罪团伙的证据整理完毕，提交给了法院。
法院最终在一审中判处刘涌死刑，认为其罪行严重，对社会构成极大威胁。
然而，在2003年8月的二审中，情况出现了意外的转变。
法院考虑到刘涌在拘留期间表现良好，没有进一步的犯罪行为，决定给予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判决。
这一决定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许多受害者和公众表示难以接受。
刘涌本人在二审宣判后表面上似乎获得了一线生机，但他内心深知形势依旧不容乐观。
到了同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下达了再审的通知，对刘涌来说，这无疑是另一次重大打击。
再审的可能性意味着他的案件将被进一步推向不确定性，而且最终可能会重审他的死刑缓期决定。
刘涌被转移到看守所期间，监狱环境更加严峻。
他被单独关押，在戒备森严的环境中，每天的活动和接触都受到严格限制。
看守所的警员时常能听到刘涌在牢房内的自言自语，他时不时会说出“完了，一切都完了”这样的话。
这句话在狭小的牢房中回荡，显露出他对未来深深的无望感。
刘涌知道，再审可能会彻底改变他的命运，这种重压让他在看守所里度过了漫长而又焦虑的日子。
再审与死刑的最终执行从10月8日开始，刘涌的生活陷入了异常的静谧中。
在被告知将要进行再审后，他被从监狱转移到了派出所进行更为严格的看押。
这段时间内，他被单独关押在一个隔离的小房间内，四周被厚重的铁门和铁窗封闭，只有一小扇通气窗保持着微弱的空气流通。
刘涌的日常由三次简单的餐食和两次院子散步组成，但他大多数时间选择留在房间内。
即使在院子散步的时候，他也只是在指定的小块区域内缓慢行走，不与其他囚犯交流。
他的身上戴着沉重的镣铐，这些镣铐随着每一步的移动发出沉闷的响声。
镣铐的重量和粗糙的内侧不断磨擦着他的脚踝，很快就在皮肤上磨出了血迹。
看押人员在一次例行检查中注意到了他脚踝的伤口，便带来了创可贴和消毒药水准备处理。
然而，刘涌拒绝了这一切处理，他的回答简单而直接：“还用贴吗？不用了吧，不就剩三天了吗？”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2月22日的清晨。
那天上午，天空阴沉，气温异常低落。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法庭在上午10点4分做出了判决，确认了刘涌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定。
不久后，刘涌被带出派出所，押上了等待在外的警车。
警车将他直接送到了执行场地，一辆已经准备好的死刑执行车停在那里。
刘涌被警察护送下车，步入死刑执行车内。
执行人员迅速而专业地处理了执行死刑的所有准备，包括对刘涌进行必要的医疗检查，以确保执行过程中不会有任何意外发生。
在准备工作完成后，一针致命的药剂被注入刘涌的体内。
车内的气氛沉重而安静，只有执行人员低声交谈的声音偶尔打破寂静。
大约10分钟后，执行车的车门重新打开，刘涌已然身亡。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抬起他的尸体，将其转移到了事先准备好的停尸房。
刘涌的死亡标志着他犯罪生涯的终结，也为他多年的非法行径画上了句点。
参考资料：[1]胡斌.程序的异化——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刘涌案[J].判例与研究,2006(1):1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