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巴列维王朝的建立
18世纪末，游牧民族土库曼人的一支——恺加（卡扎尔）部落入主伊朗高原，建立伊朗（波斯）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恺加王朝。在恺加王朝时期，其行政体制尚未完全，带有浓厚的游牧部落色彩，恺加王朝建立初期，游牧部落生产方式在波斯社会中占主导地位，部落人口占总人口大约 40%-50%。部落首领是游牧部落的主要领导集团，他们同时也是恺加王朝统治集团中的主要成员。除首都德黑兰以及恺加部落发源的马赞德兰以外，国王的权利十分有限，中央和地方官员难以在部落控制的范围，行使权力，地方贵族和部落酋长在领地内挑战着国王的权威，部落酋长经常拒绝向国王提供士兵和缴纳赋税。同时，以教士（乌里玛）为代表的伊朗宗教势力亦十分强大，使得恺加王朝的同志举步维艰。进入19世纪，以英俄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强迫伊朗（波斯）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面对西方的威胁，恺加王朝一度亦采取一系列近代化改革措施，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改革经济制度，挽救其统治（见本社公众号文章《恺加王朝：19世纪的伊朗与近代化改革》），在军事方面，1878年，恺加王朝沙阿（皇帝）纳赛尔丁模仿沙俄哥萨克，组建伊朗近代的一支欧式新军——哥萨克旅。起先，哥萨克旅只有400名骑兵。后来发展部为两千多人。到20世纪初，发展为6000人，最后发展为近万人。纳赛尔丁去世（1896）后，哥萨克旅开始成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甚至开始干涉波斯帝国的政治。
进入20世纪，随着伊朗近代化的进程，宪政思想也在伊朗广泛传播，许多知识分子，青年军官，乃至宗教势力组织各类宪政团体，1905年，波斯地区爆发饥荒，粮价飞涨，宪政团体乘机鼓动商人，市民走上街头，进行抗议，许多军官也纷纷哗变，波斯宪政运动就此爆发，在强大的压力下，纳赛尔丁之子——波斯沙阿穆扎法尔丁被迫妥协，颁布诏书，任命自由主义者穆什尔·道莱为首相，开始起草宪法，同年9月，选举法由穆扎法尔丁签署颁布，10月，召开立宪会议，组建议会，次年10月，通过宪法补充案，波斯帝国也开始向君主立宪制国家发展。就在宪政改革局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身患重病的穆扎法尔丁突然去世，由子穆罕默德·阿里沙即位。相比乃父，穆罕默德·阿里对宪政改革更加仇视，1908年6月，依靠哥萨克旅，阿里悍然发动政变，在德黑兰实行军事改革，解散议会，英俄也出兵干涉波斯宪政运动，这一倒行逆施激起各地民众反对，议会支持者很快在德黑兰及各省区发起起义，许多军官也倒戈支持议会军，次年，议会军攻占德黑兰，穆罕默德·阿里被迫逃亡沙俄大使馆避难，后流亡欧洲，1925年客死异乡，议会宣布立他的儿子，年仅12岁的艾哈迈德为王，这也是恺加王朝的末代君主艾哈迈德·沙。艾哈迈德·沙上台不久，1914年，一战爆发，波斯帝国宣布“中立”，但英国，奥斯曼，沙俄军队还是在波斯边境地区大打出手，对波斯造成严重破坏，艾哈迈德软弱无能，无力控制政局，议会各派彼此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内阁像走马灯一样换了又换，波斯帝国陷入一片混乱，加上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许多白俄人士流亡波斯，布尔什维克运动也在波斯方兴未艾，使得波斯帝国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目标，一片混乱，在混乱中，作为波斯帝国的精锐——哥萨克旅（此时已扩充至1万余人，改称哥萨克师）成为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目标，十月革命后，原哥萨克旅的沙俄军官作鸟兽散，英国乘机接管哥萨克旅，1919 年 8 月 9 日英国驻波斯公使卡克斯（Percy Cox）与波斯首相沃苏格·道莱（Vosuq al Dowleh）签署《英伊协议》。《英伊协议》除了规定波斯财政、金融、海关、筑路、航船、教育等全部聘请英国专家担任顾问外，在军事上特别细致地规定了两国之间的密切合作的条款，其中内容之一便是组建由英国和波斯军官共同组成的“军事委员会”，1920 年 4 月，军事委员会还提议将包括国王卫队、哥萨克旅、警察、宪兵和全国所有地方武装在内的所有武装均编入国家军队，由英国军官任指挥。到 1920年底，英国指挥官和军事顾问抵达波斯，接替了波斯哥萨克旅俄国指挥官的位置，至此，英国终于实现了掌握波斯哥萨克旅指挥权的目标。这一奴役性协定遭到波斯人民广泛反对，议会拒绝开会批准这一协定，波斯爆发了反英怒潮。软弱无能的艾哈迈德无法控制局势，英国被迫改变手法，企图通过扶植代理人来控制波斯，英国人选中了时任哥萨克旅指挥官，出身行伍，威信较高的礼萨汗·巴列维，在英国的支持下，巴列维王朝的开国君主礼萨汗·巴列维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艾哈迈德 沙
礼萨·巴列维1878年生于伊朗山区的一户贫苦人家，是出生在马赞德兰的混血儿，并有格鲁吉亚人血统。16岁时参加了波斯哥萨克骑兵旅，并逐渐在军队中升职，履立军功，颇有威望，逐渐成为哥萨克旅的最高指挥官。礼萨 巴列维期望借助英国的支持，通过政变夺取军权，掌握最高权力。于是，他同亲英的作家和政客赛义德·吉雅丁达成协议：礼萨汗同意率部参加政变，政变后由赛义德·吉雅丁担任政府首脑，他则统管全国军权。1921年，礼萨汗率3000哥萨克旅士兵开往首都德黑兰，悍然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内阁，掌握国家实权，艾哈迈德被迫流亡西欧，1930年客死巴黎。至此，恺加王朝名存实亡。礼萨汗成为伊朗国家的实际掌权者，自任国防大臣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礼萨汗打着“结束外族占领，实现伊朗民族复兴”的旗号，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他一方面与苏俄政府签订条约，要求苏俄政府取消伊朗（波斯）所欠沙皇政府债务，他在1921年签订伊苏友好协定，协定将以往两国之间签订的条约取消，并赋予波斯全面而平等的里海航运权。条约规定苏维埃政府承认伊朗独立、放弃领事裁判权和各种不平等条约，取消债务和租界，无偿地移交俄国在伊朗的全部财产，还规定如果伊朗领土被利用来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敌对行动以及伊朗依靠本国力量不能防护自己的独立时，苏维埃俄国有权派遣军队暂时进入伊朗。另一方面，又背弃曾经的英国盟友，悍然废除1919年英伊条约，要求英军撤出伊朗，作为交换，可以保留英国在伊朗的部分权利。1927-1928年，礼萨汗废除了西方列强的治外法权。1921-1925的4年间，礼萨汗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并为自己篡位为王摇旗呐喊，争取支持。1921年-1922年，礼萨汗将哥萨克旅，宪兵，及伊朗各类中央武装合并，组建新军，辖5个师，兵员约4万人。分别驻扎德黑兰，大不里士，哈马丹，伊斯法罕，马什哈德。依靠新军，礼萨汗平定了各地叛乱。1925年10月31日，艾哈迈德沙·卡扎尔被议会正式罢免，议会宣布礼萨汗成为沙阿，建立了巴列维王朝。起初，礼萨汗计划宣布伊朗成为共和国，就像与他同时代的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在土耳其所做的那样；但面对英国和教士的反对，礼萨汗放弃了这个想法，最终称帝。
礼萨汗 巴列维
二 礼萨汗的近代化改革
礼萨汗成为沙阿后，对伊朗进行一连串现代化改革。首先，是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自己的权威。礼萨汗不断完善官僚机构，在德黑兰设立内务部。外交部，司法部，财政部，教育部，商务部邮电部，农业部，交通部和工业部等等，扩充官僚阶层，至1941年，政府雇员已达9万人，地方上，礼萨汗将全国划分为11个省和49个县。省县两级主要官员均由中央任命，以此削弱游牧部落与教会队伊朗地方政治的影响。在中央，虽然伊朗表面实施议会及君主立宪制，但半数议员均由礼萨汗自己任命，或由国王提名后交地方选区表决，首相和内阁成员的人员必须由国王确定，而后再由议会表决，使得议会完全成为摆设，利用这一体制，礼萨汗排斥异己，将反对党派通通逐出议会，同时，礼萨汗强化军事力量，在他在位的15年间，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军事，军队扩充至13万人，1926年，礼萨汗扩充兵役法范围，使得城市，农村，游牧部落均成为征兵对象，为巴列维王朝提供充足兵员。可以说，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完全建立在君主独裁与“威权主义”的基础之上。
巴列维王朝徽章
如上所述，游牧部落和宗教势力（乌里玛）是伊朗近代化改革的巨大障碍，在稳固权利后，礼萨汗向游牧部落和乌里玛操起屠刀。巴列维王朝建立后，礼萨汗解除部落武装，废除部落首领的贵族头衔。征募部落青年从军入伍，没收部落领地和限制部落迁徙。1933年，礼萨汗实行强制性的定居化政策。强迫游牧部落成员入驻所谓的示范村庄。摧毁游牧部落的经济社会基础，与此同时他任命军队将领统下部落部落酋长，成为隶属于军队将领的行政管理。1934年颁布的选举法，废除了所有的部落选区，如上措施，极大地打击了游牧部落势力，至1932年，部落人口在伊朗人口中比例下降到8%。在司法和教育上，礼萨汗致力于削弱宗教法（沙里亚）的影响力，设立司法部作为最高司法机构，完善地方世俗审判体系，1927年以法国民法和意大利刑法为蓝本，引入西方法律，削弱乌里玛对司法的干预，缩小宗教对宗教法庭的审判权限。在社会文化教育方面，礼萨汗进行教育改革，下令建立教育部，设置各级学校，进行世俗教育，改变教士控制学校的情况，至1941年，伊朗有各类世俗小学2300所，学生30万人，中学350所，学生3万人，1934年礼萨汗创办德黑兰大学，至今仍为伊朗最高学府，打破了宗教势力对伊朗教育的垄断。
德黑兰大学
“民族主义”是礼萨汗的又一面旗帜，礼萨汗始终致力于恢复古代波斯帝国的文化与荣耀，鼓吹“大波斯主义”，模仿奥斯曼及土耳其共和国的世俗化改革，削弱伊斯兰的影响，把伊斯兰作为“外来文化”，波斯于1934年在国内举行了伊朗历史上《列王纪》史诗作者费尔多西的千年纪念会。波斯政府还建立了不少图书馆、博物馆等，以向广大民众传播往日波斯风姿多彩的历史文化。他大力推广波斯语，打击其他语言，展开“移风易俗”，1925年，他宣布恢复实行古代波斯的传统历法。取代伊斯兰历法。1928年，议会通过法案，规定除宗教人士外，所有成年男子必须身着西式服装和头戴巴列维帽（类似土耳其的“菲兹帽”）。1934年，更是发布命令，允许妇女进入国家机关工作和上学，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又颁布法令禁止妇女戴面纱。为了打破传统的习惯和障碍，造成新的社会风气，他还让王后和公主们带头穿欧式服装、不戴面纱，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此举引发宗教势力的轩然大波，导致叛乱，1935年7月，礼萨汗毅然出兵镇压了马什哈德宗教势力反对废除妇女面纱和服饰改革的活动，迫使上层宗教势力暂时退却。礼萨汗还掀起了一股“改名潮”，将许多地名恢复波斯旧名，如将阿拉伯斯坦改为胡齐斯坦，库尔德斯坦改为西阿塞拜疆等，1934年，他将国名波斯改为伊朗（作者注：波斯是自古希腊时代西方对伊朗的称呼，而伊朗意为“光明”，也有“雅利安”的意味，长期也是波斯人的自称，波斯人来源于雅利安人，同时也向鼓吹“雅利安优越论”的希特勒示好，遂名）
在经济上，礼萨汗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农业方面，礼萨汗于1928年确立地产强制登记制度，把租借给土地所有主的国有土地转归他们私有，一部分国有土地出售，从而改变了按照宗教法典占有土地的状况。1929年的民法典使土地私有制合法化，也把中世纪以来五股均分制肯定下来（农民佃种地主土地的收获物按五股分成，第一股偿付地租，第二股偿付水租，第三股偿付耕畜，第四股偿付种籽，第五股作为劳力报酬）。1930年在伊朗国民银行之下设立农业银行分行，后来改组为农工银行，向地主发放贷钦，鼓励地主改革经营方法，种植多种经济作物。工业上，提高关税，实现垄断经营，由国家投资现代工业，并鼓励创办实业，由国家银行向私人企业提供贷款，至1941年，伊朗工业占GDP比重达到18%，同时，礼萨汗大力兴修公路，铁路，以促进经济发展，至40年代，伊朗铁路达到3180公里，公路1.4万公里，汽车2.5万辆。在商业上，巴列维王朝自1925年开始征收所得税至1941年共计征收税款3亿里亚尔（伊朗货币单位，当时汇率）。巴利维王朝对于糖茶烟草和燃料实行专卖制。岁入超过10亿里亚尔。至1941年，伊朗城市化率达到22%。甚至超过当时的“中华民国”不得不说，礼萨汗的一系列近代化措施，为伊朗现代的发展与工业化奠定基础。
修建铁路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
然而，礼萨汗的统治，也酝酿着重大危机，就是波斯湾的石油问题，在恺加王朝时期，恺加王朝的沙阿穆扎法尔丁好大喜功，生活奢侈堕落，他不顾人民死活，大兴土木，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几次出访欧洲和沙俄，奥斯曼，花钱如流水，为满足其奢侈生活，他又提高税收，增加土地税，削减教育开支，征收商业税，使得百姓怨声载道，他甚至不惜大肆出卖国家主权，向外国借贷，波斯中部和南部出产的石油开采权出让给英国商人，将新建公路的征税权出让给大英帝国银行，大量引进外国资本，组建所谓“合资公司”，加重对波斯人民的剥削，，由英国的英伊石油合资公司，于1909年取得开采伊朗石油的租让权，此后几乎控制波斯湾的石油生产，1930年以前该公司占资本主义世界采油量的第三位，获得巨额利润，而交给伊朗政府的利润提成还不到百分之六点五，英伊石油公司问题，成为礼萨汗与英国决裂的导火索。
英伊石油公司
在人民群众压力下，礼萨汗政府于1932年11月26日宣布吊销该公司的租让权，伊朗人民欢欣鼓舞，纷纷举行庆祝会。但在英国把这一争执提交国际联盟行政院，借以对伊朗施加压力，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后，礼萨汗不得不作出一定的妥协。经过谈判于1933年5月29日签订了为期六十年的新租让协议，规定租让面积从过去的五十万平方英里减到二十五万平方英里（1938年以后进一步减到十万平方英里）；扩大伊朗驻公司代表的权利；英伊石油公司将在十五年内每年缴付二十二万五千英镑的石油税，在第二个十五年内每年缴付三十万英镑，租让费每年不低于七十五万英镑。虽然未能完全收回英伊公司的石油主权，但多少还是为伊朗争取了一些权益，这一举措，值得肯定。但此举，也导致伊朗与英国关系迅速恶化，为了在国际上争取支持，礼萨汗利令智昏，积极向臭名昭著的纳粹德国与希特勒靠拢，大量吸引德国投资，聘请德国技术专家，鼓吹“大雅利安主义”，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在希特勒及纳粹党的影响下，礼萨汗大肆迫害犹太人与工人运动，1937年举行对伊朗共产党领导人和工会领导人的审判，史称“五十三人审判案”。（然而，最新的研究认为，礼萨汗的“亲德”倾向被历史学家所夸大，礼萨汗同时也血腥镇压了伊朗的法西斯社团，只因为他们可能威胁他的统治，历史学家叶尔万德·亚伯拉哈米亚认为，日后盟军对伊朗的入侵行动是盟军为保证交通线的大战略的一部分，阻止可能得亲德派政变，而非一定要推翻礼萨汗）
1939年，二战爆发，礼萨汗继续顽固地坚持“亲德”政策，乃至苏德战争爆发后也不加以改变，此举引发苏联的强烈不满。礼萨汗暗中支持德国特务在伊朗活动，扩大对德贸易，甚至准备借德国之手彻底收回英国控制的波斯湾石油生产，也引起英国极大不满。1941年8月25日，苏联借口1921年伊苏友好协定“如果伊朗领土被利用来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敌对行动以及伊朗依靠本国力量不能防护自己的独立时，苏维埃俄国有权派遣军队暂时进入伊朗”的规定，悍然派兵入侵伊朗，伊朗军队无法抵挡，一触即溃，英军也趁火打劫，从控制的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由南面入侵伊朗。（1941年4月伊拉克爆发起义，英国为维护美索不达米亚的权益出兵伊拉克，并于5月占领全国，详见本社文章《鏖战沙漠：1941年英伊战争》）。英军和苏军于伊朗中部会师，按照苏、英的提议，由亲英派阿里·佛鲁吉组阁，其领导的新政府通过决议，从伊朗驱逐德国及其仆从国家的使馆和特务。礼萨汗抵制执行这个决议，拒绝同法西斯各国彻底绝交，英军与苏军遂于9月17日进入德黑兰，礼萨汗被迫宣布退位，让位儿子穆罕默德，流亡海外，1944年病死于南非、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三 盟军占领期与石油国有化运动
1942年，美国也加入了对伊朗的占领，1943年，同盟国诸国首脑召开了著名的“德黑兰会议”，达成协议，将在战争结束后六个月内从伊朗撤兵。在盟军占领下的伊朗，由盟军军管会掌握实权，穆罕默德形同傀儡，伊朗民生凋敝，经济衰退，百废待兴、但另一方面，受盟军支持，伊朗的各派政党及反对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议会各派斗争激烈，你方唱罢我登台，内阁与首相变换频繁。1944年，伊朗议会展开巴列维时代的首次普选，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政党有成立于1941年的亲苏的支持共产主义的人民党，成立于1949年的“民族阵线”等等。
1946年1月起，英美军队陆续撤出伊朗，但苏军拒不撤离，盘踞在伊朗的阿塞拜疆省，伪装成人民党的保护者支持阿塞拜疆省的分离主义分子（阿塞拜疆省大多是阿塞拜疆人，与波斯人并非同族），此举使得伊朗与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迫于英美压力，苏军被迫于当年5月全部撤走。苏联这一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行为，也使得亲苏的伊朗人民党威望与影响力大减，1949年，狗急跳墙的人民党策划了一起针对穆罕默德沙阿的刺杀行动，阴谋败露，遭到沙阿的残酷镇压与严禁，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民族阵线”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阿塞拜疆省
“民族阵线”的创始人是伊朗政治家摩萨台，穆罕默德·摩萨台在1882年6月16日生于德黑兰一个显赫世家，父亲米尔扎·海得亚图拉·汗是巴赫蒂亚里人（伊朗少数民族），在恺加王朝的呼罗珊地区任职财政官员；而母亲莎雅扎迪·泰杰·哈努姆是恺加王朝的王室后代。摩萨台的父亲在1892年逝世时，他的叔伯获任命为呼罗珊地区的税务员，同时获授“摩萨台·萨坦内”的称号。摩萨台后来也获得这个头衔，但头衔被废除后，不少人仍以此来尊称摩萨台。1901年，穆罕默德·摩萨台本人迎娶波斯国王纳赛尔丁（Naser al-Din Shah Qajar）的孙女扎赫拉·哈努姆（1879年——1965年），两人育有二子三女。并曾留学欧洲，获法学博士学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摩萨台在德黑兰大学任教，然后才开始悠长的政治生涯。曾担任省议员，外交部长，财政大臣等职，1949年，创建“民族阵线”，主张争取国家资源的民族化，促进伊朗经济发展，得到人民拥护。1951年4月28日，伊朗伊斯兰议会以79票赞成、12票反对提名摩萨台为首相。得到穆罕默德沙阿同意，摩萨台正式担任伊朗首相。
摩萨台
摩萨台旗帜鲜明地反对英美霸权主义，特别是主张收回英伊石油公司的主权，推行石油国有化。同年5月，在摩萨台推动下，《石油国有化法案》出台，伊朗石油公司宣布成立，强制将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化。两个月后，英伊石油公司把技术人员撤离，关闭炼油设施。在收归国有化管治下，许多炼油厂缺乏炼油所需的专业技术人员。英国政府宣布对伊朗实施封锁，加强其在波斯湾的海军力量，并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诉。在英国的压力下，许多国家和企业也被迫抵制伊朗石油出口，使得伊朗石油产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国有化不仅未能增加伊朗的经济收入，反而因设备和维护及石油卖不出去带来一系列债务与经济问题，使得伊朗财政收入遭到重大打击，反对摩萨台的声音开始高涨，同时，摩萨台主张依靠民众，推进政治民主化，限制君主权力，也使得他与国王的关系也逐渐恶化。摩萨台干脆宣布与英国断交，忍无可忍的英国政府开始游说美国参与镇压摩萨台的行动。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向美国表示“摩萨台逐渐倾向共产主义”，并害怕伊朗在冷战的阴影下陷入苏联的势力范围。随着苏联的影响力扩大，英国政府担心摩萨台会受到亲苏政党伊朗人民党的影响，英美两国遂开始抨击摩萨台的政策会危害伊朗。1953年8月，美国中情局策划所谓“阿贾克斯行动”，煽动反对派进行游戏与武装暴动，迫使摩萨台下台，在英美的压力与贿赂下，穆罕默德沙阿宣布罢免摩萨台，任命亲英美的军官扎赫迪为首相，摩萨台被迫宣布下台，被判监禁三年，他被单独囚禁在一个军事监狱里，及后被软禁在距离德黑兰不远处的家乡，直至1967年3月5日逝世。扎赫迪的新政府很快就与外国石油公司达成协议组成财团，“大量恢复伊朗石油输出到全球市场”，美国和英国可分享伊朗石油最大的份额，自60年代起，美国资本大量进入伊朗油田，进而操纵伊朗经济命脉，使得美国与伊朗关系逐渐紧密。
四 白色革命
推翻摩萨台的政变终结了1941年以来的议会政治，使得沙阿得以大权独揽，1955年，沙阿罢免了扎赫迪，进而解散议会，在政变过程中，美国取得了沙阿的信任，使得美国成为伊朗最重要的盟友与合作伙伴。在美国支持下，巴列维政府筹建秘密警察——萨瓦克，萨瓦克审查书籍，报刊，新闻媒体，可以不经审判直接逮捕，处决被认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者”，权利很大，残酷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特别是亲苏派别，大搞“白色恐怖”，使得伊朗人人自危。在大搞“白色恐怖”的同时，20世纪50、60年代，中东地区的民族民主运动风起云涌。1952年埃及七月革命、1958年伊拉克革命、196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等事件给巴列维国王敲响警钟，迫使其不得不考虑通过部分的改革来缓解国内的紧张局势，1963年起，穆罕默德沙阿也掀起了一系列旨在伊朗成为一个全球经济、工业势力强国的经济改革，用以加强统治，防止可能的亲苏派革命。这一系列改革，被称为“白色革命”（意即“不流血的革命”）
萨瓦克
白色革命的核心是农业与土地改革。当时，伊朗大部分土地仍然为封建地主所持有，白色革命的首要内容就是收归土地国有化。政府规定地主所占有的土地最高限额，强迫地主出售多余土地，政府从封建地主处以合理的价格购得土地并以低于市场价30%的折扣售给佃农，用于购买土地的贷款可以以较低利率在25年内付清。这使150万的曾经只比奴隶好一点点的佃农家庭可以拥有他们曾耕种一生的土地。考虑到每个佃农家庭的平均人口为5人，土地改革计划带给九百万人自由，占伊朗人口的40%。为筹措土改资金，巴列维政府出售国有企业的股份，私有化国有企业，鼓励地主购买股份，得到分工，这样使得地主对土改的抵触情绪得以减少，也间接帮助国家实行工业化。伊朗政府在法令中规定：10人以上的工厂必须将其利润的20%用来分红。1972年5月，伊朗宣布向人民出售工业企业股份。此外，伊朗政府成立了“工人福利银行”和“工人信贷合作社”，以缓和劳资矛盾，照顾工人阶级的利益。
1963年2月，伊朗政府颁布法律，规定国家森林、牧场、天然灌木林以及林地属于全民财产，归政府所有，政府以公正的价格向森林和牧场的合法所有者赎买所有权。同时，为了保护森林资源，伊朗政府采取相关措施来加强对这些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此外，伊朗政府宣布水源国有化，以便有效管理全国水资源，保证现有水源的合理使用，同时积极开发新的水源。在农业上，巴列维政府推广农业机械化，建立众多农场企业与农业合作社，强迫农民入股，推行农业的计划经济，白色革命的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效果，部分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但其本质只不过是把剥削农民的对象从地主换成了国有农场企业与农村合作社，许多在改革前没有作为佃农的耕种权的农民也没有享受到改革的红利。在农业计划经济下，许多农民的生活反而不如以前。使得农村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遭到不满。许多农民被迫前往城市谋得生计，流动人口大幅增加，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尽管，步入70年代，油价的上涨使得伊朗保持了表面上的经济繁荣，但由于生产力不足，导致物资短缺，通货膨胀，使得经济陷入瓶颈，加剧贫富差距，使得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在短期的空前繁荣后，伊朗经济在1975年开始出现明显的失调和混乱。国王试图用平民主义的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于1975年宣布新的“白色革命”措施：稳定物价，反对投机倒把。他果断地“发起了一场要使国内通货膨胀降低百分之二十的运动：七千五百名商人和商店老板由于谋取暴利而遭到逮捕，另有一万名商人则受到罚款处分”。然而，这一举措收效甚微。
为了与白色革命相配合，在政治上，巴列维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例如，1963年通过的新选举法规定：妇女有权参加选举。1967年6月，伊朗政府颁布了“保护妇女家庭法”，规定离婚必须经法院审理和判决方能生效，从而取消了男子可以随意休妻的特权。该法还规定，男子只能娶妻2人，在娶第二房时必须征得第一房的同意。后来又修改这个法令，妇女据此获得了提出离婚的权利。1968年7月，政府又颁发了《妇女社会服务法》，为妇女就业提供了一些保障。为了革除行政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伊朗政府在中央各部设立“行政机构改革委员会”主管改革工作，改革的内容包括：使机关的办事程序现代化、使机关分工明确、精简高效，推广使用现代办公设备，实现电脑化管理。在反对贪污腐化方面，国王规定：所有政府官员——各部大臣、省长、市长等，都必须公开他们的财产净值；推行高薪养廉的策略，欲以此消除贪污的根源；还签署了一项关于王室成员道德品行的法令，以规范王室成员的行为。为普及农村教育，巴列维国王下令把服兵役的部分学校毕业生组成“知识大军”，先经过四个月的训练，然后到未设立小学的农村去扫盲。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时，也派出技术人员，医生组成所谓“健康军团”等下乡帮助经济发展。
巴列维时代的德黑兰
白色革命也促进了伊朗工业与经济的发展，以石油工业为核心，1976年伊朗原油产量达1.9亿吨，占中东第一位，世界第四位。1976年石油产量为2.948亿吨，出口2.722亿吨，当年出口石油收入达234亿美元。1977年，伊朗各类工业及从业人数达到250万，工业占GDP比重达到17%，从1971年到1973年，伊朗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14.3%；1974年猛增至40%。伊朗一跃而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到1977年人均收入已达2200美元。城市化率达47%。
尽管白色革命客观上确实使得伊朗的经济飞速发展，但大多数改革的成果，都落入了巴列维家族的手中，巴列维家族控制伊朗许多地产，并在各大企业拥有巨额股份，从中赚个盆满钵满，据西方估计，巴列维家族的私产在50-200亿美元之间，可谓富可敌国，而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并未从改革中拿到多少好处，巴列维同时加强君主专制，把持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凌驾于宪法与议会之上，将许多财政收入用于扩充军队与秘密警察，而非改善民生。1971年，沙阿举行所谓“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阅兵大会，鼓吹“大波斯主义”1975年，支持巴列维王朝的复兴党成为伊朗唯一合法政党，其他各党派都遭到迫害与打击，改革也激怒了在当地势力强大的什叶派伊斯兰教会，因为改革削弱了教会原本在教育和婚姻家庭法领域的惯例的权利以及其原本在农村地区的强大影响力。大部分来自地主家庭的教会高阶层人员因改革而受了很大的影响，许多以前直接流向教会及其附属机构被用以资助教士的土地租金，因改革而免除后被政府分发。这一切，都给巴列维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危机。
五 伊斯兰革命
在巴列维的高压统治下， 许多反对派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其中，势力最为强大的是宗教保守势力。自萨法维王朝（1501-1736）开始，伊朗的宗教势力即十分强大（萨法维王朝就是靠宗教势力上台的），与世俗王权并行存在。以霍梅尼为主要领袖的宗教保守势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霍梅尼于1902年在霍梅恩出生于一个宗教气息浓厚的家庭，6岁时即开始学习伊斯兰教的圣书古兰经及基本的波斯语。7岁时在当地的学校上课，学习宗教等传统学科。幼年时代都在远亲贾法尔和兄长莫尔塔礼·帕桑迪德的帮助下接受宗教教育，后前往神学院就读，曾在神学院担任数十年的讲师，桃李满天下，1963年被推举成为大阿亚图拉（大阿亚图拉是伊朗伊斯兰什叶派的最高头衔），霍梅尼经常深入民间，体察民情，宣讲布道，在人民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霍梅尼
1963年1月，沙阿宣布落实“白色革命”，以霍梅尼为代表的宗教保守派视这些措施是危险及西方化的举措，特别是那些影响力大、具有特权的什叶派阿訇（宗教学者），掀起了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浪潮。在1963年的阿舒拉节（6月3日 伊斯兰传统节日），霍梅尼在费齐耶神学院发表讲话，将沙阿和声名狼藉的暴君耶齐德一世（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第二任哈里发，因与什叶派所推崇的先知阿里的死关系紧密，被什叶派视为残杀阿里的凶手与暴君而臭名昭著——作者注）划上等号，认为沙阿是“卑鄙可耻的人”，并警告如果沙阿再不改变他的行事方式，终有一天国民会为他的离开而高兴，在公开斥责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两天后的1963年6月5日（波斯历3月15日），霍梅尼被拘捕，随即引起伊朗全国各地发生三天的暴动，导致许多示威者死伤。该事件被称为波斯历3月15日运动，霍梅尼在8月获释，但仍被软禁在家。霍梅尼并未妥协，坚持斗争，又数次被捕，1964年，在1964年11月4日早上再次被捕，当天下午随即被军用运输机流放至土耳其。霍梅尼在外流亡了14年，当中大部分时间都处身在伊拉克圣城纳杰夫。尽管如此，通过磁带与地下报刊，霍梅尼的思想不断流入国内，仍然在伊朗国内具有广泛影响力。1977年，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的抗议团体率先发难，不断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巴列维政府尊重宪法，恢复君主立宪制，限制君主权力，释放政治犯，取消新闻审查，实行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等，这些示威游行主要集中于德黑兰，没有统一的纲领与领导，斗争方式颇为温和，并没有扩大到全国，但更大的浪潮不久之后就随之爆发。
对于霍梅尼的巨大影响力和1977年德黑兰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巴列维政府十分害怕，1978年1月，由巴列维政府控制的《消息报》刊登文章，指责霍梅尼是外国间谍与国家的罪人，这一歪曲事实引发轩然大波，愤怒宗教界也开始加入反对巴列维的行列，受宗教势力影响，许多商人，农民也走上街头，抗议巴列维政府的统治，甚至从根本上否定巴列维政府的统治合法性。斗争蔓延到伊朗全国。该文章发表的次日。在宗教圣地库姆，数千神学院学生聚集起来，进行抗议，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大量死伤，史称“库姆惨案”。2月18日，是库姆惨案的40天纪念日，各地巴扎（市场）和大学纷纷关闭，在德黑兰，大不里士，设拉子，库姆，伊斯法罕，马什哈德等12座城市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进一步造成死伤。3月29日，大不里士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到了6月，工人也加入了反对巴列维的浪潮之中，到7月，大不里士有2,000名工人要求加薪及恢复停止发放的新年奖金，并要求改善居住环境。阿巴丹有超过600名清洁工罢工，要求加薪。贝赫沙赫尔则有1,500名纺织工人罢工，寻求自由的工会选举。首次主要由工人参加的大型示威发生在7月22日的马什哈德，一位死于交通意外的教士在当天举行丧仪，有约一万名工人送行。随后演变成5月以来最严重的暴力冲突，导致40人丧生。大部分主要城巿在7天后举办悼念游行，令多个城巿都爆发暴乱。
在一片混乱中，雷克斯戏院大火使得局势进一步失控，在8月19日下午，位于阿巴丹的雷克斯戏院遭到纵火。由于出入口遭到堵塞，火灾造成约370至477人死亡，包括许多妇孺。当时正在上映的电影《鹿》被指是批判巴列维王朝，加深了人们的怀疑。当时正值沙阿计划庆祝母亲的生日，因此被指在伊朗举国恸哭之际，皇室却歌舞升平，人民的怒火再次被点燃。翌日爆发了大规模示威，马什哈德及库姆分别有2万及5万名示威者。在阿巴丹，超过10,000人聚集悼念死难者，他们高喊“沙阿去死”、“沙阿必须滚”的口号。尽管凶手被捕，但公众并不信服，事件令人们对沙阿及其政权的不满转变成痛恨
德黑兰的游行
面对来势汹汹的人民浪潮，沙阿被迫做出一些让步。为了应对危机，沙阿作出更多的让步。8月，他任命有宗教背景的贾法尔·谢里夫-埃马米出任总理，沙阿承诺伊朗很快便会是一个“西式民主国家”，释放部分政治犯，笼络反对派领袖。然而，形势并未扭转。1978年9月7日，德黑兰50万人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激进的口号“处死巴列维家族成员”“成立伊斯兰共和国”等，次日，示威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死伤惨重，史称“黑色星期五”，“黑色星期五”之后，伊朗局势急转直下，推翻巴列维王朝，建立共和国而非实行君主立宪，成为伊朗社会的普遍诉求。伊斯兰成为社会各阶层都可以接受的，反对巴列维王朝的统一旗帜。而在宗教界负有巨大威望的霍梅尼也因此被推举为革命领袖。1978年10月-11月，在伊朗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民族阵线”领导人贾桑比与主要反对党“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巴札尔甘飞往巴黎，与霍梅尼会晤，共同推举霍梅尼为革命领袖，此举也标志着推翻巴列维王朝的统一战线形成。1978年12月，巴列维国王任命民族阵线的另一位领导人巴赫提亚尔为首相，试图挽回局面，巴赫提亚尔许诺解除军事管制与实行自由选军，解散萨瓦克，释放政治犯，允许霍梅尼回国并称赞霍梅尼是“伊朗甘地”等措施，一些反对派开始妥协，然而霍梅尼毫不动摇，坚持一定要巴列维国王下台，霍梅尼在巴黎表示沙阿任命的任何政府都是非法，并成立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桑贾比则把巴赫蒂亚尔开除出民族阵线，并指不接受沙阿继续执政。在这样的局势下，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逃亡埃及（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埃及公主），2月1日，霍梅尼返回伊朗，得到群众热烈欢迎。他在两天后向巴赫蒂亚尔发出最后通牒，指如果他不辞职，将会面临武力抗争在巴赫蒂亚尔仍在任的情况下，霍梅尼在2月4日任命巴扎尔甘为临时总理。他警告“任何反对巴扎尔甘政府的人都违反了神圣的伊斯兰教法，将会受到严惩”，并指示所有政府雇员和军人与新政府合作，采取行动反对临时政府的人们“会被视为暴动，是亵渎伊斯兰教的罪行”，巴赫蒂亚尔被迫下台，1979年3月，伊朗举行全民公投，绝大部分人拥护共和政体，5月，霍梅尼正式宣布废除君主制，实行共和制，12月，通过新宪法，确立以法基赫（宗教领袖）制与世俗共和制二元并行，互相制约的政治体制，延续至今（1989年，霍梅尼去世，他的门徒哈梅内伊继任法基赫）。（但实际上，法基赫的权力比总统和议会大得多，法基赫终身任职，统率武装力量，总统的任命必须经由法基赫实施，法基赫掌握独立于国防军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一武装力量），至此，伊朗的历史，进入了伊斯兰共和国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