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署名今亮，谥文襄，湖南湘阴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湘军将领，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一生亲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率军追捻出陕、平定同治陕甘事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在定西这块古老而贫瘠的土地上也留下了深深的足迹，每当人们谈起定西历史时往往会想到他。
同治五年（1866年），陕甘起义进入高潮。清政府在甘肃的统治陷入了一片混乱。陕甘总督杨岳斌困守兰州，发出了计穷力竭的哀叹：“现在河狄之贼扰于南，平固之贼扰于东，宁灵之贼扰于北，凉肃之贼扰于西，几于剿不胜剿、防不胜防。”七八月以后，形势更加严重，杨岳斌于无可奈何之际上书清廷请辞：“仰恳天恩另简能员接替办理，使甘事早有转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清廷谕令闽浙总督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同治六年（1867年），清廷又授予左宗棠钦差大臣关防督统陕甘军务，使其金权平定陕甘变局。
左宗棠在相继取得同治六年（1867年）追捻出陕、同治八年（1869年）肃清陕境变乱、同治九年（1870年）金积堡之战胜利之后，于同治十年(1871年）八月，由平凉经静宁、会宁移驻安定，将指挥大营驻扎城西营盘(今玉湖公园），开始了全面部署攻打河州的准备，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历时8个月的河州战事始告结束。同年七月，左宗棠由安定拔营进抵兰州陕甘总督治所，在定西驻留了整整一年时间。左宗棠在定西期间，对定西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交通建设、文化教育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下面将他在定西的轶事分述如下：
运筹帷幄平定河州事变
同治九年(1870年），左宗棠在逐步扫清外围后，开始对河州起义军发动进攻。大军压境，气势逼人，面对此景，群龙无首的河州起义军再度请马占鳌出山，指挥作战。同治十年（1871年)十一月，三甲集及附近堡寨被清军攻占，清军乘胜向太子寺进发。太子寺在大东乡之南，北蔽河州，东距三甲集数十里，是进出河州的要隘。起义军能否顶住清军的攻势，成为河州起义军所面临的生死考验。起义军抓住清军孤军深入的弱点，在太子寺一带的清军营寨之间偷筑三垒，以“黑虎掏心”之策出其不意地打乱了清军的阵营，统帅傅先宗被击毙，徐文秀阵亡，清军全线溃败，这就是著名的太子寺之战。
太子寺战役胜利后，马占鳌却力主胜而后降，便召集各首领商讨对策，在获得了起义军重要首领马千龄、马永瑞、马悟真、马海晏、马忠、马万友等人的支持后，马占鳌连夜草成投降禀帖，派人到左宗棠行营“涕泣求抚”。
马占鳌在请降时特派他的长子马七十五和其他首领的子弟共十人(俗称十大弟子)赴安定左宗棠行营，既是表明马占鳌的诚心，同时也在试探左宗棠。左宗棠为安抚和稳定马占鳌，特意为其长子马七十五取名“马安良”。马占鳌随后缴出马匹4000有枪，枪矛14000余件，并在新任河州知州潘效苏、河州镇总兵沈玉遂赴任时，“纳粮百万斛，备军食”。为表彰马占鳌的降附，左宗棠将河州民族起义军编为三旗马队，任命马占鳌为督带兼中旗管带，马永瑞、马悟真分别为左、右旗管带，马海晏为督标中营步队管带。至此，河州会族、东乡族起义偃旗息鼓。
善后安置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随着陕甘民族起义的节节失利，在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四大会族根据地渐次被镇压的情况下，左宗棠开始对陕甘会族群众进行大规模的善后与迁徙，同时也对汉族百姓进行了必要的善后与安置。
太子寺一役，清军损兵折将，惨遭失败。马占鳌等力主胜而后降，左宗棠大喜过望，认为河州会民是“倾诚求抚”，应当“开诚抚治”，因而在迁徙的手段上，比较温和。左宗棠对河州会民群众的迁徙原则是“迁徙客会，安辑土会”。这里的客会不单指流入此地的陕西会民，而且还包括一部分非河州土著，“寄孥其间，以避诛戮”。
按照这个原则，他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六月，安置陕西会民马文元等157名于安定刘家沟，马维骧等74名于安定石家坪，马振清等363名于安定好地掌，安置甘肃会民安鸿庆等43名于安定刘家沟。上述共安置到安定的“客会”有637名。所谓“安辑土会”，主要是编审户口、设保甲。此外，左宗棠又虑及本籍汉民中一部分人曾充当“勇丁”，多次与会民械斗，“仇隙已深”，如继续与会民杂处，恐再滋事端，还有一部分汉民随客会而来河州，原籍并不在此，这两部分人，也被列为安置对象。在安置客会的同时，被分三起解往安定，共983名。
被迁会族群众到达新地，左宗棠即令计口授田，督其耕种。对于极贫民户，由官方出资配给农具、耕牛、籽种。耕牛一般是三家一头，或五家一头。同时他鉴于新迁者家无隔夜粮，决定在新粮未收之前，以官粮供应，成人每日每人八两，小孩五两，以维持生计。同时对逃亡到定西一带的流民，也同样予以安置，并派王德榜一军驻定西垦田自给，稳定秩序。由于左宗棠在定西期间亲眼目睹了当地民间疾苦，故在离开多年之后，于光绪二年(1877年)正月初六日，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各省关筹解协饷及各项差使出力人员汇案请奖折》中，对甘肃及陇中地区因贫困无力承受粮饷的百姓，要求予以“协济”。
奏折写道：“圣鉴事，窃维甘肃军事以筹粮筹运为最难，而采粮转运又均非巨饷不办。辖境苦瘠甲于天下，地广人稀。会乱以来，仅存孑遗，不及承平时十分之一，非赖各省关协济无所措手。”
由此可见，清同治至光绪年间，陕甘总督左宗棠面对甘肃特别是陇中群众生活疾苦的实情，善于正视现实，敢于上奏皇帝，并采取“协济”以应粮饷之需，是值得肯定的。陇中“苦瘠甲于天下”的说法，始见于此。
励精图治整饬吏制罢黜劣员
左宗棠行营驻扎安定行将一年，经历了酷暑和严冬。冬天高原气温低，风沙大，但左一直驻扎在城西营帐，仅凭借一张白木桌椅，处理军务书笺。有时在饭后，身穿布袍踱出营帐外和士卒攀谈，平易近人。兰州道蒋凝学，曾上书劝他移驻兰州总督府。当时左公年已61岁，高原风寒对这位长期生活于南方的老人来说，自然是不适应的，但他坚持驻在安定大营，会蒋书说：“该道禀请移节省垣，自是体念衰躯之意，惟念前敌诸军，冒雪履冰，袒臂鏖战。本爵大臣，运筹中间，斗帐虽寒，犹愈于士卒之苦也，所请应作罢论。”(《左宗棠全集·札件》卷四)他最宠爱的大公子是年冬到安定省亲，自然也住在营帐，这位公子久居南方，经受不住定西风寒而致病，会家后一病不起。斯后，左宗棠感到非常内疚，但只能徒挥老泪而已。
左宗棠是近代有抱负、有见解的政治家，深知吏治的良窳对于国家治乱兴衰的重要作用。他主政西北后，看到“甘肃官场恶习已深”“甘肃之官不能治民，反激民之乱”，决心从整饬吏治入手，消弥民变，恢复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秩序，为开发与建设甘肃，创造较好的政治环境。为此，他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用人标准和治吏原则。他主张任用官吏，“廉”“干”并重，缺一不可。对那些既不廉洁又无才干的人，左宗棠坚持标准，予以黜退。
光绪三年，左宗棠在给朝廷的一封奏折中，一次性将甘肃六名不称职的州县官吏罢免，如前岷州知州花映台以“嗜好甚深，失察门丁，得受赃款”的罪名，署通渭县知县林土超以“性情委靡，诸务废弛”的罪名，被奏劾革职。光绪六年，左宗棠又奏请朝廷，将衰朽不堪、“难以振作”的安定知县、陇西知县等“开缺另补”。翻检左宗棠的奏稿及信札，他在甘肃期间，各道府州县不合格的主官差不多都被劾撤或降职，经此整顿，全省各地方道府州县都简选了合格的“亲民之官”，其中不乏有才干有政声的循吏廉吏和爱民好官。
严禁烧荒提倡植树绿化
有一天，左宗棠在安定县知事的陪同下，在郊外散步，忽见四山浓烟腾空，火光一片，不禁大为诧异。左宗棠见之问县知事，县知事告诉他，这是百姓“纵火烧荒以肥田”。原来，定西自古保持犁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严重破坏了植被，加剧了生态失调。左宗棠闻知了原由，甚为感慨地说：“前代骄虏犯边，中国将士出塞纵火，不得已而为之，如唐刘仁恭岁燎塞下草，使犯边夷狄不得留，牧马多死。今幸承平，安用此况？冬令严寒，虫类蜷伏，任意焚烧，生机尽矣！是岂仁人君子之所宜为？”遂出示严禁，并通令陇东南暨宁夏所属各部依例执行(见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二十三）。
西北地区土地贫瘠，素缺雨水，沙漠蔓延，水土流失严重，植树本为不易之事。加之元明以来原有的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战乱之后许多地方极目荒凉。左宗棠对植树十分重视，大军所到之处，积极鼓励种植柳、杨、榆等各种树木，并且取得极大成功。他不但命西征各军植树，还鼓励地方官民大力协助植树，甚至专门把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在军民之中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来保护树木。
史载左宗棠在西北期间制定的《楚军营制》中规定：“长夫人等不得在外砍柴。但（凡)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木及果木树，概不准砍……倘有不遵，一经查出，重者即行正法，轻者从重惩办。并仰营官、哨官随时教戒。”又规定“马夫宜看守马匹，切不可践食百姓生芽。如见百姓生芽，无论何营人见，即将马匹牵至该营禀报。该营营官即将马夫口粮钱文拿出四百，立赏送马之人。再查明践食若干，值钱若干，亦拿马夫之钱赔偿。如下次再犯，将马夫重责二百，加倍处罚。营官亦宜随时告戒，不徒马夫有过也”。规定之周密，处罚之严厉，无不反映了左宗棠重视护林的态度和决心。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有确切的数字。据《左文襄公奏稿》卷五十六《防营承修各工程请敕部备案折》载：自同治十年底，“自陕西长武县界起至会宁县东门外，计程六百里，节年共植成活树二十六万四十余株。”按左公所记推算，就甘肃各地植树约40万株，计狄道（今临洮县）北二十里铺栽树13000余株，会宁县属境栽树21000余株，安定县属境栽树10.6万余株……左公所倡导的大面积植树绿化，有效地改善了定西一带的生态环境。至建国初，在定西青岚山一带、定西至巉口大道两旁，尚依稀可见百年之柳，即当年所植“左公柳”，现今已荡然无存。
筑路架桥大力改善交通条件
古来西北水道不畅，行旅货物之往还运转，几乎全靠车驮，道路的修筑在西北十分重要。然西北地形复杂，或崇山峻岭，陡崖动辄数百丈；或山洪冲刷，泛滥往往数百里。从调动人力、物力和传递文报的军事需要出发，左宗棠大军所到之处，凿山通道，逢沟架桥，为西北陆路交通的畅通不遗余力。
左宗棠在派兵进攻河州的过程中，抽出大量兵力对定西一带的主要道路进行了整修，如整修了陕甘大道静宁经会宁、定西到达兰州的道路，马营监至安定道路，巩昌至狄道道路，并根据需要开辟了安定内官营至狄道运粮线。(关于这些道路的详细史料笔者已于《左公柳荫下的陇中古道》一文中进行过叙述，此处不再赘述。)
西征军在整修道路的同时，还在一些较大的河沟上修了大量桥梁。仅在泾州（今泾川县）、平凉、固原、会宁、安定、金县（今榆中县）、皋兰、平番(今永登县）等8个县境内，修建大小桥梁有80余座。如在会宁县境内修筑大小砖石、土木桥19座，安定境内修筑木石桥8座，临洮境内搭成浮桥2座……这些桥梁中，以砖石拱桥的修建较为困难。砖石结构的桥梁以会宁县的“利济”“履顺”“平政”三桥和安定县的“永定”桥最为著名。永定桥位于安定往会宁方向25公里处的宋家沟“永济”地段，为陇西段丝绸大道中路必经的官商要道，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巩昌知府王廷赞主持在此修建一桥，后人称之“王公桥”。此桥一遇山洪，即行坍毁，年复一年，劳费民力不少。
左宗棠进驻安定时，王公桥已毁弃不能通行。遂对此桥进行了彻底修建，“工峻，幕府请作记，宗棠曰：‘掠美沽名吾不为也，但名之曰永定’（《甘青宁史略正编》卷十九)。”故名“永定桥”。光绪九年（1883年）时，桥身倾斜，虽经总督谭钟麟下令修补，但到清末已破烂不堪，车马无法通行。其后屡建屡垮，现存王公桥，只是1958年重建的八字撑木结构桥梁。在西南的洮河上，左宗棠于同治十年(1871年)八月至十月间，分别在狄道城西门外和康家崖两处搭成浮桥。资料所载：八月己巳，“宗棠檄中，左路自狄道支浮桥先济。庚辰，渡毕”。所言即此浮桥。由此，定西境内的交通状况得到了大力改善。
重视文教修复书院刊发书籍
左宗棠到甘肃以后，他亲身体察到西北文化落后、读书人少人才缺乏的严峻现状，提出了“关陇要事，读书为急”的观点，呼吁各地官员，“所至均以兴教劝学为急”重点办好西北文教事业，开发西北人民的智力，以达到“经正民兴，人才从此出，风俗亦从此厚矣”的目的。
为此，他上任伊始，就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振兴措施，从同治八年（1869年）开始，要求甘肃各地方财政划拨，并带头发动官员和乡绅募捐，筹集经费、兴办义学、创办书院，力图改变甘肃与西北教育落后的状况。据统计，在他任陕甘总督期间，甘肃各地共新办义学达300多处，其中会民义学57处。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七年（1881年），在他的倡导下，甘肃各地兴办和修复了一大批书院。如在陇中地区创办或修复了岷州文明书院，陇西襄武书院，狄道超然书院、洮阳书院，安定育英书院，漳县武阳书院，一时陇中各地掀起了重教兴学的高潮。
当时甘肃士子诵读的书籍，大都是书贩从成都和武汉两地贩运而来。兵燹之后，这种买卖也无人去做，书源枯竭。左宗棠看到这种情况后，决定刊刻书籍，自备书源，以改善西北图书刊发落后局面。为此，他设立了专门的刻书局，最早为西北刊刻书籍的机构在汉口，叫崇文书局，在西安时又设立了关中书院，新疆设立了迪化书局，三地的刻书费用大都由左宗棠的廉俸支出，几乎没使用公款。左宗棠还有一个流动的刻书机构，一直随着西征军大营迁移运行。左宗棠在安定行营期间，就将陈氏《施政文书》、汪氏《学治臆说》和于成龙等论治文章汇编成《学治要言》大量刻印，发全省地方官吏供其遵循。另左在平凉时曾刻印汪辉祖所著《佐治药言》和陈宏谋所著《在官法戒录》发给属吏阅读，进驻安定后又补印了前述书籍，用于整饬早已腐败的甘肃吏治。
左宗棠在西北发行书籍的总数，现无从考究。但据史料记载，仅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就给“安定县发过《六经》16部，《诗经》《四书》《孝经》《小学》各26部。另给安定育英书院发《六经》8部，《孝经》和《小学》各30部，《四书》和《诗经》各60部。这在封建历史上西北历任主官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恢复经济兴修水利改革税制
左宗棠在西北十余年，特别重视水利建设，把兴修水利作为恢复和发展当地社会经济的头等大事。位于狄道的抹邦河水利工程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部将王德榜率军驻扎在陇西狄道(今临洮县)时所建，是左宗棠在甘肃各地兴建的诸多水利工程中最成功的一项，值得一述。
关于此项工程详细情况，王德榜在龙王庙碑文中记述到：“斯渠也，始造于同治十二年六月既望之翼日，以同治十三年五月晦日功。其长七十里，广丈有六尺。堤高三丈五尺，宽二十文余。横亘两崖。糜金钱四百万有奇。火硝磺二千六百石。”另据慕寿祺所编《甘宁青史略》(二十四卷）记载：巩昌府知府在给左宗棠呈文中，详细记载了勘验该工程的情况：“知府于七月（同治十三年）初四日起程，初六日抵狄道州城。次日，会同王藩司德榜，狄道州知州喻光容等携带文尺，驰往距狄道城南三十里岚关坪地，从迤东之陈家嘴行水旧道勘起。勘得此股渠水，旧由陈家嘴分出之岚关坪山腰，穿洞入渠。
据该处民人称：道光年间，山洞崩塞，是以水不归渠。此次王藩司于抹邦河上流，筑坝一道，阻往来水；另开新渠，引水灌溉田亩。坝高三丈有奇，宽二十丈；俾河水鼓起入渠。引至岚关坪山脚，复凿平山石，高七丈有奇，长四百余丈，中开石渠一道，而宽三丈，深八九尺不等。水由石渠绕入土渠。并于狄道城南川一带，开挖支渠十一道；川北一带，开挖支渠七道。所有南北两川民田，均可以资溉灌。其渠口之西，设有板闸一道。需水多少，则按闸板启放。坝右石山，又开便河一道，东西长三十八丈，深一丈八尺，宽约十余丈，以备水旺时分水势，免致伤堤。坝之南，便河之北，就石坪上立庙一座，横联三楹。其沿山一带之土沟，碱水下注，均筑桥漕，架水过渠，由田间另辟水路，将碱水泻入洮河，不致有伤禾稼。洵为筹划尽善，办理得法。查由入水渠口，西行抵岚关坪高坎，计长七里；自高坎迤北至狄道州城，三十里；过州城迤北搭视渡，过东峪沟，以及八里、十里、十五里，直达清水渠。计自坝口至清水渠，统长六十余里，始由清水渠泻入洮河。卑府周视岚关山脚渠道及新开便河，均系石山开凿，地雷轰成，委非民工民力所能举办。且时值雨后，水势颇旺，渠内源源灌注，亦无泛滥之势。”以上这段史料记载足可以看出抹邦河水利工程质量的优良，岚关坪灌区当时可灌溉田地约25万余亩。此渠（即今东干渠）后经数次修葺，成为临洮灌溉面积最大的渠道之一。
同时，左宗棠为了尽快恢复在战乱中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增加财税收入，稳定甘肃政局，对包括田赋、盐务、茶务、厘金等在内的旧税制及甘肃币制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诸多创见是值得总结与研究的。如安定县位居三陇通兰之要道，为兰州门户，是官商运输必经之要冲。左宗棠为了整治税收，增加收入，在安定县增设厘金督催机构，规定承运商货必须领取护票，路过安定必须持票向督催局交验盖印。凡无发出地和安定县验印的驮货，一律没收充公。甘肃在1866年初征厘金时，每月收银不过一二千两，此后大大增加，仅同治九年(1870年）至光绪七年（1881年）的11年中，就收厘金税银906572两。这些财税收人也是左宗棠巩固西北边防和开发西北的根本保障。
左宗棠在西北的治理与开发活动，掀开了近代开发西北的序幕，尽管后来他的许多措施并没有贯彻到底，甚至人亡政息，甘肃与西北贫困依旧，但是其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左宗棠“白头戍边”，不遗余力开发西北的爱国精神与历史功勋，深深激励着后人，为后来者提供着巨大的精神力量与智慧启迪。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85年9月5日），即《中法合约》签订不久，中兴名臣左宗棠在福建病逝。朝廷下旨追赠太傅，谥“文襄”，入昭忠祠、贤良祠，可谓哀荣备至。
文章节选自 安定文史资料 作者：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