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勤这个名字，看似是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实际上是日本侵华高级将领的名字，此人曾以第四师团参谋长、第十七师团步兵团长、独立混成第15旅团长和第六十一师团长参加了侵华战争，最终率领第六十一师团官兵，在上海向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缴械投降。

田中勤

田中勤（1890—1974）是日本爱知县人，1913年5月26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5期步兵科，与武藤章、横山武彦、田坂八十八、河野悦次郎、高品彪、佐藤幸德、葛目直幸、立花芳夫、田中新一、富永恭次、长野荣二、北川一夫、那须弓雄、本村千代太、樱田武、田上八郎、中村正雄、冈本德三、横田丰一郎、片桐茂、三国直福、船引正之、杵村久藏等人同学，当年12月25日晋升步兵少尉。

1920年12月7日，田中勤又考入陆军大学校第35期，与栗林忠道、高桥茂寿庆、国分新七郎、影佐祯昭、富永恭次、片村四八、田中新一、福荣真平、山田清一、岩永汪、川并密、那须弓雄、高桥多贺二、谷口春治、白银义方、坪岛文雄、山口信一、服部晓太郎、石川浩三郎、细川忠康等人同学，并于1923年11月29日毕业，该期毕业生为72人。

陆军大学校

田中勤早期经历不详，据悉曾被派到英国驻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于当年8月2日晋升步兵大佐，并被调到日本驻朝鲜军，出任第十九师团步兵第37旅团步兵第73联队长，其时该师团长为尾高龟藏中将，参谋长为中村美明大佐，“七七事变”爆发后，驻屯在朝鲜半岛的第二十师团被派到中国华北作战，第十九师团则被留守朝鲜按兵不动。

1938年7月15日，田中勤被调到日本关东军，接替冈田资出任第四师团参谋长，辅佐于同日赴任的师团长泽田茂中将，此时该师团驻屯在黑龙江佳木斯地区担任警备任务，期间经常派出部队讨伐当地的抗日武装。

日本关东军进山讨伐

1939年8月1日，田中勤晋升陆军少将，接替铃木春松出任第十七师团步兵团长，辅佐师团长广野太吉中将指挥步兵联队作战，时任参谋长为伊藤忍大佐，该师团曾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大裁军中被裁撤，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兵力不足，遂以第十一师团留守师团为基干，重新恢复了该师团的番号。（林海青蛙原创，抄袭搬运可耻。）

第十七师团是于1938年4月4日在日本姬路编成的，下辖步兵第53联队、步兵第54联队和步兵第81联队及野炮兵第23联队、工兵第17联队、辎重兵第17联队、通信队、兵器勤务队、野战医院、病马厂等部队，另外还配备了装甲车第17中队。

第十七师团编成之后，即乘运输船开赴中国战场，最初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直辖，后又被编入华中派遣军作战序列，并由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直辖，曾转战于无锡、宜兴、常州等江南地区。

在江南地区作战的日军

“武汉会战”期间，第十七师团一部被抽出，参加了进攻武汉作战，“武汉会战”之后，第十七师团被部署在江苏苏州地区担任警备和维持治安等任务，期间经常在占领区进行“清乡”作战，肆意残害平民百姓。

1940年8月1日，平林盛人接替广野太吉出任第十七师团长，由于该师团当时驻屯在苏州地区，隶属于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作战序列，1941年4月，第十七师团曾被划入日军第十二军作战序列，在江苏和山东交界地区进行扫荡作战。

1941年8月25日，田中勤被调到华北方面军，接替长谷川美代治出任独立混成第15旅团长，该旅团是1939年7月22日在北平编成的，下辖独立步兵第77、第78、第79、第80、第81大队及炮兵队、工兵队、通信队等，驻屯在北平担任警备任务，维护北平的社会治安，隶属于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直辖。

在北平的日军

田中勤在担任独立混成第15旅团长期间，正值冈村宁次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正是冈村宁次推出并实施的，田中勤在率部警备北平社会治安期间，曾在北平实施残酷的统治和治理，疯狂地破坏抵抗组织和抓捕抗日分子。

1942年8月1日，田中勤被调回日本，出任第61独立步兵团长，日文中的“团”为“集群”之意，因此也通常被译为“第61独立步兵群”，该编制规模为旅团级，甚至高于旅团级，田中勤于同年12月1日晋升陆军中将。

1943年3月13日，日军大本营下令编组成立了第六十一师团，田中勤于3月18日出任师团长，其参谋长为山下哲夫大佐，该师团是以第61独立步兵团为基干，并配属炮兵等兵种部队编成的，下辖步兵第101联队、第149联队和步兵第157联队，师团司令部直属迫击炮队、通信队、工兵队、辎重队、野战医院、病马厂等。

日军被输送到中国战场

1943年4月，第六十一师团被投放到中国战场，被部署在南京地区担任警备与作战任务，接替调往缅甸战场的第十五师团的防务，师团司令部设在了南京，步兵第101联队被部署在庐州附近，步兵第149联队被部署在滁州、镇江附近，步兵第157联队被部署在南京和芜湖地区，隶属于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作战序列，后来又被调到上海地区担任警备与作战任务。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下达命令，由第十三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担任第六受降区和第七受降区投降主官，代表杭州地区和上海地区日军投降，并分别以杭州和上海为投降地点，而第六受降区受降主官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七受降区受降主官是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

松井太久郎

1945年9月11日下午2点，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中将等5名日酋，奉命抵达第七受降区的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在解除佩刀之后进入司令部办公厅，向汤恩伯等军政要员鞠躬致礼，双方简要介绍各方人员之后，汤恩伯随即将第三方面军司令部沪字第1号命令交给松井太久郎，松井太久郎在签署之后领受，对于命令未妥事项，汤恩伯要求日方以书面方式提交，整个过程仅20分钟左右。

第七受降区的受降仪式，完全没有庄严的仪式感，说是秘密进行也不为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实在是太缺乏历史责任感了，以致不被当时的公众所知，更没有为后世留下现场照片，来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而这个历史责任应该由汤恩伯来背负的。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完全是因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发布的命令：“各受降地区对日军投降不再举行仪式，除台湾（含澎湖列岛）及越南北部外，由受降主官以命令或训令形式发布，迳令各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签具受令证。”但此令发布之后，仅有少数受降区遵照执行，大多数受降区仍然举行了日军投降签字仪式。

田中勤曾被中国政府列为战犯，至于是否被起诉和审判，我尚未查到相关资料，其死于1974年1月8日，不曾获得任何等级的金鵄勋章。仅于1940年8月15日获得一枚纪元二千六百年祝典纪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