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弗里敦的欧洲人与克里奥尔人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非洲人在官方会议、宴会和私人聚会这类活动上往往一起出现，1901年至1914年间，一个专门供欧洲人生活的街区建立，“使之前在工作上并驾齐驱且工作外交流甚密的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彻底断裂”。

在上沃尔特，这转变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愈演愈烈的排他性标志着欧洲区的自我封闭。自上沃尔特军事区建立起，欧洲人俱乐部也在军事区内各城市建立起来，这些俱乐部被欧洲人看作是维护帝国文化威望和将欧洲的社交方式制度化的工具。军事区内的第一个俱乐部是在1921年殖民官员们到达瓦加杜古时成立的，名为上沃尔特俱乐部（又名沃尔特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会员们聚会、阅读的场所，同时俱乐部内还设立了一个网球场。次年希皮克社团成立，目的是为欢迎热衷于骑马的士兵提供一个交流的场所。

在20世纪20年代，瓦加杜古城内这两个主要的欧洲俱乐部定期能够得到当地政府的资助。上沃尔特俱乐部很快就成为了欧洲小团体的聚会场所，每年的5月14日、11月11日和官方会议举办日，这里还会承办相应的歌舞晚会。但是参与者仅限于殖民官员，那些地位较低的欧洲人不属于这个群体，也从来不到俱乐部去。

在博博-迪乌拉索，俱乐部这一机构出现较晚，但欧洲高官团体排外性活动自殖民后一直都存在，俱乐部的出现只是为了这些活动提供了一个固定场所。休伯特·雷内是1925年左右驻扎于博博-迪乌拉索的一名士兵的妻子，她称，他们当时轮流在几个士兵家中举行聚会，从而可以打发无聊的时光。

1927至1928年，大量欧洲官员被派驻到博博-迪乌拉索，这些官员动用了大量的劳动力建造起几个网球场。尽管欧洲人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活动内容，但第一个欧洲人的组织直到1934年才开始出现，他们在网球场附近的广场成立了博博友好俱乐部。这样看来，俱乐部只是把之前欧洲人私人聚会制度化的工具。

1927年以来，法国对酒吧的宽松规定促进了这两个城市咖啡馆、餐馆和酒吧的数量增长，欧洲人与非洲人常常在这些场所里相遇，这让一种不那么精英化的欧洲社交方式出现了，但欧洲人傲慢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阻止这种社交方式的继续。1929年5月1日的法令要求博博-迪乌拉索的咖啡馆、酒吧和其他可饮酒的场所在午夜之前必须关闭。

次年，瓦加杜古市政府也发布了这项禁令。此外，1929年颁布的欧洲区夜间禁令迅速限制了土著人去这些酒吧的次数。因此，欧洲人又回归了之前狭小的社会交圈，继续着之前无聊的生活，日常工作、休闲和居住的活动区域集中在市场广场和临近街道，例如博博-迪乌拉索的宾戈尔街和瓦加杜古的市场街。

这两个城市的规划中都没有涉及会议场所，也没有公共公园。在瓦加杜古，城市东北部的空地被建造成了一个植物园，被欧洲人称为“布洛涅森林”，它是一个供人们休闲、钓鱼和漫步的地方。

这个公园看起来似乎对所有人开放，但从它建成之初起，就开始针对土著人设立各种的没完没了的规定。在20世纪30年代，“很少有像莫罗·纳巴这样的人物为向欧洲女士们鞠躬而在布洛涅森林漫步”。瓦加杜古和博博-迪乌拉索如帝国的其他城市一样了，尽管没有任何公开的种族隔离规定，但种族歧视渗透到城市的所有角落。

如“布洛涅森林”那样的公共场所从来就不是一个供非洲人和欧洲人共处的地方，相反，欧洲人急切地想要避开非洲人，欧洲人的各规定也体现了其希望与非洲人生活环境区分开的意图，这符合欧洲人对城市秩序的想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那几年，欧洲人的排他性行为几乎没有任何中断。维希统治期间，法属西非欧洲团体愈发地自我封闭，种族之间的紧张局势也进一步加剧。战后，进入殖民帝国的欧洲人数量不断增加，欧洲人与非洲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反殖民运动也开始兴起，法国殖民地内部局势趋于紧张。

战后，新的娱乐方式和新的社交场所的产生，让欧洲人和非洲人不得不聚集在某些共同的活动区域里。电影在战后的法属西非殖民地迅速流行起来，年轻人尤为喜欢去电影院，这使得欧洲人和非洲人不得不同时光顾同一地点，但这种偶然而短暂的碰面并不代表着交流的开始，情况往往恰恰相反：在博博-迪乌拉索的电影院里，为了将欧洲人与非洲人隔离开来，他们会预设空座位作为隔离带，甚至有时候会建造一堵隔离墙，这类公共场合仍然受到严格的殖民思想的约束。

此外，欧洲精英们在战后也继续频繁光顾俱乐部，城中各职业的精英们以能够参加俱乐部活动而自鸣得意。在博博-迪乌拉索，欧洲官员常常加入到锥虫医疗俱乐部和商人友好俱乐部；在瓦加杜古，官员常常聚在沃尔特俱乐部；军官则时常在两座城市各自的军队食堂中相见。天主日在上述地点举行的晚会给军事精英和欧洲行政官员之间提供保持联系的机会。

在上沃尔特重建之后，瓦加杜古的两个老俱乐部开始举办更多的活动，原来的马术圈子变成了马术俱乐部，成为了军官聚会、娱乐和马术训练的场所，20世纪50年代，它成为欧洲区上流社会赛马比赛的组织机构。但宪兵和殖民军队里的军官不同，这种职业平时无法接触到公众，他们更偏爱位于非洲社区中心、对所有人开放的市政竞技场。

在这些或多或少有些封闭的欧洲人核心圈子之外，还有一批被称为“小白人”的欧洲人，他们并不乏一些与非洲人接触的机会，但他们这些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害怕接触当地社会。所谓“小白人”指的是城市商业中心里的那些欧洲工人和家庭主妇，他们是欧洲人中既没有经济权力，也没有社会威望的那一批人，通常被排除在欧洲俱乐部和精英的圈子之外。

同时，在服务业和商业相关的劳动力市场上，他们还要与优质的非洲劳动力进行激烈的竞争。他们在战争后刚刚来到法属西非这些殖民地的大城市时，都显示出不愿意与所谓的“文明人”交往的想法，因为“文明人”达到了一个比他们更高的社会地位，且“文明人”觉得他们是充满攻击性的、复杂的和无能的，“文明人”经常去的少数几个地方也不对他们敞开大门，但他们也十分不愿意同非洲人进行交往。

因此，除了城市中的酒吧和咖啡馆，他们几乎没有其他的聚会场所。在20世纪50年代，博博-迪乌拉索新成立的航空俱乐部的酒吧已成为该市“小白人”避开非洲人的避难所。1954年，博博-迪乌拉索市政厅委员会估计，该商业中心五大酒吧的顾客都是欧洲人。

法国殖民总政府希望殖民政府能与法属西非地区的精英们进行真诚的合作，但这一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为了与非洲精英建立联系，殖民政府在1953年还建立过一些文化中心，以便能加强欧洲人和非洲精英的交流，从而发展出一种共同的文化。

但欧洲人并不配合，纷纷离开了这些中心。法国海外领土国立学院的年轻行政人员雅克·瓦斯林，撰写了一篇关于该地区文化中心的论文，并在1955年指出上沃尔特地区的欧洲人拒绝前往文化中心，因为比起杰出而有趣的非洲人，他们倒更宁愿接触那些几乎文盲的欧洲人。

欧洲人在这些文化中心的缺席标志着法国对于非洲同化政策的局限性，这些文化中心最终成为了职级较低的行政官员、非洲工人和处于“白人神父”严格管控下的天主教徒的聚会场所。欧洲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建立的欧洲-非洲共同体项目无动于衷，他们仍然保留着之前社会交往的基本特征。

但是跳出欧洲人的视角，我们会发现，非洲人似乎对白人区的设置并不关注。劳伦·富尔查德收集到一些零散的关于这两个城市的故事，虽然它们只是一些人对城市的看法，不可能包含所有城市居民的观点，但可以发现，这些故事中，关于白人区的信息并不多：在40次采访中，大约只有10人明确提到了有些地点是专门为欧洲人设置的。

更有趣的是，那么多人里只有一个人提到“白人区”和“欧洲城市”这样的字眼。他们也很少提到“住宅区”，更经常提到“商业中心”，而最常提到的便是位于社区内的地区司令官官邸、学校、医院、法院、监狱、市场、西非法国公司等了。只有阿马杜·迪亚基特指出了欧洲区的存在。他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准确追溯上沃尔特历史并明确其地理边界的人之一。

这种信息的缺失可能意味着“白人区”在那个时代的非洲人的头脑中几乎不存在。该中心在非洲人心中不一定代表一个社会群体的特权空间，他们更倾向于认为白人区是工作、服务或商业的场所，而不是欧洲人的居住地。

只有阿马杜·迪亚基特与他们的观点相左。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唯一一个提到欧洲城市种族隔离的人，因为他也是采访者中唯一一个居住在白人区并每天看到欧洲人的种族隔离行为的人。

而政府官员莫斯·阿拉萨内·塔奥里所讲述的故事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以至于让人不禁要质疑20世纪50年代瓦加杜古是否存在种族隔离，对这个人来说，新的休闲活动比欧洲社会的排他性行为更为重要。当然，他只是个案，但表明并不是所有的“文明人”都生活在黑人区和白人区之间的对立中。这些证词的有趣之处在于，每个人对殖民城市的种族隔离都有不同的看法。

虽然访谈的数量并不足以让人得出明确的结论，但除了阿马杜·迪亚基特外，并没有受访者把城市描绘成白人区和黑人区两区对立的局面。由于采访样本容量小，这些证词具有片面性，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特别强调这种对立的非洲小说家所表达的看法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但小说家们的看法终究也是一种片面的看法。

这些描述里的多样性表明，城市里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而非仅仅只是白人与非洲人的对立。这不是质疑欧洲殖民城市种族隔离是否存在，因为欧洲人和一些所谓的“文明人”确实就生活在“白人区”，并有自己出入的固定场所。但绝大多数非洲区居民并不关心那些专门供欧洲人放松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并不在他们的意识范围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更喜欢去那些比白人区提供更多自由、机会和友好氛围的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