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伊力瞎掰
编辑| 伊力瞎掰
“二月二”这个节日最开始于唐代，随着时间演变，文化内涵发生变化，“二月二”也变化为“龙抬头”节日，主要包括了括“引龙”“打灰囷”“饮食节俗”“禁忌节俗”等｡
这些节俗活动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异，呈现出多种表达形式，在历史长河中，“二月二”文化变迁都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不同的地域环境有着怎样的习俗呢?
●—≺ “二月二”与“龙抬头”的起源 ≻—●
农历二月初二，又称龙抬头节，不过“二月二”这一节日早在唐代即已出现，以“龙抬头”节来命名则要晚至元明时期｡
“二月二”实则为唐德宗贞元五年官方设立的“中和节”(农历二月初-)的延续｡在“天地同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诏令的宜导下，踏青、挑菜、迎富贵果子成为人们休闲娱乐、游目骋怀的重要方式｡
对于崇尚“嬉娱游乐”风气的唐代人而言，将中和节意犹未尽的“余味”延续至第二日的现象早在该节日设立后的四十年内即已普遍流行｡
由于古人对“叠数”的偏爱，此后“二月二”便发展为人们踏青赏光的重要节日，而官方设立的中和节渐渐为人们所忽视，甚至在一些地区成为陪衬或者逐渐消失。
“二月二”形成伊始，仅作为人们放松娱乐期盼富贵的节日而流行朝野｡
但由于当日在惊蛰、社日前后，在此后的变迁中，该节日逐渐吸附了与春耕相关的活动内容，从而使得这一节日在元代的北方地区，终于演变成为以“祈愿富贵”、“崇龙祀土”、“驱虫避害”为主旨的祈祀，和娱乐功能兼具的“龙抬头”节｡
正如吉成名所言:“二月二的龙抬头节是从惊蛰节和春社日发展而来的······惊蛰日和春社日是龙抬头节的前身｡”
在保留原有活动的基础上，该节日增添了新的文化表现形式，元末《析津志·岁记》载 “二月二日，谓之龙抬头｡
五更时，各家以石灰于井畔周遭穆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内｡”这一民俗显然是对之前惊日民俗的迁移，早在唐代就已有“惊蛰日，取石灰穆门限外，可绝虫蚁”的做法｡
延至明清，龙抬头节已普及至除新疆、青海外的北方大部分地区，同时，活动主题愈加统一，节俗内容也愈加多元｡
北方地区除了较早出现的引龙外，与崇龙祀土、驱虫避害相关的填仓、打梁、炒蝎豆、食煎饼、理发等内容也逐渐填充至节日内，并被赋予多种指代功能和表意功能｡
南方部分地区仍延续了唐宋时期“踏青游玩”的节俗活动，虽然在部分地区流传“祭祀土地神”“吃撑腰糕”“下瓜种菜”等节俗，但相较于北方广大地区，南方“二月二”活动内容略显单调，且节俗分布范围远不如北方广泛｡
●—≺ 北方地区“二月二”节俗活动 ≻—●
引龙在一些地区又被叫作引钱龙、引龙回、领龙，早在元中叶，引龙活动就已在京畿地区大为盛行｡
“二月都城春动野，引龙灰向银床画｡”其方式多种多样，大致可分为“灰引”“水引”“其他”三种类型，其中“灰引”最为常见｡
明末《宛署杂记》载“宛人呼二月二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委婉布入宅厨，旋转水缸，呼为引龙回｡”
河北雄县“以灰糖画龙于井，以青灰引至瓮下或仓库内”，天津“以灰未引青龙至门外通水处，复以谷糠末引黄龙至家”｡
辽宁奉天“以灶灰撒院中，左右作大圆圈，复由堂门撒至大门，延至井堰”｡
山西婷县(今山西原平市)“以红丝系一钱，或于大树、大石之根，用灰围绕作线，并钱托入室中，用一器盖之”｡
河北南部行唐、束鹿、武强及山东北部乐陵、惠民无棣、沾化等地则仅仅“以灰围宅”，剔除了水缸、水井等意象，这一简化方式在北方多地广为流传，最为盛行｡
西北地区亦多沿用此法，只是并不称作“引龙”，陕西富平、平利等地称其为“卫庄”，岐山等地称作“围龙”，榆林、府谷称作“围蜘蜒”，甘肃西和、彰县称作“禁蛰虫”，宁夏隆德则称作“启蛰虫”｡
“水引”主要集中在晋北蒙中及河北部分地区，其中，山西大同的引龙方式颇具代表性｡
“早刻，户家按是年治水龙数，投钱于茶壶，汲水井中，随走随倾，至家则以余水和钱尽倾于贮水瓮”，以井水取代了灰、糖等文化特质｡
受其涵化影响，大同以北的归绥、清水河、丰镇等地引龙方式亦与之相似｡河北文安、吴桥、青县和山西广 灵、浑 源、左云、定襄等地亦有“早起汲水”的引龙方式｡
山西河曲“以灰围舍，以壶滴水，自门首引入庭中”，将两种方式进行了有效的叠加、融合｡
除以上两种方式外，还有“祭引”“灯引”等其他形式｡“祭引”是指通过“开庙门祭龙神”的方式引龙，仅在山西怀仁、朔州等地流传｡
山西寄岚“燃糕灯”引龙更为少见，就引龙方向而言，华北各地多自外向家“引入”，东北三省则与之相反，由内向外引至井边｡
虽然各地引龙形式差异较大，但所表达的文化诉求并无二致｡
可见，“引龙”这一节俗活动蕴含了龙抬头节所宣扬的所有祈愿，即人们所追求的富贵荣华、作物丰收、身体康泰三大愿景｡
引龙虽形式简单，却是相关节俗活动内容中表意最为复杂的文化丛，也是龙抬头节最具代表性的节俗内容｡
打打灰囷又称作打囷、打囤、粮食囤、撒灰囤、填仓、添仓、天仓｡在二月初二日打灰困主要流行于山东大部、河南、安徽、苏北及东三省部分地区｡
当日，农户“平明即起，以箕盛灰，用木轴敲其舌，令箕灰缕缕下布于庭，作正圆形，分置五谷于其中，以砖瓦盖之，俗曰“打囤”｡
并以是日风之有无占岁之丰歉，山东莱阳以“饲鸡啄以卜丰歉”，山东滕县则根据所埋五谷生芽与否来确定当年适合种植的谷物｡
吉林一些地区还会在“圈外并画梯子形与圆圈相连”，以此夸张的形式来祈求仓原丰实｡
河南商丘地区的围仓方式与引龙相似，“以青灰绕布宅舍”，二月初二当日之外的填仓活动在河北、东北大部、河南、山西部分地区及陕北榆林周边数县也非常流行。
河北、山西、东北多在正月二十日(小填仓)和正月二十五日(大填仓)举行，河南地区多在正月十九日进行，其形式亦复杂多样｡
宛平、顺义、大兴等地于正月二十五日，会通过“市牛、羊、系 肉，恣餐竟日”或“大饼饵”的方式来填仓｡
河北张北地区，“美香供神，并在仓房米囤内，虔心祷祝，以冀仓神来临｡并于小填仓日蒸面碗，以验年景丰歉，有水则丰，无水则歉｡老填仓日蒸一切农具，以祷祝丰年”｡
河北赤城、怀来等地以“五谷增入困内”来填仓，冀东一带除祭祀仓神外，新嫁之女还会于当天归宁｡
就北方大部分地区而言“以灰画困”的填仓方式最为常见，数千年来，在农耕文明的主导下，农业的丰歉直接关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国家政权的稳定｡
对农业的重视使得中国各地的神祗信仰、坛墙设施、岁时节庆多与农业息息相关｡
龙抬头节作为仲春时节的第一个节日，又值春播前夕，自然承载了人们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憧憬｡
与引龙习俗不同的是，打灰困仅仅附带了期盼农业丰产的功能指向，其寓意更为明确｡
“二月二，龙抬头，大囤尖，小囤流”“青灰褶子圈连圈，圈套圈，大褶满，小褶流，今年又是大丰收”等民谣正是这种愿景的生动写照｡
“民以食为天｡”食物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能量来源，也是承载和表达各种文化观念的重要元素｡
在特定的语境下，各种食物根据不同的表意功能被区分为“镶灾”“祈愿”两种类型｡
“二月二”节俗食物多与该节日所宣扬的驱虫避害(镶灾)祈盼富贵(祈愿)的主旨有关｡
在北方多地，普食煎饼、春饼、年糕、炒豆等，东北地区吃猪头肉，部分地区还有吃鱼、龙须面、水饺的习俗，“二月二”食煎饼、年糕的习俗在明代的京畿地区甚为流行｡
《明宫史》载“二月初二日··----各家用黍面枣糕，以油煎之，或以面和稀，摊为煎饼，名曰“熏虫”｡
以煎饼熏虫的做法早在唐代或已出现，“刘禹锡《传信方》，治蛐蜒入耳，以麻油作煎饼，枕卧须臾，蛐蜒自出”｡
唐宋时期，各地还有“人日”(正月初七) 吃煎饼熏天的习俗，可见“二月二”食煎饼、炸年糕以熏虫实则出自食物本身的功能属性，是文化适应性的具体展现｡
此外，山东武城等地民众还认为“以黍面和枣为糕食之，则终年不伤热“，除了煎饼、年糕等面食外，陕西缓德、米脂及甘肃安定一带多食黄米馒头，称其为“咬蝇子(头)”，山西芮城地区吃油条，名曰“咬蝎尾”｡
这些地方所食之物明显受当地饮食文化影响，呈现出文化归属特性，但所蕴含的文化象征意义却并未脱离驱虫避害的主旨｡
炒豆同样是各地普遍食用的节俗食物，又被称作炒蝎豆、炒蝎子、炒蝎子爪、炒虫儿、炸臭虫点虫眼｡
山东潍县、掖县等地称炒豆为“报捷”，谐音“爆蝎”“爆蜇”(爆炒蝎子之意，“其意以为春雷始动，万蛰皆起，而此蛰(蜇)人之蝎子，亦将出蛰｡故吃黄豆，托名蝎子毒，谓吃尽其毒，可免为其所蛰也“｡
以黄豆来指代蝎子，或许是由于黄豆与蝎子前鳌、尾部形状相似的缘故，陕西府谷称炒豆为“咬蝇”，虽与邻近的米脂、绥德等县同名异物，但其所表达的文化诉求却并无二致｡
以上厌胜性食物所针对的害虫对象极为固定，这并非人们凭空设定，而是和仲春时节的物候及各地地域环境有关“燕少娱蛇，而蝎其为毒倍焉，少蚊，而蝇其为扰倍焉;蚤、虱之属，臭虫又倍焉｡”
人们希望通过食用这些害虫的替代物，来达到厌胜、趋避的效果｡
节俗活动的产生与衍变，既描述了人们对时空环境变迁的适应、调整的过程，也彰显了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多元性｡
通过对农历二月初二岁时节俗的深入剖析，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出该节日自唐宋至明清在南北方迥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也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文化变迁的一个新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