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食盐专卖，仍沿用专商引岸制。为确保专商引岸顺利推行，清代确立了盐产区与盐销区配套划分的政策。清疆域辽阔，产盐、食盐者皆众。依照规定，盐销区一旦划定，即与盐产区筑成固定关系。划界行销，盐商只可在规定盐场定额购盐以配运，配运亦需按规定路线转输，然后在规定引地范围内销售。违者即以私论，且买者与卖者同属违法。这就是清代盐产与销的基本模式。
盐销区的划分，较之明代有所变动，盐产区如两淮、广东、四川的盐销区有所扩大。此外，清代食盐运销呈现两种态势。其一，盐产区的食盐可行销数省；其二，一省之内可兼销多个产区之盐。
若依经济规律，一省同时行销多盐，任其自由交易，物美价廉者必胜之价高质劣者，盐商竞争的结果必然是食盐百姓得利。然而盐产区与盐销区的固定捆绑关系，在限制食盐自由供销的同时，也造成了食盐百姓不必要的重负。
且在划界之初，清廷非依便利运输、平衡产销为据对盐销区加以划分，强行划地行盐，地处边远的盐销区由于运盐里程甚远、运价高昂以致贫民无力购盐，加之禁止盐销区之间互销，遂出现舍近求远、取贵舍贱的食盐之态。而此病态症结所在，即朝廷首要关乎盐课而无所谓利民。
盐引，是盐商的运盐凭证。食盐行销之前，领引为先。官督商销体制之下，盐引多由总商统一领出，然后散商分认额引。盐商只有取得盐引，才可按引销盐。盐引之制，肇始于宋，具体于元，详于明，迄清而大备。
清廷入关伊始，即就盐引的刊发有所作为，除旧更新。盐引格式通常包括引盐量、行盐地、日期等内容，而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引单具体的印制内容各异。盐商请引之后，即照单配运和掣验。此过程各盐区也略有不同。
以淮南商人为例，首先持有引窝的商人需先向运司付纸硃银，相当于朝廷印制盐引的费用，后取得硃单，即纳纸硃银之凭证。此一项前提即盐商持有引窝，没有引窝的商人不具备这个资格。凭硃单，盐商须纳请单银，此为真正意义的盐课。
而盐商清单银纳毕会获得照单，持照单才可进盐场买盐。在场买盐，盐场有场管专门负责比对盐数与照单，且必须比对一致才可放盐出场。从盐场至行盐之地，一路仍要经过抽掣和巡检，以验证行盐手续是否合规。
沿运河至坝口，需经坝掣，由坝官称其盐斤，而后开船放行。途经桥掣抵扬关，需再经关验、所掣、改包。此时，运司方发与盐商以真正的盐引，盐商付之以一定呈纲银。官盐发往抵达盐销区前最后一次抽查，是由盐政主持的临江大掣，掣验完毕，即刻发往行盐之岸。如若引盐不由正路，非经以上程序，越过批验，不经官掣，则从私盐法论。
清代之所以对盐的运销规定如此之细，归根结底是为保盐课收入。清廷通过盐引配制，略作增减即可调控盐业经营。而影响清廷增减盐引的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人口与战争。一朝人口是否繁庶，会直接影响食盐需求量，从而影响盐销量；该朝用兵频繁与否、兵饷富足与否，也会影响国家对盐课的需要程度，进而影响盐引的派发。
清代几次增引多源于此。随之而来，隐患频频。迫于军费之急，强行派销盐量如果多于一方盐需求量，则会形成积引滞销、欠课疲敝之局。再者，盐官皆以增引增课为能事，盲目请引以为功绩，地方则忧于行销之难反对强派严销，朝廷较之结果以盐税为落点，支持增引，多为病民之策已。
上述现象无不表明，引额分配，过于偏重，实际上会增加销盐完课的困难程度，影响国家财政税收，依时易策才可利国利民。盐课，分为场课和引课。场课，或称灶课，课以产盐者，乃生产领域的课税。清代，场课名目甚为繁杂，不仅盐区之间各异，同盐区各盐场间也不尽相同。如两淮盐区灶课内含仓基、草荡折价、沙荡折价、砖池各款，山东盐区灶课包括灶丁、灶地、草荡、滩池等款。
盐课在古代历朝都是国家的经济命脉之一，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财政收入来源，清代盐课的征收程序十分繁琐复杂。然场课虽繁杂，兴废不一，沿自明代，却并未因清初盐灶的衰颓而减征。灶户在备受官府盘剥的同时，也遭受场商的剥削。
盐无余产，灶户则借贷于场商，重利之下灶户以盐抵债者甚繁，场商则坐享其利，兼之以盐。这是场课的一大弊病。引课，是针对盐的运销的课税，即流通领域的盐税。引课是盐课中的大项，可分正项和杂项两类。
我们一般所说引课，是指正项。承继明代的引额、引课规定，引额和引课是构成盐课收入的主要变量，换之以式，可表示为盐课总额=引额*引课+其他。在盐销环节，于运商而言，每次行盐必先履行完毕复杂的交税手续，然后才可运盐至口岸。
在规定期限内，盐商不能完缴盐课，欠五分以下者，以引窝变抵，欠六分以上者，著落引窝家产变抵。清初，征课为盐官之专责。一方面，盐课的征收效果如何，直接取决于盐官的执政能力。另一方面，盐官的考成结果如何，又直接与盐课的征收效果挂钩。
如康熙七年谕盐课关系紧要，必得廉干之员差遣，乃能严纠私贩，惠恤商民，疏通引法，以裕国课。基于此，历朝在征课上，都会采取一定的约束措施，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对盐官征课、奏销等方面的考成。此外，因盐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盐课富足与否也会受之影响。正所谓，课有多寡，如地利之有程限也，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