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默庵（1904年10月17日—2001年10月27日），湖南长沙人。

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退党。

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和北伐战争，1935年任驻闽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第十师中将师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陆军第十四军军长。

1938年转任第三十三军团军团长。

1940年任湘鄂赣边区总指挥，兼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

1941年底任陆军突击总队司令，后任十四、二十六、三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奉命主持浙东地区日军受降事宜。

1948年任长沙绥署副主任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积极参与湖南和平解放事业，随程潜做了一些长沙起义的筹备工作。

1949年夏，退出军政生涯并移居香港，坚决拒绝国民党要他去台湾的安排。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起义通电中将他列为领衔者之一。

1990年回祖国定居，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

任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常委。

1995年6月起任中国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

2001年10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1

出湖南长沙往北约50华里，到北山坪，有一片由20多个小的自然村落组成的村庄，由于都姓李，聚族而居，就叫北山李家。

那便是我的故乡。

北山李家，在我小的时候约有80余户，500多口人，居住分散，林深户疏，是极普通的农村。

在本世纪初，在全国无数个这样的普通农村，有无数的青年奋起，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可见当年的革命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影响是多么的广泛和深刻！

1904年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我出生在这个村里。

我的父亲叫李笠云，母亲王氏。

我家祖辈务农，没出过名人、官人。

父母生了我们四个儿子，我是老大，取名李宗白。

老二夭折，老三叫李宗青，老四叫李宗元。

自祖父到父亲这一辈，生活更是贫寒，因为无钱租佃别人的田地耕种，只好靠打短工和饲养家禽、家畜卖些钱度日。

我记得我自四五岁时起，便要上山打猪草。

家里养了十几口猪，猪饿得叫唤起来了，父母就督促我去打草。

北山村有一所完小，三位教书先生，算是村里的头面人物。

村里人对他们很敬重。

从大人们对教书先生敬重的表现中，我看到，读书是很庄重、很神圣的事情。

我稍大一些时，父母便用节衣缩食省下的一点积蓄，送我到完小读书。

走进课堂，我读书很用功，成绩一直很好。

就这样，上学读书，下学打猪草或是做些其他的农活。

童年，很快便在田野里、在书本上飞快地度过去了。

最为快活的，莫过于教书先生当着我的面夸奖我，说我聪明，好学，成绩优良。

我记得，面对先生的夸奖，我的父母常常喜滋滋地哈腰道谢，而我，扭身便再去读书或是做活。

北山村有我一位堂兄，叫李炳烈，在长沙教书。

每逢他回家来，都要鼓励指导我读书。

后来我才知道，他所在的学校是长沙闻名的贵族学校——楚怡学校。

他在学校当主任，主些事。

李炳烈见我聪明、好学，偏爱于我。

我读完初小，正当父母为我继续读书犯难之际，李炳烈找上门来，劝我父母让我到长沙去读高小。

父亲难为情地说："家里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哪有钱供他到城里念书啊！"

李炳烈说："就到楚怡学校，我帮助负担些学费。宗白聪慧不凡，日后定有出息，咱不能误了他的前程。"

就这样，有堂兄的资助和提携，我12岁那年，便告别父母，告别故乡，到长沙读书来了。

我就这样走出了北山李家。

2

湖南，地处中国的中心位置。

它背靠九省通衢的都会武汉，下俯两广，东临赣皖，西控云黔川。

出洞庭湖，沿江而下，可直奔江浙，出海口。

湖南又是鱼米之乡，有粤汉铁路纵贯湘东南，无论从地理环境还是交通位置上看，都格外重要。

因此，湖南，又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贾垂涎之所。

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企图盘踞湖南为制服两广的基础，南方军阀则以湖南为北进的要地，十数年间，南北对峙，湖南成了南来北往的军事要冲，遍地的司令在湖南招兵买马，扩张实力。

南军走了，北兵来了，南北军队你来我往，大肆横暴，杀掠奸淫，靡所不至。

南北军阀为保全实力，对外扩张，不惜勾结帝国主义，引狼入室，任其蚕食鲸吞。

而帝国主义依恃不平等条约，也争相勾结，扶植地方军阀，疯狂进行掠夺，肆意蹂躏百姓。

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生灵涂炭。

北山村距长沙不远，西邻粤汉铁路，靠近湘江，东有驿路通道，因而，不是遭兵匪践踏，便是遇灾民乞讨，民众称之为"兵灾"。

说起"兵灾"，我曾概括为三点：

一曰"逃兵"之苦。

军阀混战，南来北往，尤其是残败之部队，军纪极坏。

他们奸淫掳掠，无所不为。

每逢有军队经过，沿线百姓必逃入深地避难，谓之"逃兵"，也称"走兵"。

逃兵者扶老携幼，挽车挑担，号啕痛哭之声不绝于耳。

"逃兵"，造成房屋闲置，田地荒芜，生活无保障。

我们北山村，位于铁路、驿道夹缝之间，备受灾害。

二曰拉夫之苦。

军阀双方作战，必需兵丁、脚夫。

为充实兵员和运输能力，这些军阀便在街市、农村强拉壮丁。

凡逃避不及者很难幸免。

这些壮丁，多为一家之柱，一旦被军队拉走，时间长短、生命有无保障不说，撇下一家人，生活即陷绝境。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很普遍，景况甚是悲惨。

三曰逃荒之苦。

由于连年战乱，加上天灾，居民无法在本地生活，遂成群结队远走他乡，讨乞求生，谓之"逃荒"。

记得我十多岁时，亲眼见过好多次这样的逃荒者。

有一次，一队由湖北来的逃荒队伍，男女老少约有百余人，来到村上往进李家祠堂。

其领队的人挨家挨户乞讨，求得一宿两餐。

第二天整队而去，虽秩序井然，但愈发显得凄凉悲惨。

更有一些强征强讨的事情，免不了要大动干戈，两相残伤，惨不忍睹……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读书，是很艰难的。

我很珍惜学习条件，加倍用功。

每逢假期，回到家中依旧苦读。

在李炳烈的指导下，一个假期要背诵几十篇古诗文，打下了较好的文字基础。

但是楚怡学校是达官贵人子女读书的地方，条件是不错，学费也很昂贵。

堂兄李炳烈为我资助一些，也还要由家中负担一些。

1918年，我读完高小，自思不能再让堂兄和父母为我负担过多的学费，便想转入长沙乙种工业学校读书，早日学点技术，早日走向社会找份工作，独立谋生，奉养父母。

我转学后，学的是纺织。

谁知没几个月，"兵灾"来了，家中生活难以自保，也无能力负担我的学费，我不得不辍学，托人找到长沙的一家酒店当徒工。

这样，大概干了不到一年，"兵灾"过去，我家中生活安定下来，又有了正常的收入，我便又决心继续读书，遂考入长沙师范学校第二部。

从动荡的社会中，我看到教师的职业比较稳定，想早日成为一名教师，谋生养家。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书三年，到1923年底毕业。

恰在这时，广州革命政府派人来长沙秘密招生了。

3

我在长沙读书做工七年，也是受到湖南革命运动和进步思潮影响熏陶的七年。

清末以来，湖南有许多仁人志士为拯救中华民族英勇献身，顽强斗争，如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人，这在崇文尚武的湖南，有口皆碑。

在长沙，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团结革命青年，办刊物，搞学生运动，影响很大。

我记得有一次长沙学生集会，毛泽东进行演讲，我也赶去参加。

中间，军阀张敬尧派兵来扰乱会场，驱赶学生，学生们与军队展开了斗争，那场面很鼓舞人。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读书，也促使我萌生、滋长着济世救民的朴素愿望。

在黑暗的旧中国，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一次次革命，虽然屡遭挫折，但是在人民心目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许多青年把孙中山看作中国革命前途所在。

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革命政府，是众望所归的一面革命旗帜。

正当我在长沙师范学校毕业就要放寒假之际，同学中秘密传送着广东革命政府派人来招生的消息。

我觉得，投奔革命政府，参军救国不仅是谋生的出路，也是救国的义举，于是很积极地报了名。

来招生的是广州革命政府派来的李明灏，他是湖南人，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我们报名之后，被指派到长沙育才中学进行考试，科目有国文、数学、历史、地理四门，并有口试。

我由于学习成绩优良，口才也好，被录取了。

五六天后，又来到育才中学听李明灏训话。

他的讲话很有煽动性，介绍了广东的革命形势，鼓励我们积极投身军界，习武救国。

同时，也提到由于广东革命政府经济困难，拿不出钱来为大家提供盘缠，让我们自筹30元大洋，然后自由组合，于半月之内启程到广州，还告诉了我们路线怎么走。

被录取的学生群情亢奋。

陈赓、宋希濂等人很活跃，我很快结识了他们。

众人一商量，公推陈赓为领队，定于12月下旬某日出发。

事后，我赶回家中，向父母报知此事。

父母不反对，并积极为我筹措路费，把家中养的猪、鸡全卖掉了，又找人去借，凑足30元大洋。

那时的30元大洋不是个小数，我记得到了广州，除去食宿路费还剩下七八元。

按约好的时日，我们诸同学、朋友赶到长沙小关门火车站，会合后，买了火车票，下午5时启程，后半夜到了武昌。

我是第一次出远门，来到武昌，看武昌人早晨都是吃稀饭，而在湖南，一日三餐都是吃干粮，我还认为是武汉人生活拮据哩！

待问明情由，知道各地生活习惯有许多不同，不由泛起一股思乡之情。

我们在武汉住了两天，在紧靠江边的一家小旅馆下榻。

然后改乘英太古轮船公司的火轮，沿长江而下至上海。

为节省路费，我们买的是最便宜的四等舱船票。

火轮沿江而下，不几日到了上海。

我们又在黄浦江边的一家客栈住了几天，等船。

随后乘外轮到了香港，再由香港换船到了广州，住在越秀公园附近的华宁里。

不几日，长沙被录取的100多名学生，也相继到达。

那时，已经快要过春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