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顺帝统治后期，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宰相脱脱开河变钞的措施，更是激化了社会矛盾。白莲教徒韩山童、刘福通等人便抓住贾鲁开河的时机，利用独眼石人在颍州发动武装起义。刘福通所部红巾军发展迅速，仅仅几个月便众至十余万。

颍州首义后，天下豪杰群起响应，在北方的响应者，有徐州的芝麻李等和濠州郭子兴等人，尤其芝麻李等人以仅仅数人之力，就夺取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的战略要地徐州，顷刻之间便发展到十余万人马，对元朝构成很大的威胁。

南方的白莲教徒，也在教主彭莹玉的鼓动和领导下，抓住天下大乱的时机发动起义，并于至正十一年十月以徐寿辉为帝，在蕲水建立了与元朝势不两立的天完政权，随后便四处攻城略地，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当时的形势是不仅河南兵起、湖广、荆襄等地兵戈四起，连两淮亦骚动，当时的形势可以用时人余阙的余出入乱中，以观南方之民，或盗至而乱，或未至而迎降话来形容，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是天下大乱。

所谓乱世出英雄，这样的政治乱局为名闻乡里的察罕帖木儿，提供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察罕帖木儿等人认识到，在此时天下大乱的环境下，要想自保以及实现自身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夙愿，必须拥有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当红巾军起义爆发后不久，察罕帖木儿便率先在家乡组织地方武装——义兵。

元朝末年，元军的战斗力已不能和成吉思汗时期，以所向无敌著称的蒙古铁骑相提并论。当时的情形是朝廷失政，统兵者玩寇，区区小丑不能平；元朝末年的武备和军队，早已经荒驰不堪。

天下承平日久的环境导致元军军备废弛；加之军纪败坏导致战斗力极其低下，因此可以讲元朝末年，元军的军事力量达到了夫将之贤者，千百人中不获一二焉的程度。红巾起义爆发后，由于官军作战不力，致使元朝不三五年，自河以南，盗贼充斥。

红巾军起义爆发后元廷便积极出兵镇压，初期当刘福通等人率领的红巾军占领颍州后，连赫厮、秃赤率领的以素号精悍，善骑射著称于世的阿速军，即使在各路汉军的配合下，由于统兵将领根本无心作战；且赫厮贪生怕死，与红巾军对阵之时，元军未战先溃，使刘福通所部红巾军得以顺利攻城略地，很快便众至10万。

这说明在蒙古军之外，元朝统治者所长期仰赖的色目军也已经腐化，难堪大任。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卫王宽彻哥、知枢密院事老章等人也是如此无能，初战告捷便忘乎所以日夜沉溺酒色，使红巾军有机可乘，被劫营导致损兵折将。

作为御史大夫，和中书右丞相胞弟也先帖木儿更是无能，其统领三十余万精兵，且粮草充足，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本应大有作为，但由于其贪生怕死，导致几十万大军未战先溃，最后仅剩万余人。

即使贤相脱脱、太平也不免徇私枉法，如脱脱弟也先帖木儿临阵脱逃致使丧师失地，但由于其兄长的庇护，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而太平上书让其子也先忽都取辽阳，而也先忽都所迹不前，竟溃而归，逃回大都之后，反而被升官为翰林集贤学士。元廷如此赏罚不明，使元军士气更加低落。

官军腐败无能，元廷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允许各地募土人为军组建地方武装，并且免其差役，令讨贼自效。因此，地方武装便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察罕帖木儿义兵，正是在元廷的号召和鼓励之下组建起来的，并在日后征战生涯中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

士大夫阶层由官吏或有声望、有地位的知识分子组成。因此，即使是在野的士大夫，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是当地的实际统治者，是封建制度下政权和族权力量的体现者，同时也拥有较大的财产，在当地很有权势和声望。红巾起义爆发后，起义军为了吸收广大的农民群众加入其阵营，必然要对士大夫进行无情的打击。

由于元军早已腐朽不堪，地方驻军更甚。可见，当地官府根本无力维持地方秩序，以使广大士大夫免受红巾军的打击。因此，地方上的士大夫，迫切要求一个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出现，以维护统治秩序，保护自己的利益。

地方上的士大夫面对红巾军的残酷打击，必须想法自救，因此，他们为了自保，纷纷组织起地方武装——义兵，以镇压农民起义军。如歙县的罗旦，面对红巾军发展到当地的严峻形势，便教育子孙在此国难当头的重要时刻，理应忠君报国，以国事为重，于是招兵买马主动接受官府的节制，为国效力，纵然家竟以此荡毁也在所不惜。

察罕帖木儿幼笃学，尝应进士举，有时名，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是士大夫阶层的一份子，因此面对红巾军对士大夫的残酷打击，出于自保和维护当地的统治秩序的目的，率先组建地方武装，积极镇压红巾军。

色目人被蒙古人征服较早，后来随着蒙古人征服区域的扩大和民族的增加，蒙古人为了能够有效统治如此广阔的地域，和如此众多的民族，便笼络色目人为其效力，授予他们很多特权。所以，色目人在元代是和蒙古人一样，作为少数民族和征服者的双重角色来到中原的，二者的命运与蒙元政权是休戚与共的。

蒙古统治者为了维护蒙元政权的长治久安，实行四等人制。色目人的先辈本是被蒙古族征服的，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但是蒙古统治者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便把较早征服的色目人作为自己的同盟军，使其在政治、法律地位等方面享有诸多特权。在元朝的任官制度是所在官司辄以蒙古、色目人为之长。

很多色目人做到宰辅大臣，如元文宗在位时的权臣燕铁木儿；又元顺帝时曾颁布在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等实权部门，以及郡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的诏令；又科举取士制度规定，使色目人可以跟蒙古人一样，考取功名较汉人容易很多，可见元代色目人在科举仕进方面享受的优待。

察罕帖木儿祖籍北庭，元朝初年，曾祖阔阔台随军攻占河南，后来以探马赤军户在河南居住，并且其祖父乃蛮台、父阿鲁温两代都居住在河南，为颍州沈丘人士。因此，察罕帖木儿是数代居住在中原的色目人。在当时民族矛盾尖锐的形势下，察罕帖木儿深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其自身的利益和元朝的长治久安是休戚与共、密不可分的。

因此，察罕帖木儿在红巾军发展到河南，即将威胁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时，胸怀大志的察罕帖木儿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失，便率先在颍州沈丘组织地方武装义兵，积极参加到镇压红巾军的大洪流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