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夏天，全国多地发出限电通知，突然唤醒了中国人尘封已久的限电记忆。说起限电，现在 40 岁左右的人应该还能清楚地记得，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拉闸停电”对于广大城市家庭来说算是家常便饭。
那是中国能源形势最严峻的时期，一边是改革开放后，突飞猛进的工业、民生用电需求，另一边却是老旧落后的能源供应体系。为此，近 30 年来，中国分别在能源开采、发电设备、输电网络三个关键环节掀起了三次“能源革命”。而中国的能源产量也在革命之中，从 1980 年的世界第八，美国的 1/ 3；变成了 2019 年的世界第一，美国的 1.7 倍。在“不限电”这一看似简单，但实则宏伟的目标背后， 30 年里，我们的能源工业又经历了哪些困苦、汗水和传奇呢？
1992 年8月28 号是个星期五，北京市供电局员工唐松寒永远忘不了这一天。这天下午，唐松寒所在的单位接到华北电管局下达的紧急命令。因为电网负荷过载，电力供应不过来，北京需要拉闸限电。一个小时之后，北京 1, 000 多路电网被唐松寒的同事们断掉了765 路，相当于北京电网总负荷的三成。
全市大停电之后，供电局的电话铃声便如咒语般来袭，热线电话里有人告急，有人询问，当然还有更多的抱怨。电话那头有等着看电视节目的小朋友，更有医院里着急给病人做手术的大夫。这场史称 8·28 的北京大停电，一直持续到了夜里。仲夏夜，停电时间长了，有人家里冰箱里雪糕化了不说，连冻肉都馊了。
唐松寒下班回家后，也平白受到了街坊邻居的不少埋怨，人们纷纷质问他，你还是供电局的，怎么把自家的闸也拉了呢？至于他亲手带来的这场停电，还造成了哪些事故，唐松寒后来才知道。
90年代城里家庭
停电那一天，北京四大商场之一的隆福大厦建店40 年以来第一次断电，据估计，一天营业额损失就超过百万。而北京玻璃五厂等电等不来，只能忍痛把溶液倒掉……为了减少拉闸限电，当时的北京也是想出了不少招数，例如“错峰用电”，将不同区域的企业职工公休时间错开，周三崇文，周四宣武，周五西城。居委会大妈们则负责每日巡视街道，提醒居民们随手关灯。而要是谁家敢偷偷安装当时被视为“奢侈品”的空调，那一定会被大妈们批评为“不顾大局”，即便有空调的也不敢开。
30 年前的用电困难，硬是逼着一代中国人养成了节约用电的习惯。对比当时没日没夜开着空调和电灯的美国人，不禁让人倍感辛酸。不过，仅仅让居民节约用电是不够的，当时的北京还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工业城市，仅首钢及其配套的工厂，用电量就占到全北京的20%，工业用电更加重要，可是万万断不得的。作为重点城市的首都，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用电环境就更差了。
例如在四川，80 年代普遍实行每周“停三保四”制度，但依旧保不住每周用电四天。江苏则是“停二保五”，但实际上也保不了五天。而广州必须以高价用外汇向香港买电，但依然是停电频繁。当时全国除了西北、云南、广西之外，所有工业发达地区都是严重缺电。而在农村，很多农民甚至没有电力这个概念，直到 1989 年，农村电力入户率也只有不到80%，有电的地方一天也仅通电几个小时。为了解决用电问题， 1985 年到 1992 年，中国甚至实行了数年的“夏令时”制度。
当时由交通部工程师窦莘元提出，每年从4月中旬到9月中旬，时间调快一个小时，借此督促民众早睡早起，减少夜间生活时间和用电量。然而，夏令时在不习惯早睡的南方和西部地区也造成了不小的混乱。例如在广州，汽车司机们由于晚睡早起，疲劳驾驶，交通事故率上升了三成。而在中西部地区，学生们往往是每天天不亮就要爬起来上学，而放学时，太阳却是正在头顶。
千方百计遏制电力消费，终究不是长久之策，也不利于经济发展。解决中国的能源短缺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从提高能源供应下手，而能源供应的第一站就是燃料开采。中国的能源结构用一句话就可以总结：多煤、少油、缺气。自从 1877 年唐山开滦煤矿投产以来，煤炭一直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最高占比超过95%，至今仍有 60% 的比重。所以增加燃料开采必然绕不开煤炭这一关。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历了数轮五年规划，中国煤炭生产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从 1949 年的年产 3, 000 万吨上升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年产5亿吨。不过，相比于我国庞大的煤炭储量，煤炭开采受制于落后的开采设备，增产潜力还远远没有被激发出来。 1980 年，中国煤矿机械化率只有33%，也就是说 2/ 3 的煤矿是靠着工人们徒手挖出来的，和 100 年前没有什么区别。为了尽快满足我国的能源缺口， 80 年代中期，中国政府提出了“大矿大开，小矿放开，不要细水长流，而要有水快流”的观点。在“有水快流”的思想指导下，国家与民间一起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煤矿体制改革。
1983 年，煤炭部公布了《关于积极支持群众办矿的通知》，开始允许私人从事煤矿开采。 1985 年，煤炭行业学习农村改革，实施投入产出总承包政策。 1992 年又取消计划外价格限制，显露出市场经济的本色。 1995 年，煤矿试行现代化企业制度。 1998 年，国务院下放直属的煤炭企业，推进政企分开，在一系列体制改革的加持之下，煤炭企业生产动力大大增强。这一时期诞生的“五大露天煤矿"就是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
改革开放前，我国露天煤矿多是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开采工艺基本为铲车加铁路的组合。设备要从苏联及东欧国家进口。尽管露天煤矿开采成本低、效率高，但由于中苏交恶之后，煤矿设备更新困难，露天煤矿开发长期停滞。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用宝贵的外汇再度引入美国卡特彼勒、日本小松等外国公司，高价进口先进灵活的铲车加卡车的设备组合。同期甚至与美国能源公司合作办矿，露天煤矿事业才得以再度重启。
1987 年，作为中外合作项目的重点项目之一——平朔露天煤矿拿着”中外合作 001 号”营业执照正式投产，并一举摘得当年“世界最大露天煤矿”的桂冠。结果投产不到 4 年，世界煤炭行情不好，平朔煤矿的美国管理方选择退出。美国人走之前，破坏性地采掘煤层，使得整个煤矿项目面临夭折，但中国人不会服输。
美国人走后，国家将空出来的管理岗位全部换上了年轻大学生，结合这几年间煤矿工人积累下来的经验，硬是自己把煤矿撑了起来。有了平朔煤矿的运营经验，我国后续又自行设计了霍林河、伊敏河、元宝山、准格尔露天煤矿，与平朔煤矿一起并称为“五大露天煤矿”。每一座煤矿年产量均在 1, 500 万吨以上，至今仍在我国煤矿业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除了国营大矿突飞猛进之外，体制改革也让民间小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最火的时候，商店办煤矿，学校办煤矿，农民也办煤矿。一时间，全国煤矿数量最多高达 8 万多家。在这些小煤窑的背后，财大气粗的煤老板们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不可否认，在我国工业化的关键时期，特别是 2001 年”入世“之后，民营的小煤矿为我国的能源供应做出了卓越贡献。从 2001 年到2012 年，我国原煤年产量从不到 15 亿吨上涨至了近 40 亿吨，其中民营煤矿产量占到了 1/ 3，并支撑了我国年发电量从 1.5 万亿千瓦时，上涨到了5万亿千瓦时。同一时期，煤炭价格也从每吨 150 元上涨到了 500 元，与发电量涨幅惊人的一致，煤老板因此是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相比于国营大矿，民营小煤矿的效率低、污染大、安全风险高的缺点也暴露了出来。小煤窑开采一吨煤，损耗资源是大矿的 3 倍，工人死亡率则是大矿的 7 倍。特别是在隆冬时节，煤炭价格上涨，小煤窑为了利益而超负荷运转，导致矿难的现象更是屡禁不止。例如在煤炭大省山西， 2006 年供暖季前后的一个月内，就发生了 5 起小煤窑矿难，死亡 88 人。接连不断的矿难新闻，让政府和社会反思，”带血的煤矿“是否符合社会的根本利益。
恶劣环境下的煤矿工人
作为对”有水快流“的纠正，从 2007 年开始，国家推动煤炭企业”大并小“，从3万吨到6万吨再到9万吨，逐步淘汰私人小煤窑。 2011 年，山西年产 30 万吨以下的小煤窑全部被淘汰。低效落后的小煤窑关停之后，中国煤矿机械率提升到了98%，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也从世纪初的每年六七千人下降到了 2020 年的 200 余人，煤炭行业彻底告别了粗放式发展，进入平稳规范新时代。
然而，对于满足我国狂飙突进的能源需求来说，仅仅提高煤炭等燃料的供应还远远不够，在更加重要的电力领域，我国还处于十分落后的局面。而接下来中国的电力工程师们将在这一领域对西方发达国家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技术追赶，他们将讲述下一段团结奋进、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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