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劳动最早并不是由奈格里和哈特提出来的，但是他们对非物质劳动内涵的分析是较为全面的、也是不断发展的，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完善其内涵。在一定意义上非物质劳动的概念扩大了传统劳动概念的视阈，将劳动的领域扩展向符号劳动、交往劳动、情感劳动等形式，同时表现在劳动形式上占据主导性霸权地位，劳动过程逐渐渗透到生活中去，劳动时间变成了生命时间，形成了不稳定的劳动群体，劳动过程中主体的互动性和合作共享性不断增强。

一、非物质劳动的内涵

奈格里和哈特在不同的文本中多次对非物质劳动的内涵进行概括，从判断劳动向非物质劳动发展的趋势，到详细划分不同类型的非物质劳动，再到准确描述劳动的特征，使得非物质劳动的内涵不断深化和完整。

在《狄奥尼索斯的劳动》中，奈格里较早地关注到劳动发生了转变，发现劳动过程发生的变化以及劳动向非物质劳动的趋势发展，奈格里指出：“伴随工厂模式普遍化而来的是劳动过程的本性和特征方面的变化，更准确地说，我们社会中的劳动正在转向非物质劳动，即智力的、情感的、科技的劳动和半机械人的劳动。

日益复杂的劳动合作网络、关爱劳动融入生产领域以及劳动过程大范围的计算机化都是当前劳动本质的特征。”显然，奈格里他们窥探到伴随着工厂里的规训模式变成整个社会的控制模式而来的社会化非物质劳动的一些特质，此时的非物质劳动是一种趋势，其生产性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仍然附属于物质性劳动。

而且，这时奈格里和哈特对非物质劳动概念的界定并非十分清晰，仍然是一种现象的描述，但是他已经捕捉到劳动过程的变化以及典型的非物质劳动的发展趋势是情感性的和信息科技形式的劳动。

奈格里和哈特关于非物质劳动最细致的表述在《帝国》一书中，他们将非物质劳动再次细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出现在已被信息化和已经融汇了通信技术的一种大工业生产中，这种融汇的方式改造了生产过程自身。

生产被视为一种服务，生产耐用物品的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相混合并趋向非物质劳动。”这种非物质劳动形式是信息化技术对物质生产的改造，使得人服务于自动化机器的使用，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的那样，劳动活动“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此时劳动者只需要掌握操作使用电脑等机器终端设备的技能，这里的非物质性劳动就是为机器生产提供服务。奈格里和哈特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了这种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混合在一起的劳动，并指明了其发展趋势是非物质性的。“第二种非物质劳动带有分析和符号的任务，它一方面自身分解成为创造性和智能的控制，另一方面成为程序性的符号任务。”

这种形式的劳动生产创造性符号，主要涉及互联网行业、软件行业等方面从业者。“最后，第三种非物质劳动涉及情感和需要的生产和控制，并要求（虚拟的或实际的）人际交往，即身体模式上的劳动。这些就是成为全球经济的后现代化动力的三种劳动。”第三种劳动大多是服务业中涉及情感和关系需要的工作。

这里奈格里和哈特对非物质劳动的认识已经较为完善了，把握到了生产性非物质劳动的核心要素。奈格里和哈特在《诸众》中详细地描述了两种非物质劳动的过程和产品：“第一种形式主要指智力的或语言的劳动，譬如解决问题、符号的和分析的工作以及语言表达。这种非物质劳动生产观念、符号、代码、文本、语言形象、图像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产品。我们将非物质劳动的另一种主要形式称之为“情感劳动”。

与作为精神现象的情绪不同，情感既指涉肉体，也指涉精神。事实上，像快乐和悲伤这样的情感所揭示的，是整个人体组织中的生命状态，它既表征了肉体的某种状态，也表征了思维的某种模式。”奈格里和哈特这里指认了以语言、符号、观念、图像、代码等为要素的非物质劳动形式，再次强调了情感劳动是重要的非物质劳动形式。

非物质劳动在今天的地位就如同从前的物质劳动在工业资本主义刚刚开始的时候一样，当时它只占全球生产的一小部分，集中在世界的一小部分，但却占据霸权地位，影响着其他形式的劳动，表现为其他形式的劳动也变得工业化。

在非物质劳动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其他劳动也趋向于信息化、奈格里和哈特指出“我们的创新和创造能力总是大于我们的生产劳动生产率，即资本生产率。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认识到在生命政治剥削方面时间是无限的，因为它无法在固定的时间单位中量化，另一方面，资本从中提取的价值总是过高的，因为资本永远无法捕获所有的生命。”

因此，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必须修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与价值关系的概念。马克思提出了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对应数量关系：抽象劳动的某一时间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价值量。

马克思在《大纲》中分析，对象化在资本中的劳动时间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对象化在原料、工具和劳动力价格中的劳动时间。随着时代的变化，原料和工具的形态会发生变化，但价值构成不变。奈格里和哈特坚持认为，在非物质劳动过程中，以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时间三个组成部分来衡量价值构成的标准已经不再适用。

因为，非物质劳动情况下，原料和工具变得不再具有必要性，因为那些关于思想、语言、情感的非物质劳动较少地借助于除了身体（特别是人脑）以外的其他原料或工具。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关键一环的劳动时间在非物质劳动中也是难以计算的，对象化的过程发生在每一个时刻，整个生命时间都在对象化。更重要的是劳动时间不再是衡量非物质劳动成果的唯一要素，社会必要非物质劳动时间难以抽象出统一标准，因为人的源动力、创造性、灵感性、那种转瞬即逝的东西无法用时间的尺度来衡量。

所以，奈格里和哈特认为，资本在非物质劳动过程中最大限度的占有着时间，劳动所需要的时间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问题变得没有边界。

奈格里在《超越帝国》中将非物质劳动简单概括为四种形式：“在后福特和后工业时期，随着非物质劳动（比如智力劳动、情感劳动、关系劳动和语言劳动）成为价值创造的中心元素，资本积累改天换地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智力劳动和情感劳动前边已经提到，其中关系劳动或许是依托互联网平台的交往联络；

语言劳动可能是生产创造性语言、符号的劳动。在这里对非物质劳动作了进一步的细分，并突出了非物质劳动的价值创造，即越来越强的生产性。对非物质劳动的概念梳理为我们清晰地呈现它的模样，我们目前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奈格里和哈特关于非物质劳动的定义已经帮助理解这种新型劳动的存在状态，可以看出非物质劳动从一开始附属于物质劳动的形态到形成以情感、符码、交往为特征的劳动形式，越来越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劳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