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国家的诞生，一定程度上是对强邻诞生的回应。匈奴为了应对环境所建立的国家，建立的时机恰好在南方农业政权统-成帝国时期。而他们联合作战的原因，也是基于南方农业国家的事压力。

19世纪著名学者斯宾塞曾肯定战争对国家形成的作用，奥特本则指出战争所导致的集权化管理，他认为:“成功的战争要求高度的服从，即对首领。的顺从”并且“这种服从在非中央集权化的社会的军事组织中是广泛存在的。”

正是因为来自邻居的军事威胁，影响了匈奴内部各个民族，他们为了应对这一威胁， 改变了存策略，开始谋求组织部落联盟并避免同一生态各部落相争。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匈奴的首位单于为头曼单于，由各个部落民主推选。而当时正好是匈奴与秦帝国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机。头曼单于作为部落联盟主，很大程度上肩负着对秦作战，拯救部族的重任。

公元前221年,秦并六国后建立“万里长城”，试图将南方农业带与北方游牧带隔绝。这一事件使得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困难，游牧民族不得不开始尝试通过结群方式应对这一 事件所带来的资源环境的巨变。因此，可以推论，中国的统一和长城的建成对匈奴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两件事情唤醒了匈奴的团结意识，它催化了匈奴的部落联盟，并促使了联盟共主头曼单于确立他的统治地位。

而据历史记载，匈奴在秦帝国时期并不是最强的游牧民族，那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国匈奴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因此头曼单于利用质子制度将冒顿送去月氏，谋求联合。这一方面说明，长城以北游牧民族已经感受到了迫切的军事压力以谋求联合作战。

另一方面也说明，此时的头曼作为匈奴单于，基本得到周边民族的公认，而匈奴这一群体 也逐渐具有了一个得到内外共识的政治领导者。匈奴此时具有一个联盟共主，由于这一共主只负责军事作战，并且对部落的管控力不足，因此，尽管此时的匈奴已经开始具备贵族君主制国家的雏形，单于仍然不能视为一个君主。

在头曼儿子冒顿作为单于时期，单于的权力到达了巅峰，除了正式将世袭制度作为-种公认制度确认了下来以外，更授予了单于在匈奴的无上权威。其已然符合了“君主”的定义。冒顿，出生不详，据司马迁记载的关于冒顿的历史可知，他拥有一支只听从自己命令的亲兵，并利用其射杀名义上的统治者头曼。即“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并且，“ 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

而冒顿之所以能够这么做，除了其本身的联盟共主身份外，更多的是其高超的军事能力所带来的影响力。在冒顿的军事生涯中,除了击败汉高祖刘邦，签订了城下之盟以外，更是将北方匈奴周边的国家都击败了,奠定了匈奴版图的基础。即《史记》所记载的，冒顿“北服浑庚、屈射、丁零、甭昆、薪犁之国,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单于为贤。

匈奴从联合至国家的诞生，其目标便是在军事竞争中胜出，其附属的对内职能是镇压奴隶起义和征税。因此，它具有很强的军事色彩，军事战争在这一个政权中基本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文武不分、军政不分、兵民不分。”所有适龄都是骑兵，所有军事首长既是氏族首长也是其生产组织的领袖。“ 通过这样的组织关系(统治关系)，所有骑兵都随同他们进行无休止的掠夺战争”国一个围绕战争而高速运转的国家体系至此被创立起来。

就匈奴而言，无论是对外征服的掠夺性战争，还是防御外来侵犯之地的战争,都催化了国家制度形成。不同于农耕文明视土地为生产基础，匈奴传统的游牧经济特色表现为土地“公有私用”的制度。作为游牧民族的典型，匈奴的生产资料是畜群，并没有将土地占有放在战争的首要位置，其迁徙不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每一块停留地都只是暂时为集体所用。因此，匈奴军事制度所导致的军事贵族集权以及战争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对物资和人口的掠夺。

但是，匈奴自身的其他制度并不成熟，例如，它以“口头约束”为法律，其政权的税收职能是由过去联盟共主为了管理需要而每年一次举行议会并收取适当费用这一惯例演变而来的。更为严重的是，国家的公职人员没有俸禄，更没有国库一说，所有成员都是自己想办法获得经济收入。未成熟的其它制度和早熟的军事制度相碰撞的后果，是先于其他制度而率先成熟的军事制度随着时间而持续繁衍下去, 形成一个完善且排他的封闭结构。

这意味着,被抛弃的其他选项日渐变得无法获得，后期的能够采取的其他处理问题的方式被压制。尽管后来军事压力极度弱化，但受制于正反馈和短期的目标，不断发展并封闭的政治制度使得长期的军事目的扰乱匈奴的生产。

例如，潜在的生产人员投靠进私人队伍中进行军事训练。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兼职士兵更为紧促和频繁的军事训练。这些非生产因素的扩大和对生产的破坏使得消费比例逐渐扩大，社会惯性和路径的依赖性难以让国家消减庞大的军事开支，国家越是发展，大草原政治中心地带的花费就越大。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领们通过军事目的结合，将自身经济压力转交给作为进贡者的其他国家，因此“从进贡的资源中抽取税收的能力是内亚‘ 游牧型’国家的迫切需要，它成为了维护国家的单一政府结构所关注的压倒一切的问题。”而一旦采取这种形式解决经济压力并逐渐成型，匈奴的经济发展问题也被掩盖了，匈奴内部也就不会诞生改革的欲望，而是不断的依赖这种掠夺解决问题。

如果考察当时的技术背景，匈奴能够取得巨大的战争优势的背景原因是马匹的优先普及。在公元前200年冒顿单于以四十万骑兵围困刘邦之时，曾经以马匹的颜色编队”，马匹既是匈奴用于生产的工具，也是其战斗的主要工具。

匈奴人人都善骑马，并擅长一种骑射技术，而与之军事竞争的强邻，却极度缺乏马匹。中国从蒙恬时期直至汉高祖时期的几次反匈奴战争，都是由步兵和兵车组成。汉朝由于马匹的匮乏，难以在草原这一游牧者的主场取得军事优势而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进行贿赂并筑城防御，长期处于被“寇边”的被动状态。

因此，基于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匈奴成为了早期的“赢家”并不断地获得利益,匈奴的发展路径便逐渐封闭并定型，其路径越来越难以逆转。从后世的史料可以得知，匈奴政治组织十分松懈，被划为了基本的三分制，即单于管中部，左右贤王管左右。国家诞生后也不存在专门的公认的法典，所采用的基本都是早期的习惯法。而匈奴之后每次的领土扩展，都是增设一个封王，每次处理新事物，也是增加一个封王。

相比于汉朝依靠官僚解决问题，匈奴只是简单粗暴的以增加“诸侯”的方式进行。例如，狐鹿姑单于时期增设一个日逐王处理西域事宜，在左贤王之下、右贤王之上。虛闾权渠单于时期加封题王，单于授权与汉朝洽谈和亲事宜。叛将来投,加封王号，如东胡卢王卢绾、天王中行说、自次王赵信等，这些增设的所有“封王”基本上都是军事贵族，从这可看出其社会治理模式的单一。

综上所述，基于传统军事制度的影响，匈奴社会金字塔式的阶级结构是以军人为基石，单于领导作战，忽略对其他事务的管理。已经正式化的军事制度逐渐完善并封闭，社会成员均已无法逃离。社会内部不存在军人复原和军事贵族转行的现象，因为根本不存在专门化的其他部门，上层阶级中绝大部分都是军人，所有事物均由军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