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张学良释放，记者问他最敬佩谁，答：毛主席，周恩来和张作霖

1990年，在台湾阳明山上，一位93岁的老人终于重获自由。这位老人就是＂少帅＂张学良。当记者问及他这一生最敬佩的人是谁时，张学良毫不犹豫地说出了三个名字：毛主席、周恩来和张作霖。

这个答案让在场的记者们感到意外。要知道，张学良曾是国民党的重要将领，而毛主席和周总理却是共产党的领袖。更令人不解的是，他将自己的父亲张作霖与这两位一同列入。这三个看似毫无关联的名字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张学良为何会对这三人怀有如此深厚的敬意？

一、少帅的抉择之路

1927年，沈阳北陵附近的柏树林中，一声震天巨响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张作霖的专列在这里遭遇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的爆炸，这位叱咤风云的＂东北王＂就此陨落。当时年仅27岁的张学良，在这一刻肩负起了守卫东北的重任。

＂汉卿，你要记住，咱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人办事。＂这是张作霖生前常对张学良说的一句话。怀着父亲的这句遗言，张学良接过了东北军的大权。

在接掌东北军之初，张学良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当时的东北军将领中，不少人主张继续奉行张作霖生前的＂联日＂政策，但张学良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1928年12月29日，在沈阳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张学良庄重地宣布：＂今后，东北军将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这一决定震惊了整个中国。当天下午，沈阳城内万人空巷，市民们涌上街头，目睹这历史性的一幕。东北的天空中，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冉冉升起，取代了原有的五色旗。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东北易帜＂。

然而，易帜之后的道路并不平坦。1931年9月18日深夜，张学良正在北平养病。当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发动全面进攻时，这位东北的最高统帅却远在千里之外。

＂不抵抗命令＂的下达，成为了张学良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当年，他在北平得知沈阳失陷的消息时，曾连夜召开军事会议。然而，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他最终选择了服从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

失去东北后，张学良带领东北军南下，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段征程。在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国共内战给中国带来的创伤，也逐渐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产生了质疑。

1936年的西安，寒风凛冽。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轰动中外的＂西安事变＂。这次行动虽然促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但也让张学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这位意气风发的少帅开始了长达五十余年的囚禁生涯。

从沈阳到北平，从西安到台湾，张学良的人生轨迹随着国家的命运不断变迁。在这条充满坎坷的道路上，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也始终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

二、与周恩来的三次会面

1935年深秋，南京一处僻静的茶馆内，两个身份悬殊的人正在密谈。一位是执掌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另一位则是以＂吴志华＂化名前来的周恩来。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却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将军，我听说您也是张伯苓先生的学生？＂周恩来端起茶杯，以一个出人意料的话题打开了谈话的序幕。原来，两人竟是同出南开学堂，只是相差数年。这个偶然的发现让原本拘谨的谈话氛围顿时轻松起来。

＂张老师教导我要爱国忧民，现在想来，这句话对我影响至深。＂张学良说起了自己在南开的求学岁月。谈话从校园往事渐渐转向了国家命运，两人相谈甚欢，直至东方泛白。

第二次见面是在西安事变期间。1936年12月13日，作为中共代表的周恩来再次与张学良相见。此时的场景与一年前截然不同：张学良已经扣押了蒋介石，局势剑拔弩张。

在西安介绍所的谈判桌上，周恩来展现出了卓越的外交才能。当杨虎城等人主张处决蒋介石时，周恩来却提出了另一种解决方案：＂要顾全大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张学良对周恩来的主张深表赞同。在随后的谈判中，周恩来多次往返于西安与延安之间，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付出了巨大努力。最终，在周恩来的斡旋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落幕。

然而，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却是通过一封信。1990年，当张学良在台湾获释后，收到了一封辗转多年才送达的信。信是周恩来在生前写的，信中写道：＂后会有期＂。这简单的四个字，道尽了两人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

这封信的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原来，早在1972年，周恩来就打算在适当的时候争取让张学良获释。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张学良虽然犯了错误，但他在历史上是有功的。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没有全民族抗战的局面。＂

在张学良被软禁期间，周恩来一直在关注着他的境况。每逢有台湾来的客人，周恩来都会询问张学良的近况。1975年周恩来去世时，还惦记着这位老友，特意留下这封＂后会有期＂的信。

三次会面，跨越半个世纪。从南京的茶馆密谈，到西安事变的危局斡旋，再到最后一封穿越时空的书信，周恩来在张学良生命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获得自由后，张学良会将周恩来列为自己最敬佩的人之一。

三、对毛主席的由敌生敬

1934年，四川北部的山区里，一支东北军小分队正在执行搜索任务。这是奉命参与＂围剿＂红军的张学良部队。当他们找到一处刚被红军撤离的营地时，只见地上散落着几张草书写就的标语：＂亲爱的东北军弟兄们，我们都是抗日的战士，何必自相残杀？＂这些标语正是出自毛主席的手笔。

这一幕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此之前，他曾多次听闻毛主席的事迹，但真正对这位共产党领袖生出敬意，还要从亲眼目睹红军长征说起。

在一次追击中，张学良的部队发现了一支红军小分队的踪迹。当他们循着足迹追至一处悬崖边时，只见悬崖下的湍急河流中漂浮着几具红军战士的遗体。这些战士宁可跳崖，也要为大部队争取突围时间。

＂这样的军队，究竟是什么样的领袖才能带出来？＂张学良在战报中写下了这句话。此后，他开始秘密收集关于毛主席和红军的情报。他得知，在长征途中，毛主席每天都和战士们一起行军，过草地时也和大家一样只能啃草根。

1935年底，一份特殊的情报送到了张学良的案头。这是一份记录红军过草地的详细报告。报告中提到，当时红军已经断粮多日，毛主席下令将仅存的几匹战马宰杀充饥。其中有一匹是毛主席的坐骑，但他坚持要和战士们一起步行。

而更让张学良钦佩的是毛主席的战略眼光。1936年，当张学良在西安谋划劝谏蒋介石时，毛主席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个历史机遇。他派周恩来前往谈判，并提出了＂逼蒋抗日＂的策略，这与张学良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西安事变后，毛主席对张学良的评价也颇为中肯：＂张学良虽然一度参与了围剿红军，但他最终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爱国的人。＂这段评价直到多年后才传到张学良耳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长征结束后，毛主席曾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谈到张学良。他说：＂红军长征时，张学良的部队虽然也参与了追击，但他们从未像其他部队那样对我们赶尽杀绝。这说明张将军在那时就已经在思考国家的前途了。＂

1990年张学良获释后，谈起长征路上对他的影响时说：＂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毛主席能够带领红军完成长征，这不仅需要非凡的军事才能，更需要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如果是我，在那种情况下，带着手底下的兵去长征，那些兵早就逃走了。＂

晚年的张学良还常常回忆起一个细节：在西安事变期间，当他派人向延安通报情况时，毛主席立即派出了周恩来前来斡旋。这个决定既显示了毛主席的政治智慧，也体现了他对民族大义的坚持。＂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民族领袖应有的胸怀，＂张学良在一次回忆中这样说道。

四、父亲张作霖的精神遗产

1919年的一个清晨，奉天城外的帅府内，张作霖正在查阅军务报告。年轻的张学良推门而入，手里拿着一份《时事新报》。这份报告详细记载了五四运动的消息，张学良想要询问父亲的看法。张作霖放下手中的公文，对儿子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汉卿，一个人活着，既要对得起头上的天，也要对得起脚下的土。＂

这样的场景在帅府经常可见。作为＂东北王＂的张作霖，虽然出身草莽，但对儿子的教育却极为重视。他常对张学良说：＂做人要正，做事要公。＂这些朴实的话语，在张学良日后的人生轨迹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1922年，张学良率部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这是他第一次独立带兵，结果却打了败仗。消息传回奉天时，张作霖立即命令军中的一位参谋给儿子算了一卦。这位向来不信鬼神的东北王，竟然亲自跪在参谋面前，只为求得儿子平安的消息。

这件事后来被张学良知道，令他十分感动。但张作霖并未因此对儿子格外开恩。相反，在军事会议上，他严厉批评了张学良的指挥失误：＂打仗是要死人的，但要死得其所。你的失误让弟兄们白白牺牲，这比败仗更让我痛心。＂

张作霖的为国抱负也在点点滴滴中传递给了儿子。1927年，日本关东军代表来访，提出要在东北增设铁路。张作霖当着张学良的面严词拒绝：＂东北的土地是中国的土地，一寸也不能让。＂这番话深深印在了张学良的脑海中。

然而，张作霖的坚持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性结局。1928年6月4日，在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的皇姑屯事件中，这位叱咤风云的东北王魂断异乡。临终前，他留下了最后一句话：＂告诉汉卿，东北的天是中国的天，地是中国的地。＂

张作霖去世后，他的书房被完整保留下来。书桌上摆放着一本《资治通鉴》，里面夹着他亲笔所写的批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本书后来被张学良带在身边，直到被软禁期间仍然时常翻阅。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曾在日记中写道：＂父亲曾说，做人要有担当。今日国难当头，我若袖手旁观，何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这段话透露出父亲对他的影响之深。

在张学良漫长的软禁岁月里，他始终珍藏着父亲的一方印章。这方印章刻着＂忠孝传家＂四字，是张作霖在他20岁生日时所赠。每当提起这方印章，张学良总会说起父亲教导他的那句话：＂忠是对国家的忠，孝是对父母的孝，两者不可偏废。＂

张作霖虽然生前未曾接受过正规教育，但他对国家民族的朴素情感，对是非善恶的明确判断，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张学良。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张学良的重大抉择上，更体现在他对民族大义的坚持中。

五、历史给出的答案

1990年，台湾阳明山上的一场采访，让93岁的张学良道出了影响他一生的三个名字。这三个名字背后，是他大半生的人生轨迹，更是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缩影。

一位从东北走向全国的军阀之子，一位由反共将领转变为促进国共合作的关键人物，张学良的人生选择印证了历史的必然。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常常提起这三个对他影响至深的人物。

1991年春天，一位历史学者前去拜访张学良。谈话间，张学良说起了一件往事。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他曾收到父亲生前的一位老部下送来的家书。信中回忆了张作霖临终前的嘱托：＂中国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办。＂这封信成为了他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同年秋天，另一位访客向张学良询问，为何对周恩来如此推崇。张学良回忆道，在西安事变期间，正是周恩来的远见卓识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内战。＂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谈判家，更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张学良这样评价道。

至于对毛主席的敬重，则源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1935年，张学良的部队在四川追击红军时，缴获了一份红军的作战日记。日记中详细记载了红军在长征途中如何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份日记让张学良对毛主席的领导能力有了全新的认识。

1992年，一位美国记者专程来访，请张学良谈谈这三位对他影响至深的人物有什么共同点。张学良的回答很简单：＂他们都把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

在张学良被软禁的漫长岁月里，这三个人的形象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中。父亲张作霖教会他家国情怀，周恩来展现给他政治智慧，而毛主席则让他见识到了坚定的革命意志。

2001年，张学良在夏威夷的最后时光里，一位老朋友前去探望。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时，张学良说：＂我这一生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但最重要的是我始终没有辜负父亲的教诲，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也没有辜负毛主席对我的信任。＂

这三个名字，串联起了张学良的一生，也串联起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历史脉络。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从漫长囚禁到最终获释，张学良的人生轨迹印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在大历史的洪流中，一个人的选择往往显得微不足道。但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选择，汇聚成了历史的潮流。张学良对这三个人的敬重，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更是那个时代留给后人的一个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