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是一名退休教师，但如果没有恢复高考制度，估计我要做一辈子“小铜匠”。

“铜匠”是我老家对从事配钥匙修锁、换钢精锅底等等手艺人的称呼，估计不同地区叫法不一样吧。

我做铜匠可以说是无师自通，也没拜过师，就是从小跟着我父亲瞎鼓捣，潜移默化中学来的。

说起我父亲，那也是一把辛酸泪，他年轻时在一所高校教书，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被划为右派，然后就回到老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父亲个头至少有1米75，但很清瘦，在我印象中他苍白的脸上仿佛常年没有血丝。

试想从一个羽扇纶巾的文人，一下子回到乡下挑大粪，他内心怎么能平衡？

不仅如此，父亲还常常遭受身边人的白眼。尤其是那个跟我们家一向不和的生产队长，经常把脏活累活分给我父亲干。

有一次生产队组织男劳力去镇上挑棉籽饼回来喂牛。那时候别说拖拉机没有，连板车都没有，全靠这些人用扁担往回挑，步行往返60多里地。

因为家里就我父母干活打口粮，我们哥仨全是“饭装子”，所以一天三顿饭至少两顿都是稀的，一碗稀饭两趟厕所一跑，啥也不剩了！

但父亲瘪着肚子也得去啊，要不队长不给工分。

谁知道那天队长再次使坏，他给别人一头放5块棉籽饼，却偏偏让我父亲一头挑6块。

老话讲：远路无轻担。加上父亲饥肠辘辘，哪里能走动？

可队长偏偏就盯着我父亲，就想看他出洋相。

在一行人路过一口水塘旁边，父亲把担子挑到一棵树荫下，准备喘口气歇歇，顺便去洗把脸再抄口水喝。

就在父亲弯腰用双手捧水的时候，队长对准父亲臀部，狠狠的踢了一脚，嘴里笑骂道：“你就是‘懒驴上磨屎尿多’！”

因为是趁其不备，父亲一头栽进水里，引来旁边一阵“哈哈”大笑！可怜的父亲欲哭无泪，只好穿着一身湿淋淋的衣服，咬紧牙关继续挑棉籽饼往家赶。

可能是气急攻心吧，加上穿湿衣服着凉的缘故，父亲回来后一下子病倒了！

后来还是同行的一位好心人向书记做了汇报，书记把队长找过去狠批了一顿。

书记说：“你是不是太过分啦？公报私仇吧？读书人气性大，万一他一下子想不开，做了傻事，他家那娘几个谁养活？做人要善良，缺德事不能干！”

打那以后，队长嚣张气焰收敛了许多，父亲日子也好过不少。

父亲当年虽然身份尴尬，但街坊四邻都知道他是读书人有学问。

那时候谁家有外地亲人来信了，都要跑大半个村过来，找父亲念给他们听，念完以后，父亲还得提笔帮着写回信。

除此之外，谁家门锁坏了，父亲坐在那不大会儿就帮着修好了；盖房用石灰放线打地基，都要把父亲喊到场计算他们才放心。

总之，父亲在村民们中口碑很好，所以没人太为难他。

因为父亲内秀，我们家许多东西修修补补都是父亲来完成，包括写字用的钢笔，下雨用的油布伞，等等。

总之，这些东西经过父亲的手，马上焕然一新。

都说“一娘养九子，九子各不同”。我家弟兄三个，我是老小，上面是两个哥哥。

我两个哥哥性子急，有些粗枝大叶，让他们干力气活行，可细活比较手拙。

因此他俩常常被父亲骂作“棒槌”，咋教都不会的笨蛋。但对于我，父亲却欣赏有加，夸我聪明，学啥像啥。

小时候我们没有玩具，除了木头做的小手枪，就是打麻雀的弹弓。我哪怕捡一块木匠做活的边角料，用菜刀也能把“手枪”做的有模有样。

至于弹弓那就更简单了，从树上劈一个树杈，我都能让弹弓精致到极点。因此，我凭借着心灵手巧，在那帮同龄孩子中也算是“小头目”。

父亲有肝病，后来身体越来越瓤，有次他不无担忧地对我说：“三宝，老话讲‘学个猪头疯，好过扬子江’，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啊，你还是学门手艺吧，随便是木匠还是瓦匠都行。”

但初中毕业后的我还忙着到生产队挣工分呢，所以我对父亲说：“我配钥匙、修锁吧，这个比木匠瓦匠好学，全凭手巧，关键也轻松干净。”

当时父亲不置可否，换句话说他也没精力管我了，那时的他已经病入膏肓。

不久，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父亲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

那一年我18岁。

父亲在世时不觉得他有多大能力，可一旦不在了，家里似乎失去了定海神针。

那时候大哥刚结婚，娶的是一个天生有点歪脖子的残疾姑娘。

大哥结婚不久就分家出去另过了，因为还有二哥和我两个光棍呢。

二哥念到小学毕业就回来帮生产队放牛了，因为长的高高大大，后来跟同村一个叫红英的姑娘好上了。

但红英家也是穷得叮当响，姐弟5个还没有妈妈，就靠父亲把他们一手拉扯大。

红英没上过学，又是家中的大姐，所以她父亲从内心不想她远嫁。虽然我们家穷，可我二哥有一身力气，将来离得近，指望大女儿的事情多着呢。

就这样，母亲后来举债把二嫂红英娶回家。

和大哥一样，二哥婚后也另起炉灶了，这时候就剩我和母亲娘俩，住在三间低矮的土坯房内。

我们大队是由三个村组成的，比较落后，每年冬闲只要上面不通知出工“扒河”修水利，那就是去地里磨洋工，其余时间就是一群人在太阳底下“蹲墙根”唠嗑。

我一看这样浑浑噩噩的活着不是事，于是自己在家用木板钉了两只木箱，用两根麻绳固定四个角，做了一副简单的货郎挑。里面有我收集来的一串废弃钥匙，还有用来补铁盆沙眼的铝丝以及一些工具。

母亲望着我苦笑道：“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敢去出担子？”

我抱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回答道：“反正又不要本钱，在家不也是‘撑墙根’嘛，假如到哪家帮着做个活，说不定能混顿饭吃呢。”

母亲相信我的适应能力，所以就由着我去了，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刚开始那几天每天早上母亲都会在稀饭锅上给我蒸一碗米饭，这样扛饿。毕竟我不敢保证到哪个村真能混到饭吃。

或许是穷日子过得、把人也过得小气吧。记得有一个老篾匠经常到我们村帮人修修补补。可我发现他每天中饭口时肯定没生意做。但午饭点一过，就有人送竹篮、稻箩等活让他做了。

刚开始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对母亲说：“我们村人就是‘一窝蜂’，老篾匠闲了一上午没人找他干活，吃完午饭都来了，有时候一下午都忙不过来。”

母亲闻听意味深长的说道：“嗨，不就是为了省那一碗饭嘛。”

我一听才知道，原来如此啊，试想，如果到中饭口里，不招呼匠人吃饭不合适；让吃吧，自家锅里就损失一碗米饭，那时候一个米粒掉到桌子上，恨不得都要捡起来搁到嘴里，当年粮食就是那么金贵。

我挑着担子在附近几个村庄转过几趟，一开始确实有些不好意思，但时间长了，很多人就认识了，他们围着我看我干活，并且交头接耳的介绍，提起我父亲的名字。

当然，我十有八九那顿午饭是混不到口的。没办法，我一般忍到下午3、4点钟就一路往回走，锅里有母亲给我留着饭呢，有时候是一碗米饭，有时候是烀熟的南瓜、红薯之类的。

通过一段时间的走村串巷，我觉得我还要多学几门技术，多备些材料，这样业务范围广一些。

后来通过一个好心人的介绍，我去了一趟县城，采购了修伞、修水笔的小零件，又进了各种型号的铝锅底。通过摸排，我掌握到了规律，不再到处流动揽生意了，而是把自己在固定时间里，固定在某个地点，这样就通过人们口口相传，有活很容易就能找到我。

而那个“大本营”和老根据地，就是我曾经读书的学校大门口。

我当年读小学时就在本村，上初中后就去相距7里多地的洪村。

洪村跟我们属于一个公社、但不是一个大队，我两年初中就是在那读完的。

所以看我在学校门口出摊，好几个当年的任课老师都跟我打招呼。其中就数教我语文的郭老师对我格外热情。

郭老师跟我父亲认识，但后来各自求学就分开了，再后来父亲那个样子，估计两人没有交集。

可每次郭老师提起我父亲，都夸赞说他是个人才，只可惜造化弄人，最后郁郁而终。

只要看我闲着坐在学校门口发呆时，郭老师就会给我拿过来一本书，或者一张报纸让我解闷。

有天上午郭老师给我揽了不少活，有两把伞，还有一只钢精锅漏了要换底。

我粗略看看，一上午估计差不多，只要有活我就开心，怎么着也能换几角钱收入的。

郭老师把这些交到我手里时，还一再强调说，活一定要细，那个刘大妈是个讲究人，粗糙了她看不上，再让你返工就麻烦了！

我满口答应保证完成任务。

就在我叮叮当当换钢精锅底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拍了拍我肩膀，我抬头一看，是一个面容慈祥的老大妈。

只听她笑着问道：“小师傅，钢精锅中午能修好吗？”

我一听，就想到老人家肯定就是郭老师说的那个刘大妈了，于是就告诉她没问题，肯定不耽误她做午饭。

果然像郭老师说的那样，刘大妈生怕我活做的不仔细，还特意端着一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看。而且她还向我介绍说，这只锅是哪年她儿子从城里带回来的，又是如何用坏了的，等等。

反正不管刘大妈咋说，我认真干就行了，大概有个把钟头吧，总算完活了，刘大妈拿起钢精锅，迎着光亮照了又照，又用手无数次摸索着，看看衔接的光不光滑。

我告诉刘大妈说，放心吧，这只换了底的钢精锅再用三五年没问题。

可能是对我做的活很满意吧，那天中午刘大妈给我端来一大海碗饭菜。

我一看不好意思地推让说太多了，吃不完。

谁知道刘大妈假装生气道：“20多岁的大小伙子，这点饭吃不下去？你别跟我客气了！赶紧趁热吃吧！你放心，手工钱该收多少收多少，一分不少给你！”

被刘大妈这么一说，我就更加不好意思了！但也红着脸，把那一大碗饭菜全吃了。

那天我只象征性的收了刘大妈一点成本费，但刘大妈临走硬是往我木箱里又扔了5角钱。

从此后，只要村里谁家有家什需要修补，刘大妈就帮着介绍过来，即便不给她家修东西，她也会时不时的给我送午饭过来。

我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

结果刘大妈说，在外做手艺不容易，吃不上好的，但至少能吃饱。

有好几次我临收工才去给刘大妈家送空饭碗，慢慢的就跟刘大妈的小女儿玉芬熟识了。

玉芬身材不胖不瘦，长得匀称，鹅蛋型的脸上有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笑起来还有两只好看的小梨涡。

尤其是她那两条又粗又长的乌黑辫子，就像后来李春波歌中唱的“小芳”。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血气方刚的我当然不例外，即便没事，我也会挑着铜匠担子到刘大妈家门口转一转，就是想看玉芬一眼。

但凭我自己当时的条件，我暗骂自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我这样的，拿什么去爱心仪的姑娘？

所以我把那份感情深深的埋在心底，丝毫不敢表露出来。

或许是年纪相仿有共同语言吧，玉芬有空也会拿着针线活，坐在我旁边的小板凳那纳鞋底，我也能看出来玉芬对我有好感。

可她越是这样，我越要把控住自己，想着家里除了那三间抬头蹭帽沿的土坯房，还有就是快到花甲之年的老母亲，我没有任何吸引人的资本，娶谁，就会害了谁。

当然我没放弃努力，想着凭自己双手慢慢改变困境，至于能不能获得心爱的姑娘，那就看缘分了！

可接下来有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大概在78年6月份的某天，我刚把铜匠摊子支好，郭老师兴冲冲的来到我跟前，对我说：“蔡成昌，你可以报名参加7月份考试，赶紧回去抽空看看书。”

我一听不好意思的说：“郭老师，我当年学的恐怕都还给你们了！丢下书本这么多年，哪里还记得住哦，”

郭老师用严肃的语气对我说：“你不要妄自菲薄，我相信你，试试吧，回头我给你找几本书复习复习。”

就这样，我跟同村的李明康一起跟队长请了假，大概也就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吧，我在忐忑不安中走进考场。

真是应了那句话：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临时抱佛脚居然还成功了！

在发榜的那天，我使劲的搜了搜眼睛，再次确定其中果真有我的名字。

或许有人会怀疑：你一个右派的儿子，政审怎么可能通过？

但那时候没那么严了，我拿着大队开的介绍信，一路绿灯通过了体检和政审，不久我被当地一所中师录取。

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第一时间跑去给郭老师报喜，当然，我最想看到的还是玉芬。

那时候我也是24岁的人了，在农村要不是家里条件不行，早就结婚了，以前自惭形秽感觉配不上玉芬，但今非昔比，往后我好歹也是吃商品粮的人了！

想到这我加快了步伐，我要跟玉芬分享喜悦，我要让她等我三年毕业后娶她！

从郭老师那告辞后，我又去了玉芬家。

看着我欣喜若狂的模样，刘大妈一家也由衷地替我高兴。我对刘大妈说：“大妈，这么多年就觉得您做的饭菜最香！”

说完，我深情地看了一眼玉芬，瞬间，玉芬满脸羞红，也含情脉脉的看了看我，随即低下头。

大妈是何等聪明的老人啊，把我和玉芬的“互动”尽收眼底。接着她一语双关的对我说：“好，喜欢吃我做的饭那还不简单，往后把我接到你家去做！”

担心夜长梦多，我迫不及待的让母亲找媒人，跟玉芬订了亲。

就这样，中师毕业后我主动要求分到洪村中学教书，学校分了我一间宿舍，我只花了十多块钱，给玉芬买了一身嫁衣，就热热闹闹将她娶回家了！

从此后，我时不时就能吃上老岳母做的可口饭菜，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我和玉芬的儿子基本就是岳母一手带大的。

大概在我考上中专的第二年吧，父亲落实了政策，后来母亲每月能拿到上面发放的一笔钱，这也算是对父亲在天之灵的告慰。

如今，双方老人都已作古，而我和玉芬也是古稀老人了，过着含饴弄孙、幸福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