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赴日本驻汉口领事馆宴会，午后在专用轮渡码头准备返回武昌时，突然窜出一名持枪刺客，向其连开数枪。杨永泰因击中要害，当场气息奄奄，随后咽气而亡，此事在国民党军政各界引起强烈震动。

听闻杨永泰遇刺身亡后，蒋介石勃然大怒，急电当地政府治丧公葬，并严饬军警穷究凶犯，依法严惩。蒋介石之所以会那么重视杨永泰，是因为他是自己的首席智囊。对于他，蒋介石甚至以“当代卧龙”称之。

杨永泰遇刺身亡，在当时普遍被认为是国民党内部派系内斗的结果，直到解放后，有知情者披露了杨永泰被刺真相.....

杨永泰，字畅卿，1885年生于广东高州茂名县。幼年父母双亡，由祖母代为抚养，后过继给伯父为兼桃子。嗣母性格贤淑，且粗通文墨，会背几首古诗，便成为他的启蒙老师。

杨永泰7岁入私塾，常对答如流，天资聪颖过人，乡里称其为“神童”。12岁应县学试，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不久科举制度废除，新式学校兴起，当时茂名大户人家多惧于社会动荡，不许子弟远游。

他的嗣母独具高见，毅然将他送往省城广州，就读于广雅书院。广雅书院不仅旧学颇负盛名，而且较早受到西方新思潮的冲击。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思潮风起云涌，杨永泰深为此而陶醉，他刚满14岁，在班上年龄最小，却热衷集会请愿，并被推为代表与校方谈判，以机警灵活、能言善变为众所瞩目。后广雅书院解散，杨永泰北上考取北京大学法律系。

在京虽以很多时间广为交游，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是当时该系“四杰”之一。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诞生，国内出现了党派林立、形势一新的政治局面，这为大学毕业的杨永泰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契机。

他经过多方奔走努力，先当选为广东省议会议员，又获选为国会议员，年未弱冠，成为民国初年国会很活跃的人物。

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纷纷组织政党，以便争取国会多数议席，组成责任内阁，左右政治局势。

杨永泰有感于缺乏团体背景，无力参加竞争，于是与李根源、谷钟秀、张耀曾、周善培等组成政学会，宣言以研究政治学术为职志，各方人士参加者不少。不久即演变为政学系，推岑春煊为首领，杨永泰与李根源负责实际工作。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利用资产阶级的软弱涣散和国民党与进步党之间的矛盾，破坏责任内阁，镇压革命党人，由排斥异己，独裁专制，走向封建帝制。

1913年刺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于上海沪宁车站，国民党人李烈钧、黄兴分别于江西、南京起兵反袁，但很快在北洋军阀优势兵力进攻下失败。

杨永泰在国会，谴责袁世凯的独裁专制行为，为维护进步的民主共和制奔走呼号。

当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时，杨永泰与邹鲁、叶夏声等群起抨击抗议，并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与许多议员南下赴沪策划反袁。

1915年底，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题，正式宣布复辟帝制。

秘密潜回昆明的原云南都督蔡锷，联合唐继尧于12月25日起兵反袁。

杨永泰在上海默观讨袁形势、深感云南地处边陲，兵力有限，所兴虽是正义之师，也难于同北洋军阀的优势力量对垒。必须使全国各派讨袁力量，结成广泛的联合战线，配合强大的政治攻势，才能推翻洪宪帝制。

为此他和李根源积极与国民党温和派取得联系，并在香港会见了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决定摒弃前嫌，讨袁护国，共同策动两广响应云南的讨袁战争。

这样既可避免护国军腹背受敌，又可以两广雄厚物力财力长期支持同北洋军阀的战争。为此，杨永泰先派人游说广东的龙济光。

龙济光昧于功名利禄，不识时务，竟派其兄龙觐光入桂攻滇。在这种情况下，杨永泰便专向陆荣廷陈说。

陆荣廷对梁启超颇为崇拜，在梁氏入桂后，将龙觐光缴械，宣布独立反袁。

广西独立，使护国讨袁形势为之一变，蔡锷挥师反攻，北洋军阀内部开始分裂，许多省份发生动摇。

为壮大讨袁力量，杨永泰陪同岑春煊由沪南下，坐镇肇庆，成立两广都司令部，杨永泰为财政厅长。

两广都司令部的成立，无异于继云贵起义后又一座火山爆发，袁世凯惊慌失措，在帝国主义列强频繁警告和北洋军阀内部冯国璋等人挟迫下，被迫取消帝制，但仍幻想占据大总统之位，以便卷土重来。

为逼迫袁世凯退位，西南各方成立了统一讨袁力量的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蔡锷、刘显世、陆荣廷等人为抚军，遥尊黎元洪为大总统，通电中外盛赞民主政体，坚持主张袁世凯退位。

杨永泰积极参予了这一活动。6月3日，袁世凯穷途末路，在愤惧交并中死去。黎元洪宣布继任大总统，恢复共和制和《临时约法》。军务院撤销，杨永泰又北上参与国事。

推翻洪宪帝制之役，杨永泰初露锋芒，为维护进步的民主共和制贡献了力量。

1917年秋，北京代总统冯国璋，又非法解散国会，孙中山为维护《临时约法》，率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杨永泰也在其列。

不久，孙中山因受地方实力派排挤，离粤赴沪，杨永泰则留任广东财政厅长，不久又出任广东省长。

杨永泰自青年时代，就有经国治民的抱负。自任广东省长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锐意地方建设，决定拆广州城垣，拓建马路，以实现交通的现代化，工程尚未着手，即招来一片异议，粤籍名流唐绍仪、梁士诒等，也通电表示反对。

杨永泰不为所动，以军警护助民工拆迁，工程半年完成，市内交通大大改善，市民无不称便。许多人转而不能不佩服杨永泰的理政才能。

但不久随着桂系失势，他也不得不离粤赴沪，旋东渡赴日闭门读书，夜以继日，穷思苦虑，探讨中国建设和改良问题，写成许多计划方案；并考察民初政局演变的前因后果，写成《中国民主政治》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结束，随着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时任外交总长的黄郛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但黄郛与冯玉祥不睦，乃思荐贤自代。

他对蒋介石说：“海内有奇才杨畅卿先生，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凡吾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吾还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蒋介石对此十分重视，立即约见了杨永泰。

由于杨早年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洞悉政治法律原理，又久历官场，富有实际经验，善于推度统治者的心理，所以与蒋介石晤谈多次，指陈内外大势，洋洋万言，条理清晰，见解精辟。

其内谋真正统一，然后全力对外的主张，与蒋介石安内攘外之意不谋而合。故视杨为奇才，决意破格起用，虽然杨永泰既非黄埔，又非浙江同乡，而且对打下蒋家王朝这座江山几乎没有任何功劳。

出乎意料的是，杨永泰并不那么急于出山，而是再三逊谢，表示中国问题困难艰巨，恐以己之才不足以担此重任，而误大事。这一副半推半就之态，更对蒋介石产生了迷人的魅力，自以为遇杨永泰，乃如当年刘玄德得孔明，便以三顾茅庐的劲头，亲加催促劝慰，终于使杨永泰就任幕僚长之职。

蒋介石初以宾师之礼待之，事无巨细，必商之而后行，言听计从，一时左右无人可比。两人常彻夜长谈，毫无倦意。

此后，在蒋家王朝中逐渐形成以杨永泰、张辟、熊式辉等中心人物的政治派系，人称新政学系。杨永泰从此也开始进入政治生涯权倾一时的巅峰期。

1930年4月，蕴育已久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一中原大战爆发。杨永泰作为蒋介石重要谋臣，运筹帷幄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一方面协助蒋介石调兵遣将，实施陆上作战为主，伴以空军协同的战术，以形成威慑力量；同时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拉拢取观望之势的东北军张学良。

在蒋军逐渐取得军事优势时，张终于发出拥蒋通电，派兵入关，而结束了中原大战。这场大战，使西北军一豚不起，晋军龟缩山西，各地方军阀再无力与蒋介石争雄天下，不得不承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

新军阀混战，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武装割据创造了有利条件。

到1930年底，全国工农红军已拥有中央、闽、浙、赣等大片根据地和10万多人。

蒋介石对此早巳如芒在背，坐如针毡。因此中原大战一结束，便亲赴南昌，特设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行营，布置对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军事“围剿”，杨永泰作为首席智囊也随同参与戎机。

当时蒋介石总揽党、政、军大权，每天急待其批阅的公文盈案累牍，蒋日夜批阅尚积压甚多，为此深感苦恼。

杨永泰睹此情形，便先阅来文，用十至百字写出概要，并拟定上、中、下三个批答办法附于公文之上，供蒋介石选择。

由于他头脑敏捷，长于才学文章，概括言简意赅，拟议颇具才智，不仅减轻了蒋介石的负担，也提供了许多军政大计，1932年蒋便任其为行营秘书长。

杨永泰从此也抱定“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精勤不息，协助蒋介石处理军政事务。

从1931年开始，国民党先后发动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均被中国工农红军所粉碎。蒋介石焦虑万分，常夜不安眠，绕室徘徊，杨永泰睡于外室，闻蒋起身便进去陪伴，绞尽脑汁，磋商策划，共渡愁夜。

杨永泰认真研究了根据地发展的历史，向蒋介石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匪”方针，被蒋所采纳。

为配合军事“围剿”号，保证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杨永泰以行营秘书长身份，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

在政治上，他常引用胡林翼“吏治不振，则民生无依，虽日杀千贼，毋补大局”之语，教育国民党军政官员，“剿匪”不能专靠军事，政治不改革，“匪灭可以复生；改革政治，必须在肃清吏治上下功夫。

他先后在鄂豫皖三省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颁布行政专员公署组织条例，凡新任督察专员，无论何等要人推荐，必经他亲自考核后方能任职。并暗加察访，不称职者立即撤掉。

在基层，为加强对人民的控制，颁发保甲条例，实行连保连坐。杨永泰目睹地方以党代政弊端严重，致使政出多门，令杂如毛失去效力，便亲自主持制定了“整理地方党务纲要”，规定各级地方党部，不得过问政事，应专负训练，指导民众之责。

“纲要”公布后，国民党长江流域七省党部群起攻击杨永泰阴谋毁党篡权，野心昭著，杨不为其所动，立令执行。

杨永泰深感弥漫国民党上上下下的敷衍塞责之风，严令部下应兴利除弊，有所作为，惩罚奖赏，也以此为准则。

这些措施虽然不可能使腐败透顶的国民党起死回生，但对整顿吏治、收实人心，多少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经济上，杨永泰认为如能解决百姓匮乏之虞，“对党国的向心力自然加强”，所以主持颁布了《农村金融救济方案》，敦促实施，但这显然是画饼充饥，无济于事。

在思想上，杨永泰为配合军事进攻，向蒋介石献议发起了“新生活运动”。

他认为春秋管子治齐，有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说，红军和根据地之所以坐大，除了“共匪煽动”，吏治不佳，还与“人心风俗之颓败”有关。所以“剿匪”要“攻心为上，易俗为归”。

不久，蒋介石便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杨永泰连续为其起草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纲要》等演说稿，通过国民党宣传机器，大造社会舆论，使这一运动推向全国。

“新生活运动”是以中国传统道德儒家的礼义廉耻为基础，又揉进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精神文明，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中国半殖民地特有的产物。

虽然这次运动实际收效不大，连蒋介石本人也深感失望，但在麻痹人民意志方面，还是起了一定作用。

1934年10月，杨永泰陪同蒋介石在枯岭召开鄂豫皖等五省主席和“剿匪”部队军长以上会议。决定乘红军严重军事失利，以江西零都、会昌、瑞金、兴国为中心目标，撤下庞大的包围圈，以期彻底消灭红军。

会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以距苏区300华里的周围为起点，步步缩小，向苏区推进。由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占了统治地位，实行了错误的战略方针，结果红军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国民党占领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大肆宣扬“剿匪”的胜利。

杨永泰向蒋介石指出，红军虽已元气大伤，外患已日益严重。

日本自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已蚕食华北，并有灭亡中国的野心。一旦中日战争爆发，“天府之国”必为陪都和大后方，而四川一直是地方军队割据称雄，表面服从中央，实似独立王国，所以应撤销南昌行营，改设重庆行营，指挥追剿军，借以使“国军”进入四川。

蒋介石采纳了这一建议，当红军进入川黔，川军告急时，与刘湘协议，组织督军团，使国民党势力开始深入四川，并于1935年设立重庆行营，以刘湘主持四川军政事务。

蒋介石在前方围追堵截红军，杨永泰以秘书长身份坐镇行营，协助刘湘整理地方事务，控制局势。

四川多年战乱频仍，各种地钞多如牛毛，造成金融混乱，影响市场流通，百姓叫苦不迭。杨永泰与刘湘商洽收回地钞，发行7000万元公债，以解燃眉之急。

杨永泰以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名义，电南京立法院，从速通过善后公债条例，以稳定四川的财政，作为老资格的政客，杨永泰在调解蒋介石和刘湘的关系方面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相安无事。

杨永泰任行营秘书长期间，权倾朝野，煊赫一时，高朋满座，宾客盈门。所有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须经杨先行过目，然后呈蒋；军政要人来南昌见蒋，也须经杨永泰批准安排。

既红得有些发紫，便不能不引起蒋家王朝其他要人显贵，特别是以“家里人”自居的C.C.派的极大妒视。

为达到清君侧的目的，陈果夫等人在蒋介石面前以攻击、要挟等手段，必欲去之而后快。

“围剿”时因屡打败仗，蒋介石常迁怒部下，轻者训斥处分，重者置之死地。杨永泰对蒋常加劝解，并私自扣下不少判处将领死刑的“手令”，待其怒消后便挽救回来。尽管如此，许多受害者仍疑系杨永泰挑唆蒋介石所为。

秘书陈方为替杨永泰辩白，不得不出示蒋介石“手令”，以说明真相。杨永泰知道后，疾言厉色对陈说，让他们怨恨我好了，中国没有杨某毫无关系，却不能没有委员长，他是全国领袖，威望不可损伤，作为幕僚长就是要替长官任劳任怨，而不能功则自居，过则推诿。表现出对蒋介石一片忠心。

蒋介石也知其忠诚，才能干练，但若在用他而招致众多亲信的不满，便觉得不合算了。

当时南昌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成立，便对杨永泰表示请他去任秘书长之职，杨永泰聪明过人，直接说出了自已遭谗才至于此，并明确表示当此时刻，决不离开委员长左右。

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让他继续留任。

1932年夏，南昌飞机场发生大火，烧毁机场和飞机多架。行营调查科科长邓文仪秉承C.C.派旨意，调查后宣布系因事故造成。

杨永泰对这一结论十分怀疑，与戴笠联合再度进行秘密侦破，查出系一场重大纵火案，主犯为航空署长徐培根。

徐培根盗用公款，套购黄金，亏空无法弥补，遂放火烧机场以销毁账目。徐培根伏法，邓文仪被撤消所有职务，C.C.派怒不可遏，纠集不满杨永泰的所有势力，群起而攻之。

蒋介石为缓和矛盾，1934年终于发布了杨永泰为湖北省主席的任命。当时许多人以为这是杨失宠的信号，其实调开杨永泰固然是为了平息许多亲信的不满所采取的措施，但调其主鄂也非闲赋。

这不仅因为武汉为南北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旦中日战争爆发，南京失守，便可能成为战时首都；而且湖北省主席，并非一般军政大员可以得手，杨永泰前任的张群，后任陈诚，都可以说是蒋介石的心腹，所以杨永泰主鄂，是蒋介石政治棋盘上的一着。

但杨永泰颇为愤懑，迟迟没有赴任。湖北驻军将领上官云相等，早闻杨永泰之凌厉，也反对他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蒋介石命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专程至南京劝驾，杨永泰才赴武汉就职。

在湖北，杨永泰依照国民党“管、教、养、卫”四大原则，清理县区乡政制，训练行政人员，清查户口，编练保甲，进一步加强了法西斯专制统治。

为加强对青少年的精神麻醉，他在武汉市中小学教职员会议上说，中国能救不能救，要看教育办得好不好，如教育不良，一切都枉费心机。教师应教如何做人做事，不能只教人读书；如只在文字上教读，不从实务上着手，这种教育为死教育，不能救国，而且误国，甚至亡国。

在市政建设上，他盲目吸收主粤建广州城的经验，标榜要建设新武昌，拆房修路，装璜门面，致使许多市民居无住处，而且不久便毁于战火之中。

杨永泰对农业比较重视。为了调剂民生，主持兴办了金水农场，占地数百万亩，横跨嘉、渔、蒲、沂四县，用新的耕作方法，种植杂粮棉花。

湖北水患频仍，襄河失修更加严重，杨永泰主持修建了钟祥水闸，即能导流灌溉，又减少了水灾。

他有感于武汉为京粤路中心，因长江天堑，交通不便，影响商品流通和交通运输，所以准备修建长江大铁桥，起自武昌蛇山，止于汉口龟山，使京粤路畅通无阻。

他还参照清代曾国藩、胡林翼的办法，在农村编练民兵，使之成为反共反人民的武装力量。

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赴日本驻汉口领事馆宴会，午后在汉口江汉关省政府专用轮渡码头准备返回武昌时，窜出一个刺客，向其连开数枪，随后向附近花楼小巷狂逃。

因击中要害，杨永泰当场气息奄奄，左右询其遗嘱，他说：“吾早知必有今日，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夫复何恨?所可惜者，有志未逮，国祸方长耳”，言毕死去，时年51岁。

杨永泰被刺，在国民党军政各界引起强烈震动。蒋介石急电当地政府治丧公葬，并严饬军警穷究凶犯，依法严惩。

不久秘密侦查厅即宣布刺杨案巳破，凶手陈燮起(真名谭戎轩)，系受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刘庐隐指使，刘已在上海被捕获(后判10年徒刑)。

但当时国民党军政界上层，多是从派系斗争的角度去理解杨永泰之死的，因此对这个结论表示极大的怀疑。

解放后，原国民党两湖监察使高一涵和军统原云南站站长沈醉，先后披露了杨永泰被刺真相。

杨永泰被刺杀，是陈立夫“中统”特务组织勾结军统所为，并以嫁祸于人的手法了结了这一大案。

原来在杨永泰上任不久，他就曾宣传抗日必亡，本人又极为亲日，这也让C.C.派抓住机会大肆宣传。

当时时局之下，杨永泰成为众矢之的，即便是视他为肱骨之臣的蒋介石也不敢在明面上支持，只得下令彻查谣言的真伪。

杨永泰后来仍与日本人勾结，这又进一步加大了民众对他的意见。“中统”侦听电台曾破译了日本汉口领事馆拍回国内的电报，报告日方将宴请杨永泰，杨表示日本在中国一切事情，他可以完全负责。

至于是席间酒后夸口，还是本无其事，当属疑案。但“中统”将电报分别抄送蒋介石和陈立夫。陈立夫拍案大怒，不禁重新勾起旧日妒火和仇恨，遂作出了刺杀杨永泰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