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瑶

1942年，刘少奇由华中到山东视察工作，与罗荣桓等人合影留念。左起：黎玉、周长胜、刘少奇、陈光、萧华、梁兴初、罗荣桓等

1942年2月4日，毛泽东致电准备返回延安的刘少奇：“兹将朱瑞、罗荣桓二同志争论电二件转发你处。朱罗相互不满，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中央未予解决。朱的毛病在浮。你经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

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到的“为时已久”的争论发生在1940年至1942之间。产生这一争论的原因有二。

一方面，产生这一分歧和争论同在延安的中央军委和在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对山东用人的问题上意见尚未统一，尚需进一步磨合有重要关系。

另外，产生这一分歧也由于朱瑞、罗荣桓经历、性格上的差异，导致对当时的形势，观察问题的角度，处理问题的作风有所不同。罗荣桓性格比较内向，处事比较低调，朱瑞知识面较宽，比较熟悉马列主义理论，但是缺乏基层工作经验。

朱瑞、罗荣桓产生分歧和争论主要在两个阶段：

1940年7月至10月

在对1940年山东形势的估计上，朱瑞认为八路军同日伪军已经处于相持状态，同国民党军相比，则已取得初步优势。罗荣桓认为八路军对日伪军仍处于劣势，对国民党军也没有取得优势。8月20日，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9月间，朱德、彭德怀命令115师和山东纵队“大肆破击津浦线、胶济线及陇海线东段，扩大战果”。罗荣桓认为，在山东发动百团大战条件不成熟。朱瑞认为，可以发动“百连大战”。115师和山东纵队都为铁路破袭战作了准备。但10月29日，朱德、彭德怀致电陈光、朱瑞、罗荣桓，并报中央军委：“十月初对津浦、胶济、陇海段之大破袭战需要充分准备。同时，陇海、津浦似正在运转兵力，故大破袭战应以推迟至十月底十一月间为宜。”此后，因情况变化，山东虽然也曾破袭铁路，但大破袭战未进行。

朱瑞从对形势的乐观估计出发，从1940年7月26日至8月6日，在青驼寺主持召开了山东省国大代表复选大会，山东省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山东省临时参议会成立大会，山东省工、农、青、妇、文化界代表大会及山东各界救国联合总会成立大会的联合大会。一时间，工作显得很有气势。罗荣桓认为，在敌后应把主要精力用于深入群众，建设根据地，不必过于张扬。他未出席这些会议。

朱瑞此时对罗荣桓的表现不满。他认为应坚持集总和北方局原定方案，以统一山东的领导。9月8日，朱瑞就山东统一领导问题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陈光、罗荣桓：“对外对统战均以1纵及徐、朱名义出现，过去均如此。”此时，徐向前已返回延安。10日，朱瑞致电陈光、罗荣桓并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杨尚昆：“我即去天宝山。”“统一山东党政军民领导之具体事项待会后再定。”

9月底至10月中旬，罗荣桓在桃峪主持115师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期间，朱瑞一面致电集总，反映115师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一面在桃峪会议上发言，认为115师除卫生工作外无甚进步，如要进步需要前面有人拽，后面有人推，云云。据梁必业回忆，此时集总也来电，对115师领导提出严厉批评。但很快又来电报说：“前电作废。”10月13日，在攻克天宝山叛军廉德三部盘踞的南大顶后，出于对叛军杀害战友的义愤，个别干部枪杀俘虏，酿成“南大顶事件”。此事反映到会议上引起一片哗然。会议一时形成倒罗的气氛。

10月14日，罗荣桓致电集总并报毛泽东、王稼祥、谭政：“（一）115师领导无能已极严重，集总、北局指示全部是事实，已在检讨中。（二）今后为了统一山东军政领导与加强115师，建议以1纵徐、朱兼115师师长、政委，陈光同志可任副师长，萧华任政治部主任。（三）关于我个人工作，由于政治上学习太落于人后，要有一个严重的转变，是否可能容许我再学习一时期或调其他地区作部分工作，这是我向党第一次提出个人要求。”

同日，朱瑞致电中央军委、集总、北方局，报告桃峪会议情况，认为115师在整军、建设根据地工作上处处落后松懈，这是由于作风过左，缺乏安心长期打算、组织领导软弱所致。电报认为，彻底消除一部分支旅干部对领导失望的心情是115师思想教育的中心一环。他建议：（一）军政委员会与分局应集体领导；（二）统一指挥山纵，陈、罗感觉抓不开，决定以军政委员会名义指挥；（三）115师帮助山纵计划另讨论，山纵原则是自力更生；（四）陈、罗最好给予休养。

18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王稼祥的名义致电陈光、罗荣桓、萧华：“（一）总部对你们部队中存在着错误的指出是正确的，你们现已注意纠正，今后应注意检查。另一方面115师有极大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

罗荣桓和朱瑞这一次分歧遂告一段落，但双方意见并没有统一。

山东抗日战争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1941年1月，日军大本营陆军总部制订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对国民党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强调打击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集中其侵华兵力的75%和全部伪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连续的“蚕食”“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山东抗日战争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11月2日，日军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纠集3个师团和1个旅团的主力加一部分伪军共5万人，对沂蒙山区突然发动多路多梯队的大“扫荡”。4日，日军偷袭驻马牧池的山东纵队机关。山纵机关分散突围转移至南墙峪，又遭日伪军合击，经激战，山纵机关转移至新泰西南的石莱一带。5日，日军从临沂、费县、大平邑、蒙阴、沂水、莒县出动2万余人，动用7架飞机、10辆坦克和数十门大炮，兵分11路，向青驼寺、孙祖、留田地区合围，并在沂河河阳、葛沟设伏，企图消灭山东八路军指挥机关。入夜，罗荣桓指挥115师师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工会机关共2000余人，不费一枪一弹，巧过日军3道封锁线，从日伪军重围的空隙钻了出去。

此时，在沂蒙山已经没有主力部队。日伪军“施行分区合围，‘抉剔清剿’的办法，到处搜索、捕杀抗日军政人员及八路军伤病员，所经之地，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军还到处安炮楼、修公路，四处派出‘宣抚班’，把老百姓赶到一处，在枪口下开大会，组织伪政权”。朱瑞的夫人陈若克，被俘时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她在日军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于12月26日，连同怀抱的婴儿惨遭日军杀害。

由于村、乡基层群众工作没有认真开展，没有认真进行减租减息，群众没有从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一些乡村政权还掌握在地主手中。在日伪军疯狂推行“三光”政策和建立伪政权的形势下，沂蒙山有变天的危险。

罗荣桓和朱瑞、陈光商量后，决定除将分局、师部和战工会部分干部转移到滨海区以外，罗荣桓、朱瑞、陈光率师指挥所和特务营、特务连重返沂蒙区，同当地人民一起坚持反“扫荡”斗争。

进入沂蒙区后，罗荣桓深感日伪破坏非常严重，19日致电中央军委并集总：“敌对沂蒙地区‘扫荡’一开始，即使我党政民工作表现涣散消沉，群众悲观，有部分部队走到失望。山纵指挥机关连遭合击，大部分人员失散，1旅各团指挥联络不上，电台掉了，不能立即恢复，党（组织）自区委、专署以下均找不到，所有地方武装不是损失，即是随山纵主力他转，或插枪消散，大批干部流离躲避……”

1940年，罗荣桓 （二排右四）、朱瑞 （前排右一）、梁必业 （二排右三）、李作鹏（二排右五）、赵镈 （二排右六）、萧华 （二排右八）等在桃峪会议期间合影

12月28日，历时50余天的沂蒙反“扫荡”结束。12月30日，罗荣桓和陈光向山东分局建议彻底改变作风。建议说：115师师部已全部于滨海区集结休整，此间工作表现松懈麻痹。当“扫荡”到来时，又呈慌乱现象。鲁南还醉迷于冗长重叠的会议，进行空泛的讨论，毫不具体解决问题。请由分局向山东全党提出最中心的任务是彻底改变作风，切实依靠群众展开民兵运动与敌伪工作，多给以具体方法，迅速实行精兵简政。

1942年1月22日，罗荣桓、陈光、陈士榘致电集总并报中央军委，报告了沂蒙山反“扫荡”的总结。罗荣桓等人的意见主要有：

一、认为分局领导对敌后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严重性认识不够，对山东的特殊性认识不够。山东是敌顽我三种势力三角斗争地区，想一下谁消灭谁都是不可能的。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存在和平麻痹思想。比如集合所有剧团在敌人炮火射程内举行一个多月公演。

二、没有切实发动群众，着重抓减租减息，使群众得到实际利益，从而衷心拥护共产党。忽视建立和巩固人民武装，全部工作是有脱离武装斗争的现象，没有武装不去发动，有了武装不去掌握，没有基干群众武装，未发动基本群众，组织其进行斗争。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不接地气。表现为在反“扫荡”中“没有有计划地派出大批干部去加强对群众武装和反‘扫荡’的掌握”，“在匆忙中派出的干部要群众放哨、送饭、探消息，不仅不领导群众，反而加重了群众的麻烦”。

三、“机关庞大，周转不灵”，工作作风“不切实，不深入，铺张场面，形式主义”。首长脱离机关便不能工作，机关工作脱离战争。比如作一些冗长、无关现实斗争的报告和论文。对此次反“扫荡”受到的损失，有人强调客观原因，认为是敌情过于严重造成的。罗荣桓等人认为有些是不应有的损失。

1942年2月11日，毛泽东继2月4日致电刘少奇后，又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给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刘少奇的电报：“你们之间的争论，中央派少奇同志去山东和你们商讨解决，请你们先准备总结山东工作的必要材料。”

3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解决山东领导问题分别致电刘少奇、朱瑞、115师和山东纵队。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系统地介绍了山东情况和领导干部之间意见分歧的主要内容。给朱瑞的电报中，在肯定朱在山东工作的成绩的同时，指出了其领导上的弱点，主要是对中央指示没有认真讨论，给中央和北方局的电报“常常是空洞的一般的决定，反映不出具体情况”，“还存在粗枝大叶的作风”。电报中希望他以身作则地检查山东的全盘工作，以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一致去加强山东全党的团结一致。

在给陈光、罗荣桓的电报中指出：“山东的军事统一指挥，是要你们来负责的。为了实现军事上的统一领导，提高你们自己的威信，团结115师与山纵，消灭山东领导方面的不团结现象，你们必须以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首先检查自己、责备自己。”希望“站在大哥的地位去帮助和诱导山纵”。在给山纵的电报中，希望山纵领导“要有责己严责人宽的精神”，“深刻进行自我检讨”。

4月上旬，刘少奇来到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所在地滨海区临沭县朱樊村，随即同朱瑞谈话三天三夜，同罗荣桓、陈光谈话一天一夜，同黎玉谈话一天，听取了主动向他反映情况的各部门干部的意见，仔细翻阅了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的文件以及山东分局的党刊《斗争生活》和党报《大众日报》。

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4月26日，刘少奇召集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在会上作了报告。与会者均发表了意见，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对过去山东工作的批评及提出的今后任务。

刘少奇在报告中肯定了山东坚持敌后抗战取得的成绩：建立和发展了十万人的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展了游击战争，给日伪以大的打击。在反顽斗争中取得很大胜利，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发展了大批党员，训练了一批干部，初步组织了基本群众，并增援了华中新四军。由此使党在山东站稳了脚跟，造成了长期坚持山东抗战的条件，使山东成为华北和华中两个战略区的枢纽。

刘少奇指出：“但我们的工作中存在严重的缺点，就是我们在山东本来可能取得某种一般的优势，但没有取得，因而不能不使我今天处于劣势被动的两面作战的困难地位。”其原因主要是基本群众没有普遍深入地发动，尤其是没有开展减租减息，改善群众生活。在统战中过分强调中间力量。党内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作风。自以为有优势、有领导权，对形势逆转的可能和困难估计不足，军事上没有统一、明确和坚定的战略方针与部署，多为被动应付。

刘少奇分析了当时山东各方力量的对比。他说：山东境内共有日军3.3万人，伪军8万余人，合计11万余人；国民党军约13万人，其中反共的就有8.5万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共11.1万人，其中主力部队5.5万人。但我方主力分布在一个狭长地带，中间还被日伪军的据点和公路多处隔断。整个山东的“力量对比为敌占优势，顽军次之，而我则处于第三”。他严肃指出：“目前山东敌我友处于一种极复杂的长期三角斗争的相持局面中，谁也不能爽快解决问题。但我如果善于应付，可能争取若干好转；如应付不善，并犯错误，则我将发生更大的困难，并要濒于危险。”他还说，对于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如果不改，就要送一块匾，上面写上四个字：“机会主义”。显然，这是为了促进山东改进工作的一种尖锐的说法。实际上，山东领导人特别是主要负责人朱瑞认真并多次作了自我批评，改正了缺点和错误。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曾明确指出：山东当时的错误不要说成是机会主义错误。

与会者对报告进行了讨论，进行了自我批评，彼此思想见了面。刘少奇建议山东分局应当作一个工作总结报告，并就报告人选征求大家意见。朱瑞立即表示由他来作。随后，朱瑞代表山东分局按照刘少奇的报告精神，作了《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分局讨论后通过了《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山东各级党组织对此进行了认真地传达贯彻，推动山东工作的转变，对山东军民胜利度过抗战的艰苦阶段起了关键作用。

这个关键作用的表现概括地说，就是接了地气。群众通过减租减息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而衷心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成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互相配合作战的网络。此后山东的工作又进入了上升的阶段。

1942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1943年1月28日，朱瑞、罗荣桓、陈光致电刘少奇，报告山东情况说：“群众动员及民兵起来之后，根据地乃有真实依靠。爱护主力及扶持地方武装观念提高，军队孤立现象逐渐减少，上层感觉过去阻挠群众运动之眼光短浅。”“由于群众工作活跃，党的领导较前实际。”

这时，毛泽东反复考虑山东领导班子的组成，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当时在延安的原山东和115师的干部的意见。2月28日，就115师和山东领导班子的安排，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征求意见。提出：拟以黎玉为第115师及山东军区副政委，罗荣桓以政治委员兼军区司令员及代理师长；黎、罗及朱瑞三人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常委，朱瑞为书记；陈光调延安学习。3月5日，彭德怀、滕代远、罗瑞卿致电毛泽东：“我们完全同意罗为政委兼司令、代师长，黎任副政委，朱、罗、黎暂组分局常委。”“北局已报中央并请以彭真调山东任分局书记。”

此时，罗荣桓已患尿血，逐渐消瘦。3月11日，他致电彭、滕、罗并毛泽东、朱德：“我又生小便流血，经医生诊断，毫无传染症状，化验血液亦看不到毒菌，自后更感不到任何变化。请准我休养半年。”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中央已决定你任山东军区司令兼政委并代师长。陈光回延学习。你的病如果还不是太严重，暂时很难休息。你和分局的意见如何，望告。”

至此，罗荣桓只能抱病受命，挑起山东一元化领导的重担。从此，山东的工作便蒸蒸日上。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同康生、王力谈话，高度评价了罗荣桓。后来王力作了追记。在谈到山东一元化领导时，毛泽东说：“山东只换了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只有山东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江南，都主要依靠山东。”

我们可以从刘少奇到山东的前后特别是山东实现一元化领导前后作一个对比。如前所述，刘少奇到山东以前，1941年日伪军的大“扫荡”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蒙受了重大损失。

刘少奇到山东后，特别是山东实现一元化领导之后的1943年11月，日军第12军司令官喜多诚一中将策划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冬季轮回大“扫荡”。11月9日，1万余名日军突然对鲁中进行“扫荡”。鲁中军区提前获得情报，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罗荣桓看到日军在集中兵力“扫荡”鲁中时，在鲁南、滨海、胶东等区兵力空虚，为配合鲁中反“扫荡”，命令各军区依据具体情况主动向日伪军进攻。在鲁南，长途奔袭，剪灭了投靠日军的惯匪刘黑七。

11月18日，日军的“扫荡”突然转向清河区。入夜，清河区党委和军区机关安全转移。与此同时，罗荣桓命令滨海军区部队打赣榆，迫使伪军李亚藩部1000余人投降。鲁中军区也转入第二次讨伐吴化文，攻克北沂蒙东里店等20余处要点，歼灭伪军800余人。胶东军区在20天内连续拔除日伪据点12个，歼灭日伪军700余人。在各战略区胜利出击的形势下，“扫荡”清河的日伪军于12月13日被迫撤退。

1942年过境山东时的刘少奇

1947年1月，国民党军集中20个旅和9个未整编的师企图南北夹击在临沂地区的华主力。在莱芜李仙洲集团被歼后，又增调兵力，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总兵力达24个整编师、60个旅，共约45万人。孟良崮战役整编74师被歼后，国民党军仍集中进攻沂蒙山区，经南麻、临朐战役，至11月，国民党军占领了沂蒙区所有县城，一直打到烟台、威海。但是，沂蒙区的中共各级党组织、地方部队和民兵仍然存在，华山东兵团一直在包括沂蒙区在内的内线，团结当地人民坚持斗争。到1948年春，华山东兵团即转入反攻。接着，沂蒙人民忍受长期战争的牺牲与损耗，又用小车推出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的胜利。

通过深入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就能释放出人民群众无穷的力量，从而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是刘少奇到山东给后人的启示。我们如果将视扩大到国共两党数十年的斗争胜败，就更能看清其意义。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在欢欣之余都希望和平建设。在这一形势下，毛泽东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达成《双十协定》。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又达成“停战协定”。此后，双方谈谈打打。到6月26日，国民党军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内战。此时蒋介石信心满满，认为凭借其绝对优势地位，在半年之内即可消灭共产党。但是，不到三年，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蒋介石率其残部败退台湾。

共产党胜利、国民党失败何以如此之快？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中共深入农村，动员和组织农民，建立工农武装，开辟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结果是扎根于广大农民之中的中共战胜了头重脚轻的国民党政权。国民党失败的关键就是不接地气，严重脱离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国民党由于其阶级属性，对共产党扎根于农民之中这一套是学不会的。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情况则完全不同，一些干部一时对扎根于农民群众不够重视仅仅是认识问题。刘少奇到山东后，形势得以迅速转变。1942年4月至5月，朱瑞在刘少奇指导下，主持起草了《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等文件。他还到朱樊蹲点，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及时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例如，在东海与临沂交界地区，有一些村庄对公粮采取摊派的办法，群众意见很大，要求合理负担。但一些干部急于求成，提出先搞减租减息，再搞合理负担。有的干部甚至说：“咱们的任务是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是政府的事。”朱瑞发现后明确指出：“群众的要求是合理的。你们又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抗日战争中，部队自筹粮款，走到哪吃到哪，使常驻地区群众负担过重，造成各地负担的不平衡。鉴于以上情况，抗日政权建立后，提出了全面实行合理负担，既保障抗日部队的供应，又使群众的经济收益和生活不会受到影响，因而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由此可见，朱瑞确实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朱瑞可以说达到了这一要求。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