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本来，太平道的教主张角已经智珠在握，因为当时他的大弟子马元义已与宫中大太监中常侍封谞和徐奉等秘密取得联络，欲联合部分宦官和禁军的力量内外同时起义，一举拿下洛阳。不料太平教徒济南人唐周叛变，向东汉政府上书告密，结果马元义在洛阳被捕，车裂而死。太平道潜伏于京师的地下核心组织被彻底粉碎，受牵连的宦官、禁军和洛阳百姓，也被捕杀了一千多人。于是，黄巾被迫提前起义，数十万义军各从冀州、颍川、南阳三个方向对洛阳形成了包围之势。
灵帝算是逃过了一劫。不过，黄巾军浩大的声势仍然让他感到恐惧，灵帝在位至今17年，农民起义一共发生了6次，在东汉中后期诸帝之中并不算多（顺帝13次，桓帝14次），且都发生在远离统治中心的偏远之地，不料如今却一下子爆发了数十万人的全国性大起义！他如梦初醒，立刻召集群臣会议，讨论如何镇压叛乱。
大战在即，武将的地位自然提高了。凉州名将北地太守皇甫嵩率先站了出来，提出“发精兵、诛贪浊、赦党人、选将帅、出中藏钱（皇帝私房钱）”五大建议。中常侍吕强也谏言道：“党锢久积，若与黄巾合谋，悔之无救。”灵帝最害怕的就是党人与黄巾合流（注1），于是赶紧宣布大赦，与党人集团进行和解。至此，实施了数十年的党锢宣告解除，赋闲已久的知名党人们纷纷升官出道，开始帮助帝国镇压起义。如曹操的好朋友袁绍任虎贲中郎将，由原先的五百石县长直升二千石禁军大将，其所执掌一千五百名虎贲郎（即西汉时的期门骑），乃是皇帝的核心禁卫部队，可谓大受重用；另外，还有尚书卢植为北中郎将，何颙任北军中候（掌监北军五校）；王允任豫州刺史；刘表任大将军掾，郑泰任尚书侍郎，荀攸任黄门侍郎。灵帝又让公卿们出马、弩，将门及吏民们出子弟，就连宦官们也纷纷拿出家财以充军费，整个朝廷一片众志成城的模样。
时任议郎的六百石小官曹操一声长叹，自己五年“挑刺”没能“感动”灵帝，天下一乱灵帝就“感动”了。看来重病就得猛药，如果无法遏制乱世，那是否可以利用乱世呢？曹操陷入深思。
三月，汉灵帝将外戚何进由河南尹提拔为大将军，率中央军主力屯驻都亭，整修军械，并在洛阳盆地周边谷口设置八关都尉，以拱卫国都，先立不败之地。
与此同时，灵帝又选出国家最高战力“三大将”来镇压黄巾。这三大将分别是：凉州名将原北地太守皇甫嵩，任左中郎将（后升任左将军）；江东名将原交趾刺史朱隽，任右中郎将（后升任右将军）；冀州大儒原尚书卢植（公孙瓒与刘备之师），任北中郎将（后被前将军董卓代替）。三人各率天下精兵，分兵进剿，各个击破，镇压起义。
趁此大乱，“明战阵之略者”曹操也获得了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火线提干，官升三级，任骑都尉，秩比两千石。率五千羽林骑，往讨豫州颍川之黄巾军。
颍川郡，原韩国故地，与洛阳仅一嵩山之隔，可谓洛阳的南大门。此地人文荟萃（曹操主要谋士皆处于此），经济发达（后曹魏许都所在地），其黄巾势力仅次于其冀州总部；所以朝廷一致认为，必先除去此处黄巾首领波才，以免被张角前后夹击。
于是，三大将中两大将：皇甫嵩与朱隽率军四万进入颍川，曹操的骑兵则是他们的预备队。小小波才竟惹出如此阵仗。真是杀鸡用牛刀。于是朱隽第一个坐不住了，为争头功，竟独自领兵攻打波才。
朱隽犯了一个错误，轻敌。作为一个曾率五千家丁深入蛮荒迫降交趾数万叛军、战功赫赫的名将，他还真没把波才放在眼里，这一仗是必赢的。
结果朱隽输了，输得一败涂地，溃军一泄千里。波才乘胜追击，官军损失惨重。皇甫嵩见状，忙丢下慢腾腾的步兵，只率数千凉州骑兵，急行至长社县（今河南长葛东）驻守，堪堪挡住了黄巾军的追击路线。波才便将长社城团团围住，不住攻打。
趁着皇甫嵩争取来的宝贵时间，曹操的五千预备队也赶来帮忙了，朱隽大喜，便与曹操合兵一处，想要回兵反扑，曹操却道莫急莫急。
曹操给朱隽分析：黄巾贼众近十万，又挟新胜之威；将军新败，士气未复，不可轻与之战；如今长社虽然兵少，然城小而坚，正好挫贼锐气。我等不如养精蓄威，伺隙而动。皇甫公百战名将，其所率凉州军亦天下名骑，定能给予我等惊喜。
朱隽且信且疑，反正收集溃军还需要点时间，那就先等着吧，事情一不对马上出兵。
另外一边，不出所料，皇甫嵩已找到了敌人的致命弱点。
皇甫嵩表示：“兵有奇变，不在众寡。今天时燥旱，贼依草结营，易为风火。若因夜纵烧，必大惊乱。吾出兵击之，四面俱合，田单之功可成也。”
可怜黄巾军，毕竟没有军事经验，又文化少没读过兵书，大夏天的竟然在荒草之间结营。
与名将比拼却犯低级错误，找死。
一夜，长社县忽起大风。曹操忙招呼朱隽：末将如果没猜错的话，咱们可以出兵了！
果然，英雄所见略同。眼见狂风大作，皇甫嵩忙令军士们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草束与火种登上城墙，又命数百精兵趁着夜色偷过包围圈来到黄巾营后，一把大火烧将起来。城头看到火起，也同时点燃火把往下扔，风助火势，一时敌营有如火海，皇甫嵩趁势率军鼓噪而出，黄巾军没有防备，顿时大乱惊走，正好撞到曹操、朱隽挥军杀至。于是三军联合对黄巾围追堵截，几天下来共斩首数万级，波才带着残兵败将逃奔阳翟（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州），不久为被皇甫军扫灭。
至此，曹操第一次军事行动完美收官，理论联系实践成功，他对自己的表现表示满意。战后灵帝论功行赏：皇甫嵩封都乡侯，朱隽封西乡侯，曹操从旁协助有功，官升一级，拜为济南相，秩两千石，即刻前往济南上任。而十常侍们虽然没有上战场，这次竟也莫名其妙封了侯，大概是在皇帝身边加油打气的功劳吧。
随后，朱隽又移兵赶往南阳，历时数月，三次攻破宛城，连杀黄巾军首领张曼成、赵弘、韩忠、孙夏等人，并斩杀黄巾军数万人。
与此同时，黄巾军的河北总部也被皇甫嵩攻灭，广宗一役，起义军被杀三余万人，被驱赴河死者五万余人，曲阳一役，起义军又被屠杀十余万人，皇甫嵩将这些尸体“筑京观于城南”，以纪念他屠杀黄巾的“丰功伟业”，就连已死的张角都被他剖棺戮尸，传首京师。汉政府趁这个胜利的军事形势，放手屠杀，史称“州郡所诛，一郡数千人”。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又杀了几十万人（注2）。结果，这样一场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不到一年就被扑灭了。
黄巾起义，可以说是中国农民起义中水平最差的一支了，虽然数十万人同时发动，初起之声势远超历代，可惜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几乎就是给曹操刘备孙坚董卓等汉末群雄练级用的。换句话说，这次大起义不仅没有建立新秩序，甚至没有打碎旧秩序，只是拉开了世界纷乱的序幕。仅此而已。
不过，以太平道为主的黄巾军虽然覆灭，但战乱后失去土地的农民更多了，他们被抛掷出农村，到处流亡。流民的问题构成东汉末年最大的社会危机，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民起义还会继续发生。事实上，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起义军死灰复燃，他们仍然信奉道教，头绑黄巾，也仍称自己为“黄巾军”，而一次次的反抗着汉朝的统治，同时也一次次的被豪强军阀屠杀。如袁绍讨黑山于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其众万余级。又击刘石、青牛角等，复斩数万级，皆屠其屯垒。公孙瓒更狠，他逆击青、徐黄巾军于东光南，斩首三万余。黄巾奔走渡河，公孙瓒半济而击之，又杀黄巾数万，流血丹水。前前后后加起来，黄巾义军恐怕已被屠杀过百万，这可真是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场流民大起义。
扯远了，我们回过头来说曹操。如前所述，曹操升官了，他已达成了自己年少时定下的第一个小目标，成为了相当于郡守的济南国相。那么就借这个更大的舞台再耍一次牛逼吧！
济南国（治东平陵县，今山东章丘），青州首郡，乃济南王刘康的封地，虽然只辖十余县，贪赃枉法的官员却多如牛毛。另外，这些贪官还与地方豪强相勾结，利用当地盛行的西汉城阳景王刘章（注3）的信仰，敛财摊派，大搞民间祭祀，每次祭祀，都有巫祝降神，美酒媚神，肥猪肥牛飨神，并且有乐队迎神送神。至于百姓，虽被各种祭祀的摊派折腾的日益贫穷（民坐贫穷），但也只有捧着一颗痛苦的心，俯伏在神祠前，申诉他们委屈和愿望。
其实汉朝政府，一向反对淫祀，坚持宗教的规范与神权的统一。例如，西汉成帝时曾采纳匡衡的建议，立南北郊，“罢诸淫祀”。平帝元始元年（1年），王莽专政，又下诏“班教化，禁淫祀，放郑声”。东汉邓太后时，“诏有司罢诸祠官不合典礼者”，亦有打击淫祀之举。东汉官员如第五伦、宋均等人，在地方为官时，也都曾为打击淫祀进行过努力。
然而，济南的贪官豪强却并不拿这国家法度当回事儿，依然嚣张如故，而历任国相也都拿他们没办法，因为他们上头有人，而且后台很硬。
实话说了吧，他们都是宦官集团的子弟或走狗，有诸常侍撑腰，谁敢动他们。
曹大胆敢！大权在握，不做出点大事儿来怎么对得起这官印！所以上任伊始，他就搞了个“反腐大清查”行动，结果一查下来不得了，济南国总共才十几个县官，问题严重的就有八个，曹操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八个县官一股脑全给免了；并痛下决心，将祭祀城阳景王的六百多座淫祠（基本每个乡都有一座）全部禁毁，于是济南之天空，残秽顿去，晴碧如洗，政教大行，郡界肃然。总之，曹操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是长居中央的袁绍和只知坐谈的党人们所难以比拟的（注4），这也是后来袁曹争霸曹操得以胜利的一个最大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曹操曾任职的顿丘县属于兖州东郡，任职的济南国属于青州，而曹操后来崛起的基本盘正是靠兖州吏民与青州黄巾，可见其每任一官便为自己在当地百姓中争取到了不少威望。相较于曹操，袁绍则一直在士族圈子里打转，所以虽然势倾天下，但难免有些不接地气。
曹操的禁绝淫祠行动，让靠此向百姓敛财的神棍、商人们怨声载道，更让借此收贿的济南大小官员们集体傻眼，心说你曹操这哪里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简直是新官上任三炸弹嘛！得，这济南的官儿是没法当了，咱去别的郡，反正咱上头有人，去哪儿做官不赚钱。
一个官倒了，会从另外一个地方爬起来，这或许就是中国特色。
曹操感觉很悲哀，真的很悲哀。
他好不容易整顿了济南官场又有什么用？奸宄们窜入他郡一样横行，反而变本加厉。还有，曹操禁绝了那些铺张浪费的淫祀，本意也是为了百姓好，没想到某些迷信愚昧的百姓竟不领情，天天跑来郡府闹事，搞得曹操焦头烂额。而且随着曹操在地方上当官日久，他就越来越认识到这个国家的痼疾，是政府荒废庶政，豪族作威作福，百姓穷困离散，以至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到处都充斥着一种末世的阴暗气息。
没有用，再怎样都没用，一种无力感，让曹操对这个国家感到绝望。
注1：据《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上说：“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显然黄巾不仅与宦官勾结，也与一些不满朝廷的党人士族有所串联，否则黄巾不可能在阶级矛盾相当激化的东汉末年，顺利坐大至此。
注2：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页。
注3：刘章，西汉初年扑灭吕氏的功臣，因功高不赏、英年早亡而被齐地百姓尊为神灵。东汉末年，城阳景王祠的祭祀在齐地愈演愈烈，据时任泰山郡守的应劭《风俗通义》记载，这些祭祀“驾乘烹杀，倡优男女杂错”，是民间的盛大典礼。这些地方性祭祀其实早在桓帝时就曾被禁止，但似乎从未被好好实行，足见当时中央权威之弱。
注4：正如《后汉书·郑孔荀列传》之郑泰所言：“袁本初（袁绍）公卿子弟，生处京师。张孟卓（张邈）东平长者，坐不窥堂。孔公绪（孔伷）清谈高论，嘘枯吹生。”
